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今天的上海城市文化卻變了。盡管上海又重新成為一個商業城市、成為一個開放的文化中心，但與過去相比，明顯地少了傳統的個性。沒有真正有教養的趣味雅致的文化階層的引領，小市民們沒有了文化範導，隻知追逐時尚，而失去了這個城市傳統的自信和個性；由於商人們缺少了對自身形象的理解和對整個城市文化的責任感，商業便不可能起到支撐文化發展的作用，相反卻通過時尚的商業效益把文化變成了營銷活動的手段。小說中敘述人所感興趣的“老克臘”們的懷舊意識，正是對當今城市文化匱乏的一種反撥意圖。
實際上當代的上海城市文化和上海人遠不是像小說中敘述人批評的那麼貧乏。就在整個社會都變得淺薄浮躁的時候，上海人中會仍然存在著像王琦瑤這樣沉湎於昔日情調的遺老，並且還會又滋生出新一代的“老克臘”，這說明上海人的心靈深處還保留著曾經是這個城市特色和光彩的文化需要。小說中敘述人在許多地方心細如發地剔出當今上海城市社會中市民們在平庸狀態下埋藏著的一點這個城市特有的個性和文化底蘊：
一九六〇年的春天是個人人談吃的春天。夾竹桃的氣味，都是絞人饑腸。地板下的鼠類，在夜間繁忙地遷徙，麻雀則像候鳥似的南北大飛行，為了找一口吃食。在這城市裏，要說“饑饉”二字是談不上的，而是食欲旺盛。許多體麵人物在西餐館排著隊，一輪接一輪地等待上座。不知有多少牛菲利，洋蔥豬排，和匿塌魚倒進了饕餮之口，奶油蛋糕的香味幾乎能殺人，至少是叫人喪失道德。搶劫的事件接連發生，事件也不是大事件，搶的都是孩子手中的點心……
這樣一幅饑民圖在那個令中國人難以忘卻的年代應當說是司空見慣的，但在那樣困難的情況下人們卻更加向往西餐館那種高雅而並不實惠的飲食環境，這種近乎滑稽的情境恐怕隻能屬於上海人了。對於上海人來說，饑餓不僅是生存的危機，同時（甚至可能更重要）也是生活方式的危機。在應對這種非常情境時，上海人的反應的確有點滑稽——食品短缺不是使人們變得實際一些、克製一些；而是相反，使人們更急切地尋求那種優雅的奢侈。
這段描寫使我想起早年了解的一些有關上海人的瑣事。那是在70年代，甘肅天水有幾家國家大型企業，裏麵招收了許多從插隊知青中抽調上來的上海青年。這些上海人中有不少人有喝咖啡的習慣，因而遭到了當地工人的嗤笑：工廠的夥食一年到頭是清湯寡水，難得見到一點葷腥，還要硬充洋派頭喝什麼咖啡，豈不是要把腸子都給涮幹淨了！這正是典型的上海人的特點：對於他們來說，生活方式、情調決不比物質意義上的生存問題次要一些。在事關生存與否的緊要關頭，上海人的這種反應讓人覺得未免輕重倒置得有點可笑。但這種滑稽可笑的生活態度畢竟屬於一種有特色、有情趣的城市文化。如果情形不是那麼嚴重，上海人的這種生活態度就顯得更有光彩了：
在那個嚴重匱乏生活情趣的年頭裏，她們隻須小小一點材料，便可使之煥發出光彩。她們一點不比那些反潮流的英雄們差勁，並且她們還是說的少，做的多，身體力行，傳播著實事求是的人生意義和熱情。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上半葉，你到淮海路來走一遭，便能感受到在那虛偽空洞的政治生活底下的一顆活潑跳躍的心。當然，你要細心地看，看那平直頭發的一點彎曲的發梢，那藍布衫裏的一角襯衣領子，還有圍巾的係法，鞋帶上的小花頭，那真是妙不可言，用心之苦令人大受感動。
實際上在那一段時間，上海人的確是在似乎為意識形態所忽略的趣味角落裏暗暗扮演了一種引導中國城市社會生活趣味的角色。許多中小城市的市民都以“上海人時興什麼”為時尚指南，以去一趟上海、買一兩件上海商品為時髦。上海的這種地位不僅僅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商業大都市，更重要的是它在那個商業凋敝、抹殺個人生活趣味的時代居然反其道而行之，以一種自發的、無意為之的態度反抗意識形態對個人趣味的扼殺，從而成為其他城市市民向往的榜樣。
上海人是一種比較有特色的社會性格，因此其他城市的人們普遍對上海人的形象有印象，常常形成一種固定的關於上海人的概念，如精明、小氣、愛麵子、好飲饌、自命不凡等等。這些看法多有道理，但一般說來人們很少注意到上海這個城市和上海人作為一種都市文化的深刻內涵。《長恨歌》在把上海的曆史與當代拉到一起進行對比的時候，揭示出了這個城市和城市市民的文化根基，從而向人們展示了一種與一般人的成見有所不同、比一般人所知道的更豐富深刻的上海和上海人形象。這種上海人形象的意義不僅在於顯現了一個城市的文化，而且在於這是當代城市文化形象的一個典型。如果一個城市不想在當今高度時尚化了的社會生活方式中失去自己的特點和地位，就必須確立自己的文化根基和文化形象，必須使自己的市民在趣味和生活方式上認同、輻輳於一個有文化底蘊和社會影響力的精英階層。《長恨歌》在表現舊上海文化和新上海的差異、衝突時，正是向人們呈現出一個商業化的大都市可能有的文化品位。
§§第七章 現代都市文明的自我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