儒學是中國古代社會裏主流的意識形態，君權是中國古代社會首要的支配權力，本文旨在通過對先秦儒學與君權互動關係的探討，揭示儒學與君權結姻的曆史淵源。
王權是古代社會最高的統治權。據學者考證甲骨文中的“王”字像刃部向下的斧鉞形，斧鉞既是生產工具，又是武器，是王權的象征，持有斧鉞即擁有殺伐之權。夏代的最高統治者稱“王”，也稱“後”。商代的最高統治者稱“王”，也稱“帝”。西周到春秋時期，國家的最高君主仍稱王，又稱“天子”、“天王”。春秋時期周天子的地位下降，但當時除吳、越等周邊諸侯稱王外，中原諸侯仍然隻是稱君。戰國時期，周天子的地位完全喪失，諸侯稱王也稱君。先秦時期，君，起初並不單指諸侯國君，《儀禮?喪服》雲“君，謂有地者也”，天子、諸侯、大夫等凡有地者皆可稱君。在西周權力等級體係中，周天子稱王，諸侯稱君。為了表述的方便，在本文中儒家的王權與儒家的君權的提法是一致的，都是指最高統治者的統治權。
儒家的王權思想有其獨特的含義，董仲舒對此曾經有一個很好的注解。董仲舒雲：“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鉉周遍；德不能匡鉉周遍，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在這裏，董仲舒一方麵突出了王權的至高無上性，另一方麵又突出了儒家思想中王權與“德”密切結合的特征。
在中國古代社會裏，帝王以儒學統一人們的思想、規範人們的行為。儒家思想的內容豐富多彩，涵蓋了政治、經濟、倫理、教育等多方麵，君權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中很重要的方麵。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諸方麵，處處都留有儒家文化的烙印。研究儒家君權思想的演變對於全麵認識和理解儒家文化、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深入認識中國古代社會等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
分析儒家君權思想的研究現狀，我們發現學界的成果主要是對一些具體問題的比較零散的認識。如一些學者從君民關係的角度來評價儒家君權思想，認識到在儒家思想中隻有真正的君權而沒有民權，看到儒家雖然大講重民、愛民，而其種種關於民的思想都隻不過是維護王權統治的手段。如劉澤華先生就認為，儒家思想中民“並不是目的，一般地說，它隻是一種手段，君主是民的主人，君主是目的”。又如一些學者談到了對儒家君權思想實質的認識。俞榮根先生分析了儒家思想中君主與法律之間的關係之後，指出“儒家大一統君主主義同一切君主主義理論一樣，都通向人治主義，而不是法治主義……儒家並沒有找到克服君主濫用權力和由尊君而帶來的權力腐敗的正確途徑，其大一統的君主主義與法家的絕對君主專製之間，說到底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沒有質的區別”。以上這些問題涉及了儒家王權思想中君權和民權的關係、君權的實質等方麵。學界的這些認識無疑為我們進一步深刻認識儒家君權思想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學界對儒家王權思想缺乏整體研究，隻是在研究儒家思想的其他方麵時涉及君權思想，對儒家君權思想的研究依附於其他問題的研究，缺乏獨立的專門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學界對儒家君權思想內容本身的研究很不夠，但是對儒家君權思想實質是民主還是專製，儒家君權思想與中國古代君主專製之間的關係是什麼的討論卻相當熱烈。在這個問題上學術界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儒學內含著專製主義的因素，儒學是君主專製製度之源。20世紀初，隨著人們對近代中國落後原因的思考，儒家文化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反思對象。當時一些革命者、思想家明確指出，孔子思想中有許多可為獨夫民賊所利用的東西，實為中國文化專製主義的土壤。“五四”時期陳獨秀、李大釗、吳虞等人直接把儒家思想與專製主義聯係在一起。陳獨秀針對三綱五常出於緯書，是由於宋儒的提倡，遂釀成君權萬能之弊端，而原始儒家並非如此的說法，提出別尊卑、明貴賤是儒家的一貫思想，也就是說孔教與帝製有直接的關係。李大釗指出：“孔子生於專製之社會，專製之時代，自不能不就當時之政治製度立說，故其說足以代表專製社會之道德。”
另一種相反的意見則認為儒學包含有民主內容，或者儒學中蘊含著民主的種子。這種看法以新儒家早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賀麟、熊十力、牟宗三、張君勱、唐君毅等為典型代表。如賀麟就明確地說儒家傳統本來就有民主精神，“天視民視”、“天聽民聽”以及“民貴君輕”等就是儒家的民主思想。20世紀80年代，李澤厚發表了《孔子再評價》一文，把孔子本人的思想和曆史上董仲舒的孔子、朱熹的孔子、康有為的孔子分開，認為從孔子本人的“禮”、“仁”來看，“孔子維護周禮，是保守、落後以至反動的，但他反對殘酷的剝削壓榨，要求保持、恢複並突出地強調相對溫和的遠古氏族統治體製，又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仁學’思想在外在方麵突出了原始氏族體製中所具有的民主性和人道主義”。而曆代君主所雕塑之孔子是“君主專製主義、禁欲主義、等級主義的孔子，是封建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人格化的總符號，它當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對象”。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儒家思想中既有民主的一麵，也含有專製的因素，所以儒家思想與君主專製之間存在著兩種關係：一種是共生的互動關係，另一種是相互對立的矛盾關係。
另外，從儒家代表人物的君權思想研究看，學者對孔子、孟子、荀子等這些早期儒家代表人物的君權思想的認識隨著時代的發展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以孔子思想研究為例。近代，伴隨對中國君主專製之文化根源的追尋，作為君主專製之意識形態的儒學成為人們反思的一個重點。作為儒學宗師的孔子更是首當其衝，成為人們研究的主要對象。易白沙、吳虞、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差不多都認為孔子的君權思想是中國兩千年專製製度之源，如易白沙就認為：“孔子尊君權漫無限製，易演成獨夫專製之弊。”20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們主要依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來評價孔子及其學說。如任繼愈在他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中則提出，孔子是“維護奴隸製度的思想家。他代表沒落奴隸主階級對抗新興封建勢力，是保守派。孔子在哲學上要保持已經動搖了的上帝的神權，和他在政治上力圖維持已經崩壞了的奴隸製（周禮）王權立場是一致的”。20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學界對孔子王權思想的評價則比較客觀，如有的學者認為“孔子主尊君，但不主獨裁”，有的學者認為：“孔子是王權主義者，他的基本政治觀點是主張下級統治者服從上級統治者，各級統治者服從周王，權力集中於上，但是他的集權思想隻是利用封建領主總頭目周天子的政治軀殼，而注進了春秋後期集權精神的新血液。”從儒學是君主專製製度的文化之源角度出發，人們普遍認為儒家是主張君主專製的。這種對儒家文化的反思浪潮是伴隨著中國近代革命發生和進行的，因而具有很強的為現實革命服務的功利性，因此在對問題的看法上就難免失之客觀。時間到了20世紀80年代，人們對儒家王權思想的評價口氣上有所緩和。張岱年先生在1981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論》中指出，孔子“尊君而不主獨裁”，並加以詳細論證。而有的學者隻是指出“孔子是把師權與君權分開來的第一人”，有的學者認為“孔子主張王權，開中央集權製之先河”。但是並未見詳細論述。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時期人們開始重視孔子王權思想中的民主、人道主義的一麵。總之，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對儒家王權思想的認識在不斷地深入，但是人們對儒家的王權思想，儒家代表人物的王權思想究竟是什麼還沒有一個完整、係統的認識。
對同一個思想家的認識由於人們的出發點不同差異性也很大。這方麵學術界對孟子君權思想的評價尤其具有典型意義。對孟子君權思想的評價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三類觀點：
1.積極性的評價。有人認為孟子民貴君輕的王權思想，“從一個側麵反映了解放奴隸製束縛下的生產力的曆史要求……是對殷周奴隸社會長期形成的君權神授思想的公然反叛，它打擊了國君的絕對權威，強調了人民的重要，在君權至上的時代裏，這是具有啟蒙意義的革新思想”。還有人認為“像（孟子）這樣富於人民性的思想在先秦諸子中是不多見的，也是具有進步意義的”。甚至有的研究者指出：孟子有“樸素的民權觀”，其中已經蘊含了近現代民主的原初觀念形態。“以孟子為代表的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最具進步性的永恒的思想主題，它是以人民為國家政治本體的一種思想體係”。
2.消極性的評價。有的學者認為“孟子向統治者提出民貴君輕等等表麵似乎很進步的主張，其實隻是拿被統治者的力量和聲勢去嚇唬統治者，迫使統治者向被統治者讓步，以接受他的恢複井田、正經界的主張，把奴隸社會緊張的階級對立關係維持在比較緩和的基礎上”。有的學者認為“孟子的限製君權尊重民意的主張，都是對我國上古的原始遺存的繼承，屬於前文明時代的傳統”，因此認為不能把孟子的王權思想提得過高。
3.折衷主義的評價。有的學者認為“曆來評價孟子‘民貴’思想的人，多半傾向誇大其‘民主’的一麵，很少考慮它的折衷主義的一麵”，認為孟子“在爭取調整君臣關係的同時，附帶吹噓一下改善君民關係的必要性，折衷主義地提出‘民貴’、‘君輕’的口號，作為自己政治上的擋箭牌”。當然除了上述的有關認識之外，有的學者也能夠從辯證的角度來看待孟子的君權思想，如有的研究者就提出，孟子的民本思想中有民權論的成分，但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政治主體是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