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市中心不遠，有個叫灑金橋的地方。這裏並沒橋，隻是個幽深的巷子，如何得名，無從考證，倒是景象與別處不同：古樸的石板道路，青磚灰瓦的老房子，滄桑的古樹，還有爬滿青苔的矮牆。這是省城最後一處還沒被拆的古街。巷子半中路南有座古塔，旁邊一個岔道，右手一拐，一座舊的四合院。由東南角的大門進去，天井裏一個鋼管和鐵絲搭成的葡萄架。已是暮秋，葡萄早已收獲，隻剩下枯萎了的藤蔓。
快到晌午，西廂的一間房門打開，一個漢子走了出來，背上一個鼓囊囊的彩條布口袋，就像要出遠門。是這裏的房客，叫陳光明，三十**歲，個子瘦高，穿一件舊貨市場買的，過時了的灰布中山裝，沒有雙臂，空袖管垂下來晃來晃去，就像蕩秋千。他不是要出遠門，而是去大街上擺地攤，賣些小零碎補貼家用。
剛到院子，就被從耳房出來的房東喊住。
“娟兒跟孩子中午回來不？”她問他。
說的他的妻子郝文娟和他們的女兒，妻子在建築工地打雜，天不亮就去上班了，女兒上學去了。房東姓趙，叫趙全英，是個老婆婆，個子矮小，形容醜陋。丈夫孩子都死了，隻她孤身一個，又下崗失業，幸虧有個資本家的外公，留下一院房子。
這是閑話，就不贅述，且說陳光明見問，就說妻子要加班，隻孩子一個回來。房東說，那她就把孩子的飯給做上。陳光明說，不用，叫她自己下掛麵。房東說，才多大點兒，下個啥掛麵，嫌他婆煩，就手一揚，攆他走了。
一出灑金橋，陳光明就唱起來。生活中的煩惱，隻要一張嘴唱歌，就全忘了。都是經典老歌，隻聽聲音，還當誰家電視裏傳來的。有人喜歡，有人討厭，喜歡的就鼓掌，討厭的便罵是神經病。他隻當耳邊風，從不往心裏去。
過了天橋，穿過一條巷子，來到另一條大街。見路上沒車，就放心地由斑馬線往過走。剛到半中，突然瞅見一輛黑色小橋車由前麵岔道拐來，見有人通過，便加大油門，箭一般飆過。嚇的他一身冷汗。剛定神，還沒開步，又一輛白色小橋車由另一個方向高速逆行過來，等看見，已在咫尺，躲閃不及，差點把他撞倒。驚魂未定，那司機卻回過頭來罵道：
“狗日的，找死也不撿個日子。”
他沒理會，迅速穿過馬路，逃到對麵，拐進一個胡同。又唱起來，是一首用《我的中國心》的曲子胡亂填詞的新歌：
“幸福隻在我夢縈
城市從來不親近
可不管怎麼樣也改變不了我對夢追尋
昨天還是莊稼漢
今天就成農民工
離家的時候父母說
做人要本分 髒活累活
錢多錢少 責任頭一等
無論何時無論何地
我都真誠
流在心裏的血
換來城市的繁榮
就算世道再冷漠
也改變不了我善良的心。”
行人被迷住，不由得放慢腳步，有的幹脆停下。聽他唱完，都誇獎說，這詞改得好，唱的也好，沒誰覺出這歌詞中充滿抱怨。這歌詞是妻子隨口改的，他覺得貼切，就唱了。
他肩膀勒的有些疼，就把口袋取下來擱在地上，蹲在路邊歇氣。
“再唱一首。”有人喊叫。
他就站起來又唱了《珊瑚頌》。都不過癮，還要叫唱。他說嗓子發炎，不能再唱。都圍著他，舍不得離去。有人跟他搭言。他不愛說話，就笑而不答。
“音樂學院畢業的吧？”一個戴眼鏡的女人問。
這話把他逗樂了，撲哧一笑說：
“你看我像嗎？”
女人說：
“不好講，搞藝術的總打扮的與眾不同。”
他便逗她說：
“你真有眼力，本人就讀於家裏蹲大學。”
女人從沒聽過，就以為是個外國學校，便說：
“沒看出來，還是個洋學生。”
又自誇說：
“我一向看人很準。”
他不好意思，就像正在做賊，還沒被識破，趕忙把包往脖子上一掛，迅速逃走。
路邊商店門口立著個胖乎乎的女人，望著他遠去的背影，嘴一癟，罵了一句“神經病”。聲音很大，仿佛要全世界都聽見。商店的老板娘，每次陳光明打這路過，一唱歌，她都要跑出來望白眼，最後也都要過癮地罵一句。
陳光明假裝沒聽見。那個戴眼鏡的女人以為罵她，就轉過臉去說：
“你才神經病呢。”
胖女人是個潑婦，又在自家門口，不問青紅皂白，上去就是一巴掌，打得嘴角流血。那女人顧不得疼痛，蹲在地上摸了半天，才找到眼鏡戴上，氣不過，就衝上去抓住胖女人的頭發拔蘿卜一樣拽。很快，兩個就扭麻花一樣打成一團。胖女人終於占了上風，把戴眼鏡的女人摁倒，武鬆打虎一樣騎在背上。為擴大戰果，又扒掉對方的褲子，露出光屁股供人瞻仰，還買上買下的罵，說人家是不要臉的**。都圍著看熱鬧，竟沒誰阻止，直到警察趕來，把兩個帶走，鬧劇才收場。
半夜裏，氣溫驟降，突然下起鵝毛大雪。這是這年省城落的第一場雪。第二天上午九點，雪還在鋪天蓋地地下，地上墊了厚厚一層。汽車一改往日的橫行霸道，烏龜一樣爬行。一輛公交車緩慢開來，在天橋旁邊的站台停住，一個身材修長的女人下了車，三十二三歲，容貌清秀，一雙憂鬱的丹鳳眼，頭發蓬鬆起來用一方手帕束在腦後，一件舊的紅色外套，洗得發白的牛仔褲，過時的黑色平絨方口布鞋。這女人就是陳光明的妻子郝文娟。她理了一下被風吹得淩亂的頭發，疾步離開站台。沒走多遠，就跟個老頭撞了個滿懷。老頭一個趔趄倒地。是個環衛工，正在掃雪，他們相互讓道，撞在一起。郝文娟嚇壞了，趕忙扶起來，問摔著沒。老頭拍拍屁股說：
“這算啥，莊稼人，爬坡上坎的，哪天不跌幾跤。”
郝文娟這才放了心。
“對不起。”她不好意思地說。
老頭詼諧地說：
“啥子對得起對不起的，我也撞了你，兩清了。”
就手一揚，催她快走。郝文娟微微一笑，轉身去了。
從天橋往東，百十米遠，一棟氣派的大理石門樓，兩個士兵立在門洞下麵，一個持槍站崗，另一個手拿紅綠兩色小旗，在那檢查進出車輛，不亦樂乎。門樓一側的柱子上掛著白底黑字的巨大吊牌，寫著“市人民政府”。
郝文娟猶豫片刻，朝門外一側的一排平房走去，掀開布簾，推開笨重的玻璃門。這裏是接待室，兩個工作人員正喝茶看報，一男一女，快到退休的年紀。
“市長接待來訪在哪？”她打問。
“政務大廳，搭二百路車，終點就是。”男的說。
郝文娟道過謝，剛要離開，又回過頭來問：
“市長親自接待嗎？”
她想，顧名思義，但又不踏實。男的說，不過個名目，市長日理幾萬機，哪管這雞毛蒜皮的事。郝文娟失望了。猶豫片刻又打問，怎樣才能見到市長。男的問啥事。她以為他肯幫忙，就如實講了，說自己是臨江土城人，在奎仁製藥廠做工的丈夫因公致殘，廠方拒絕賠付，勞動部門和法院以證據不足，不予受理，到信訪部門反映，都踢皮球，曆時八年，問題一直沒得到解決。
“耍的大。”男的說。“你以為市長是你們村長，想見就見的？”
這本來是句老實話，郝文娟不愛聽，說總理還見老百姓呢，市長又不是皇帝，咋就見不的。男的挖苦說：
“那你去見總理好了，來這弄啥？”
還要數落，一旁的女人開腔：“你也是，跟個農民計較個啥？”
“阿彌陀佛。”郝文娟說。
轉身走掉。上訪這麼多年，啥仗火沒經見過，這還算客氣的，便不往心裏去。又想起正事。
“一定要麵見市長。”她跟自己說。
在她看來，這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也是最後希望，除了市長，她誰都信不過，但這不過是她的一廂情願，接待室的那位先生說的沒錯，市長並非一個小老百姓能見的，連她自己也曉得，隻是不願放棄這渺茫的希望，要最後一搏。
由接待室出來，就往戒備森嚴大門走去。因為沒有《通行證》，被哨兵被拒之門外。她不甘心，又無計可施，就站在馬路邊的樹下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