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奈斯比特在《2000年大趨勢）中對文明發展的分析和期待。這種樂觀主義的信心歸根結底屬於一個曆史悠久的理性主義傳統，即相信對自然、社會規律的理性認識是把握世界秩序、並進而控製、駕馭世界的根本可能和途徑。有了這種可能和途徑，人類就沒有理由對自己的發展前景悲觀。這正是法國人類學家列維一布留爾所說的那種由智慧產生的安全感：
這種智慧的安全感是如此深地紮根於我們之中，以致我們從來也看不到它怎麼可能被動搖。即使我們假設我們可能觀察到某種看上去十分神秘的現象，我們也還是繼續相信我們的無知隻不過是暫時的，這現象肯定服從因果關係的總規律，這現象發生的原因遲早會被確定。我們周圍的自然界是有序的和有理性的，恰如人類的思維一樣。我們每天的活動便隱含著對自然規律普適性的完全信賴。
這段話在“耗散結構論”學者普裏戈金的一本書《從混沌到有序》中被引用。他之所以要引用這話的意義是要說明，被理性主義者和一般常識視為理所當然可以信賴的東西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不過是人類思維的一種習慣形成的安全感而已，而且他認為這種對於自然界“理性”的信賴感現在已經被粉碎了。他認為“我們的自然觀正在經曆著根本性的變化，向著多重性、暫時性和複雜性的變化”。按照普裏戈金的觀點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看法：這種未來學的樂觀主義盡管看上去遠比未來主義的狂熱激情要理性、科學得多，但這種理性主義態度和科學性並不能保證它的樂觀主義是一種真正靠得住的認識。
未來學的理性樂觀主義隨著20世紀中期以來的計算機技術發展而發展，至今在一般大眾和科技人員的信念中具有了幾乎是不可動搖的地位，已經成了一種技術崇拜，或者更精確地說，是對新的科技進步的最新階段——計算機與信息技術的崇拜。這種崇拜的一個新的高峰由一位傳奇式的人物、計算機軟件與互聯網專家尼葛洛龐帝在製造數字神話的那本暢銷書《數字化生存》中達到了。這本書有一個聽上去頗富哲理色彩的標題，但內容卻是與作者所從事的信息工作一樣簡單明了：書中以具體的數字和例證向我們描繪出了近年來信息技術發展的勢頭和它的不可估量的前景——作者通過“原子”（即物質世界）和“比特”（即信息世界）之間的關係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人們的生活正在變得越來越處在信息關係中而不是物質關係中。數字化的趨勢改變著物質生產技術、產業結構、交換關係、社會交往與娛樂方式，甚至可能正在影響著現存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上層建築形態，最終影響到當代人的整個生存方式。這就是這本淺顯易懂的書中所包含的深刻哲理。
“數字化生存”這話聽上去有點危言聳聽，但其實不過是傳統的理性主義思潮發展的一個最新階段。傳統理性、科學的核心形態就是數學，因為正是在抽象的數字運算中排除了一切非理性的偶然，使一切都變得有條有理了。曆史上最偉大的理性主義哲學家笛卡兒、萊布尼茲都是數學家，這決非偶然。據羅素說，萊布尼茲畢生希望發現一種被稱為“萬能算學”的東西，“有了這種東西，我們對形而上學和道德問題就能夠幾乎像在幾何學和數學分析中一樣進行推論”，“萬一發生爭執，正好像兩個會計員之間無須乎有辯論，兩個哲學家也不需要辯論。因為他們隻要拿起石筆，在石板前坐下來，彼此說一聲（假如願意，有朋友作證）：我們來算算，也就行了。”在羅素和大多數人看來，這不過是個妄想。當然，時至今日我們也找不到一種可以解決形而上學爭執的方程，但隻要讀讀尼葛洛龐帝的書就會明白，今天的世界離萊布尼茲所想像的“萬能算學”解決一切問題的時代的確相距不遠。無論是否有尼葛洛龐帝這本書，生活在今天這樣一個到處是計算機控製的世界中的人們對科技、尤其是對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發展的巨大可能性是深信不疑了。《數字化生存》一書中譯本的“譯者前言”中有一段話，是譯者想表明自己對這個問題有獨立的看法因而特意所作的說明：“我們……並不是想證明我們是堅定的技術信仰者。信息技術，不管其今天的成就有多麼巨大，不管人們對之有多麼驚奇，仍然遠遠落後於人腦的潛力。有研究表明，一個正常的人類大腦，其神經元之間的聯係有1015條，這比過去10年中，所有美國人打的電話還多。人腦的可能性，至少目前為止，還遠勝於電腦的可能性。”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說起來是在表明電腦信息處理技術不是萬能的，但實際上卻仍然是在肯定信息處理技術的無所不能：雖然目前電腦的處理能力還達不到人腦的水平，但譯者所說的人腦和電腦的區別，充其量隻不過是信息處理量的差別，那麼當然可以想像，如果有朝一日電腦達到了人腦的處理速度，自然也就可以代替人腦了。無論是否是受到尼葛洛龐帝的影響，人們總歸是相信這個世界上的一切看起來千變萬化的事物都已經可以或即將可以被處理成數字運算並用電腦來處理：工業生產、農業勞動、商業活動、戰爭、娛樂等等各種活動都可以數字化，聲音、圖象等各種感知覺方式也都可以轉換成數字信息。對於一般人來說，生活中如果還有什麼模糊不清難以解釋、難以處理的東西——比方說預測地震或治療愛滋病什麼的，那也隻是個有待獲得足夠的信息量來加以數字化處理的問題。人們幾乎不能設想，假如有了足夠的信息量和信息處理速度，還會有什麼問題不能解決？數字化生存對當今的大眾而言如果還沒有完全成為現實，那也隻是個發展程度的限製而已。
但這種作為最新時尚的數字化生存意識所帶來的理性樂觀主義信念是否真的可靠呢？關於這一點其實即使是尼葛洛龐帝本人也不是十分肯定。他在《數字化生存》一書的前言中講到了所謂“出書的悖論”，就是說既然已經到了數字化的“比特”時代，他本人為什麼還要用所謂“原子”的方式——出書，來傳播他的觀點呢？他解釋自己這樣做是因為三個原因。第一個和第二個原因都可以理解為數字化發展的程度還不夠，在信息傳播者和接受者方麵都還存在著某些困難。但第三個原因就值得玩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