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的一般音樂愛好者來說，這些小“聽眾”是再熟悉不過了。他們是當代中國城市音樂文化的一道特殊的風景線——千千萬萬在家庭教師的琴課、每天堅持不輟的練琴、家長的申斥和一年一度的考級中輾轉掙紮的“琴童”們。他們當中不足萬分之一的佼佼者在成功之後，麵對著記者或主持人的麥克風和攝像機鏡頭時總是會說起自己是怎樣愛上甚至迷上音樂的。但就其他那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琴童而言，情況就不那麼浪漫或富於傳奇色彩了。他們大多數是被家長逼上琴凳的，在家庭教師貌似耐心而實際上極不耐煩的指點糾正下，在家長聲色俱厲而又不得要領的訶責聲中，垂頭喪氣地把巴赫、莫紮特、貝多芬、柴科夫斯基等一位又一位世界級大師和他們的一部又一部不朽之作送進折磨耳朵和神經的煉獄。在家長看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們最熟悉的關於音樂的事不是貝多芬的無望的愛情或舒伯特的潦倒不遇那樣浪漫傷感的故事，而是貝多芬的父親和作家傅雷如何“棒打出天才”的可怕傳說。在許多音樂會上，那些小“聽眾”都是在兩位家長簇擁或挾持下走進演出聖殿的。
家長們為什麼要這樣做？過去有一種非常功利的解釋，就是要孩子通過學會的樂器演奏這樣一門“手藝”來設法在社會上混碗飯吃——高可以到國外拿大獎光宗耀祖，低也能在一家藝術團體濫竽充數，最低還可以當當家庭教師去賺別人家的孩子。後來持這種功利想法的家長逐漸少了，雖然在某些城市裏，人們還指望靠音樂考級的成績來為孩子升學助一把力，但從實際可能產生的效果和人們的期望值來看，這畢竟不能算是什麼特別重要的用途了。盡管學琴、考級在實用意義上的重要性在下降，城市中擁有鋼琴和培養琴童的家庭數量卻仍在大幅度增加。可以想像，一度“滑坡”了的高雅藝術活動對於當今的城市市民來說的確又有了新的意義。在如今那些琴童的家長中，據說有的逼孩子學琴是為了圓自己沒有機會實現的進入藝術聖殿的夢想，有的則簡單地就是為了使孩子培養一點藝術素質或情趣。這表明，在一個正在變得越來越商業化的社會中，人們又重新尋找著某種提升自己的精神和情趣的活動方式。也就是說，在祛除了聖物之後，城市又在尋找新的聖物來滿足自己崇拜神聖的需要。
薩蒂在試圖打破音樂會的儀式性時之所以遇到了麻煩，恐怕是因為他對現代人的藝術需要多多少少有些誤解。在一個平民化、商業化了的城市文化環境中，人們對藝術的需要的確不再像傳統的等級社會中那樣了。就市民的生活方式與藝術素養而言，要說他們需要的是牆紙式的藝術似乎也不為過。然而市民所需要的又不僅僅是牆紙。市民社會的藝術背景似乎決定了“費力聽的音樂”或其他藝術從理解意義的角度來說是可疑的。但這並不妨礙這種藝術活動從形式上來說是有意義的。對於許多市民來說，作為聖物崇拜的高雅藝術首先是、甚至可能僅僅是儀式性的活動形式而已。
《聖經》上說，先知摩西率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後，他上西奈山去見上帝接受誡命。但當他下山回到以色列人那裏時，卻發現他們造了一隻金牛犢當作崇拜的對象，圍著它又唱又跳。據說摩西見此情境勃然大怒，把兩塊鐫刻著誡命的石版摔得粉碎雲雲。在這個故事中，以色列的先哲向後人揭示出，對神聖事物的崇拜並不一定是出於對聖物本身的需要，而是出於對崇拜的需要。在荒原中徘徊的以色列人需要崇拜活動，是為了尋求得到庇護的感覺。而當代的城市人也同樣需要崇拜。人們在重新建造聖殿以滿足崇拜聖物的需要。與過去不同的是，當今的城市市民對高雅藝術活動所持的那種崇拜態度不再像過去那樣帶著幾分真正的敬畏，而是多多少少有幾分像西奈山下的以色列人那樣，隻是自己為自己製作一個偶像來滿足崇拜的需要而已。在北京太廟隆重地演出《圖蘭朵》無疑是一場嚴肅的儀式性活動，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神聖崇拜。對一個中國觀眾來說，僅憑1，500美元一張的票價便可證明其隆重的程度。然而前去觀看演出盛況的人“很多穿著休閑服、運動服、乃至超短牛仔褲。也有盛裝著晚禮服的，或者不知看偉大歌劇的穿什麼才好幹脆穿著婚紗那樣的長裙把臉和脖子刷個煞白的……”這種隨便的著裝意味著觀眾對此種儀式性神聖性活動的參與從根本上來說缺乏一種傳統意義上的神聖感。那麼人們為什麼還要花費上千美元、穿過那千年古柏的“時間隧道”去那個曾經是君王朝聖之地的太廟進行新的偶像崇拜儀式呢？
實際上這些穿著休閑服或牛仔褲的觀眾與挾持著小“聽眾”的家長們所參與的崇拜儀式已不再是原先那種向文化精英歸趨的聖物崇拜儀式了。當今的市民之所以要進入藝術活動的聖殿朝聖，並非出於對高雅藝術的臣服和敬意，而是出於自己文化消費的需要——按照馬斯洛的心理層級理論，人的需要總歸是要一層層上升發展的。當80年代的實利主義精神走過了頭之後，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對更高層次文化生活的需要。對於一個生活在毫無經典藝術教育基礎的文化環境中的城市市民來說，趨近藝術聖殿的最簡便有效的方式隻能是藝術活動的儀式性行為本身。通過這樣一種行為的參與，一個意識到自己文化層次低微的市民便獲得了一次提升自己形象感覺的機會。這也是城市文化消費活動的一種形式，不過是比一般的大眾文化消費活動層次更高一些的活動。也就是說，作為聖物崇拜的儀式性正在變成消費活動的儀式性。在城市藝術文化生活中，“聖物”與玩物這兩極似乎正在走向融合。
§§第四章 都市中的價值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