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宋人畫，幹；觀元人畫，濕；觀明清畫，汪洋恣肆。從宋人筆墨裏擰出第一滴水來的人，就是趙孟頫。這位宋太祖的第十一世孫，不僅是曆史上最著名的漢奸之一，亦是繪畫史上最富爭議的人物。
1254年，趙孟頫出生於浙江湖州。此時距宋亡尚有幾年。在錦繡堆裏落生的他，從小就不知什麼是貧寒，更何況14歲的年紀就以父蔭做了官。僅由此可以看出：宋不亡才怪呢。
宋恭宗二年（1276年），蒙古大軍“和平解放”臨安城。宋軍的殘餘或降或逃。而此時的趙孟頫選擇的是隱居。這一隱就是10年。如果不是“偉大的君主”忽必烈下令的一次“舉逸民”舉動，中國曆史上說不準又多了一位伯夷。要知道，後人對“遺”與“逸”可是分得很清的。上不得天堂則入地獄。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趙孟頫作為“逸民”首選，被推到了元世祖忽必烈麵前。正是風流倜儻的年紀又是趙氏宗室，更加上文采斐然（覲見當日就替忽必烈草詔一書），怎能不飛黃騰達呢？幾年下來，趙孟頫的頭銜已經多得不得了了。
然而貳臣終究是貳臣，對新主子，是人家手裏的一個安撫人心的幌子；對故舊，是失節的罪人。盡管他在政治上銳意進取，以天下為己任，並在異族統治者的高壓下盡可能地抒展自己的政治抱負：興學平冤，勤政除弊。但是，永遠擺脫不掉的卻是終生的漢奸名聲。
既然為社會所不能理解，隻能走向另一條永恒的路：在藝術天地中追尋心靈的平靜。幸而，高貴的出身，優雅的情趣，使得他的眼界永遠是高人一等。
畢竟是家養的寵物，命運決定了他的眼光是看不見真山水的。於是“師古人”成了他惟一的選擇。求隱逸而不得，求人世而遭非議。身體內流淌著的貴族血液迫使他把自己的心靈深處變成了象牙之塔。學古人，並且是一學就學到了根子上。二王是他心目中的終極偶像。富貴的教育和正統的傳承，使他自然而然地成為鼎革之際的承前啟後的一代大宗師。當然，成也富貴敗也富貴。秀美到極致的筆墨也使他終脫不開一個“媚”字。可正是他勇敢地把自己淹沒在古人之中，才終於產生出不“做”之“做”的“無我之我”。觀其書法畫作，一筆一字，一點一劃俱有古意，不出法度，而整體氣象則如新風撲麵而來。正是在他的肩膀上，才站起了王蒙、黃公望等大家。
畫歸畫說歸說。學了一輩子古人不逾矩的趙孟煩張口閉口的也是“到處雲山是吾師”的。他一生愛畫馬，並自喻千裏馬。可就是這麼有生氣的靈物，在趙的眼裏，也是古人的好：君不見，趙氏筆下的所有馬，配的鞍全是唐人的。可見其好古之心，亦可知他臨摹了多少古畫。
元至治二年（1322年），大漢奸趙孟頫去世。其一生留下的作品頗多，大多是其子趙雍代筆。其妻亦是當時有名的大畫家。元帝曾將其一家三口之佳作合裱成冊。
後人對其藝術成就的評價毀譽參半。詆之者多以人廢文如“亡國氣”、“乏大節不奪之氣”等。倒是外國人不知其是民族敗類，競將水星上的一座山以其命名。
若以金錢的價值作衡量，那麼，古往今來中國最“貴”的畫家當非董其昌莫屬。1989年，美國佳士德拍出一幅董氏山水畫，創下了160萬美元的天價。這是中國古代繪畫在當時世界市場上的最高價。
被傅抱石先生推為“畫壇惟一宗匠”的董其昌，上海人，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出生。
聖人自古多磨難，這句話幾乎可以放在任何成功人物頭上。誰能想到被後世譽為“書聖”的董其昌，在當年考秀才的時候，卻是因為書法不佳而被考官由第一名改為第二名呢？越是有才的人越是受不得這種刺激。從此以後，董其昌不僅在書法上下足了工夫，還發瘋似的把前朝今世的優秀書法名家學了個遍，並由此有了廣求名書名畫的習性（當然，同時還養成了一個極其卑鄙的壞毛病：再也見不得別人的字寫得比他好了）。
萬曆十七年（1589年），董其昌得登三甲。先入翰林院，繼而任太子太保，仕途上一片光明。然而，他的興趣似乎從未投注在當官上，或者說是從未想到過當個“好官”。麵對當時殘酷而激烈的黨爭，稍有風吹草動，政壇上就找不到他了。在官場上，他不僅會躲避，還更善於保護自己：眼看魏忠賢的生辰日子到了，他大張旗鼓地騎馬郊遊，“一不留神”把手摔斷了。於是乎，為魏閹寫壽表的任務就落到“北董南張”的張瑞圖身上了（後來，張家因此蒙難）。
沉沉浮浮，他賦閑的時間總是多過在職的時間。但是，這也給了他充裕的時間與精力去從事他真正喜愛的事情：書畫與斂財。縱觀其一生，在這兩樣上留下的事跡也是最多。
由於有錢有勢又有時間，董其昌閱遍了曆朝曆代的佳作，並深得其中三昧。在書法上，他最推崇米芾與楊凝式；若說對米、楊還是有仰望之意的話，對於另一位絕代的大家趙孟頫，他則把自己與之相提並論了：“與之互有短長。”這是他對自己與趙孟頫的比較，亦是對趙孟頫這位大宗師的最高評價。而對與其同時的如文徵明等人，他是早就不放在眼裏了。“自信是成功的保證”，這句話放在董其昌身上也是一點不錯的。正是這種自視極高的眼界，也為董其昌開拓了一個新的廣闊天地。
風雅風流，卻絲毫不耽誤董其昌成為曆史上有名的土豪劣紳。明代的大官僚基本上同時是大地主。對土地的強取豪奪，是董其昌人生的另一大嗜好。為此，董氏甚至和海瑞相抗衡過。而他更有對於書畫的熱愛而帶來的惡癖：每見人家有好的收藏，總是不擇手段或騙或搶地據為己有。有時借來一幅古畫，還回去時，變成了他自己臨摹的贗品。更有甚者：一幅好端端的古人佳作，上半段是真跡，下半截是他的續貂之筆。貪婪的欲望產生的是惡劣的行為，不僅是霸占土地、房產，進而是強搶民女，甚至逼死了當地的讀書人。
終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上海、青浦等地的民眾發起了一次在當時有名的騷亂。憤怒的暴民搗毀了董其昌的宅第，並連同其上千件珍藏付之一炬。後來，董家花了大把銀子才平息此事。畫壇黑老大
人品是人品，畫品是畫品。現實中的齷齪下流絲毫不影響董其昌在形而上領域的燦爛與輝煌。一部《畫禪室隨筆》牢牢地奠定了董其昌在中國繪畫史上的宗主地位。他不僅對前人的作品做出了精辟的總結，尤其是為後來者們提供了最佳的成功之路。
畫壇“南北宗”理論的推出與確立，把“院體”繪畫徹底地踢進了冷宮。而以“禪理”論藝，又從此把中國繪畫推上了一個玄而又玄的的境地，從他開始，中國繪畫的走向越來越窄，“文人畫”成了畫壇上的惟一表演者。而講究技法的巨匠（如仇英輩）們的筆墨也再不見蹤跡了。17世紀中葉的中國，由於董其昌的出現，中國繪畫在最成熟期得到了最完美的總結，亦宣告了自己衰敗期的開始。說董其昌是古今畫壇第一人，當不為過。
他的繪畫理論，亦影響了世界。貢布裏奇不僅以董“先師古人，後師造化”的理論作為欣賞東方藝術的最佳視角，更以此為自己的形式美學理論增添了注腳。
所謂“南北宗”論，無非是向內心求畫還是向天地求畫。說是在談畫，亦可說是在說禪。然而，幾百年來，對董氏向來是望其項背，誰又明白其本心呢？當代書畫鑒定大師徐邦達老先生說過很殘酷的一句話：董其昌的傳世作品，好的，多是贗品。
崇禎九年（1636年），董其昌逝世。82歲的高齡，證明了他所說的一一“古董使人祛病延年、文入畫使人多壽。”
董其昌為幾百年來的後人編織了一個任誰也飛不出去的大金絲籠子。在其中撲騰得最歡的鳥兒有兩隻：八大山人和苦瓜和尚。然而，飛出籠子的卻沒有，一隻也沒有。
90年代初，佳士德拍賣行拍出徐渭的一幅作品，成交價突破了30萬美元。這是中國水墨大寫意畫在當時世界上的最高價格。
明代多狂人，由狂而瘋的更是不在少數。而瘋中之瘋者，當首推徐渭了。幾百年以後的歐洲，有位一輩子沒賣出畫去的落魄畫家把自己的耳朵割了。而他的前世身——中國人徐渭，不僅把自己的耳朵割了，還幾乎把自己給閹了。那個鬼佬——梵高，被西方美術界尊為後印象主義的NO.1人物。而徐渭，則是中國繪畫史上的又一座裏程碑。
人傑地靈的紹興城，天造的舞文弄墨之地。每隔幾百年，總有不世之才出現。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神童徐渭降生此地。這小孩子8歲即以“文”名著於時；12歲即自譜古琴曲；14歲時便開始雲遊四方與當時文壇上的頂尖人物詩歌酬唱作對子自娛了。
自古神童命運多舛。有可能是花在小聰明技巧上的功夫太多了，耽誤了八股功課，還有可能是天意捉弄。徐渭的文名一天比一天大，可是，功名的路子卻一天比一天窄，竟然有連續八次鄉試不第的丟人記錄，連科舉的大門坎都邁不進，惶論登堂入室了。一連混了三個本命年，熬到了37歲那年，正途是走不通了，於是，走上了大多數紹興文化人的老路：給人家當師爺。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徐渭投至當時的抗倭名將胡宗憲帳下坐，號稱是幕僚軍師，其實不過是一個替人歌功頌德的筆墨師爺而已。
屈為門下客，然而才子的本色是未見稍改的：張口談兵，閉口國策。將士得勝了，他著文表功；兵卒陣亡了，他吟詩頌揚。總之，打仗的是別人，動筆的是他。誰讓天賦一手好文字呢？明代少儒將（所以比大宋朝多喘了些時日），會打仗的多沒留下文名。就是因為像徐渭這樣的會談兵的人太多了，給淹了。徐渭也確實能煽唬：他替胡宗憲寫的《獻白鹿表）），把皇帝看得心花怒放。不僅給胡氏帶來了極大的榮耀，亦使徐渭的身價提高不少。這一段日子，可以說是這位才子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光。徐渭以文字得寵，亦不掩飾心中自得之意。胡宗憲重修杭州鎮海樓，囑渭作文記之。徐渭提筆立就，胡大喜，當即賞銀220兩。徐渭也毫不臉紅地收下，心安理得地用這筆銀子買了十幾畝地蓋了個大園子。自己題額：“酬字堂”（見《酬字堂記》），把個後來的小才子張岱羨慕得要命：“而今縱有青藤筆，更討何人數字酬。”
花開花落，暮雨朝雲，好日子很快就到頭了。胡宗憲由於嚴嵩案，被捕入獄，隨即“自絕於人民”。大樹倒了，猢猻散了，徐渭的生活沒著落了。
政治上失落了，寫寫詩文，發發胸臆，也就心安了。可是生計沒了出路，怎麼辦？到底是神童、才子的坯子。學畫！以賣畫為生！
哇！中年學畫。不曾想：學畫竟學瘋了。更不曾想：唯有一瘋，才能 瘋出一位絕代的大宗師來。徐渭是因瘋而畫還是因畫而瘋，是誰也說不清的。但是，徐渭的好畫多是瘋後的產物，卻是不爭的事實。
自古以來，才子的畫是筆墨上極雅致的。因為才子是不能享受痛苦的。看才子畫'如看人演戲，做出來的東西多。是命運讓徐渭身為才子卻屢遭身心巨創，可謂是好運壞運一齊來。於是乎，人世上多添了一個奇也怪哉；畫史上則生出了一個開天辟地。
徐渭的水墨大寫意畫風實在是為宋元後的中國畫壇殺出了一條生路。徐渭的出現，宣告了自宋至明以來畫院體風格的徹底消亡。他太不掏一格了，無論南宗北宗或細分如吳門、浙派等等，都無法將其歸類，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當然，來者還是大把的，如後世的八大山人、齊白石等，亦可稱為大寫意巨匠。但是，在徐渭麵前，八大不過是嘩眾取寵的演員；齊白石頂多是個極善投機取巧的媚俗高手而已（白石老人倒是有自知之明：恨不能生三百年前，為青藤磨墨理紙）。之所以這麼說，因為：徐渭是真瘋子。隻有真瘋子，才能真寫意。所以看徐渭的畫，是心靈的表現。看八大的畫，是姿態的表演。
徐渭46歲因殺妻入獄。7年後出獄。一生畫作精品，多在此以後產生。
徐渭自稱：“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其實，他還忘記了自己的一個強項：他的雜劇《四聲猿》曾得到湯顯祖如是評價：“安得生致徐文長，自拔其舌。”
1593年，一生坎坷的徐渭終於得到了大解脫。
筆者最敬重徐文長之處：這位青藤老人從不把自己的“行為”稱為“藝術”。
在巴黎著名的拉雪茲公墓的靜謐的一隅，一個風格獨特的亭式墓葬下，平放著一具工整莊嚴的石棺，大理石的棺蓋上雕刻著一男一女的雙人臥像。男人是阿伯拉爾(1079～1142)，12世紀法國最著名的邏輯學家、神學教師和修道院院長。女人是愛洛伊絲(1100～1163)，阿伯拉爾的情人，虔誠而聰慧的學者，女修道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