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直觀形象上看，每座城市固然各有不同，但也通常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特征：一座傳統的城市通常是以巍峨高聳的城牆和門樓包裹起來的嚴密整齊的匣子，它所聚集起來的文化，都包藏在這個匣子當中；而一座標準的近現代城市則是林立的高樓大廈圍聚成的混凝土森林，這片森林就像童話中魔王的迷宮一樣吸引、吞噬著一個個好奇地走近它的孩子。那麼，一座典型的當代大城市是什麼樣的呢？摩天大廈更多了，但是卻散落成一處處群落；古城牆也會保存著，但可能被刷新、仿製成了不古不今的模樣；城市的平麵結構被設計得更複雜、更嚴密了，但卻也更開放、更漫無邊際了；活動在市中心的可能是外來的旅客、民工甚或乞丐，而居住、工作在遠郊的，或許才是城市文化、城市發展命運的真正主宰者……它非物質化了，也就是說不再有明確的直觀形象了。
城市一方麵在聚集文化成果，而另一方麵則在向外擴張著它的影響力。然而過度的擴張作用使得城市在向外擴張影響時也受到外力的反作用。就是說城市在發展中吸收外部的影響並改變著自身的文化特質和形象。從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看，這是很自然的現象。但對於一個過分發展、過分擴張了的當代大都會來說，問題和困難就會變得複雜起來。
有一年，以色列著名小提琴家波爾曼到中國來舉辦音樂會。在北京演出時，一些聽眾由於不懂音樂會的規矩而在兩個樂章之間演奏停頓的時候鼓起掌來。這件事後來成了上海人津津樂道的一個笑柄，因為上海人覺得足以自豪的是他們沒有犯這種傻，這就可能意味著上海是一個比北京文明程度更高、更世界化的城市。上海人的這種自豪感是與上海這座城市的整體形象分不開的。一個高度發展的現代大都會理應意味著更高的文明水準、更優雅的生活方式，這正是上海人心目中的自身形象和自己城市的形象。然而就在此事前後，上海卻又遭遇到一件尷尬事：一種被稱為“大地走紅”的景觀藝術在上海展出時遭到慘不忍睹的破壞，展出用的紅傘被大批地盜走或損毀；而近在咫尺的比自己低一個檔次的南京進行這個展出時情況卻出奇地好，幾萬把紅傘無一丟失也極少損壞。
如何解釋這兩件事所造成的形象矛盾呢？上海人對此有一個最簡單不過的解釋，就是說那些偷盜或破壞紅傘的人主要是從外地流入的文化素質不高的流動人口如農民工和無業人員之類的人所為。這種解釋聽上去有點兒諉過自飾的味道，但並不是沒有道理。多年來上海人自高自大、排斥外地人的心態是出了名的。這種心態的基礎就是上海人對自己城市地位、形象的認同和由此產生的自尊。然而近年來上海的高速發展擴張使得它不得不吸收、接納了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這種擴張和接納的結果使得如今的上海人盡管仍然保持著對自己的高估心態，但在行為上不大像過去那樣帶著濃厚的狹隘排外的小市民氣，而是變得寬容、友好了。這種變化是現代大城市文化所要求的一種必然，然而也造成了城市文化的變異。可以說，“波爾曼現象”所表現的是上海和上海人的“自我”形象；而“大地走紅現象”所表現的是上海的一種“非我”形象。大都會的不斷擴張和發展實際上造成的一個重要後果就是自身形象中“自我”形象與“非我”形象的日益雜糅和變異。高度繁華的現代大都會又往往會成為犯罪、貧窮等等反文化現象的淵藪，這就是典型的城市文化變異現象。在不那麼具有強烈衝突和反差的情況中，變異則在使城市逐漸地被外來的文化因素所同化，從而形成了城市文化的傳統特色與所謂“現代化”發展之間的矛盾。無論是哪一種變異現象，總歸都意味著同一個趨勢：當現代城市發展得越來越強大、繁榮的同時，也在變得越來越雜亂、空洞和失去文化的規定性。
§§第二章 文藝活動的都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