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文玲
人說如果常常沉溺於回憶，就是年老的標誌。年過花甲，當然可歸入老年。但我好像沒有“沉”更沒有“溺”——雖然因為寫作，心屏常常閃爍記憶的火花，但我卻不大能夠真正幸福地沉溺於回憶之中。
是的，能夠全身心放鬆地沉溺於回憶中，不管所回憶的往事是大痛苦或大歡樂，不啻是件幸福的事，就如窗前明月枕邊書，總是一種心靈的休閑。我之所以說自己“不大能夠”，是因為最近在長篇小說寫作暫告一個段落的間歇中，忽然發覺自己這輩子活得很傻，有時候連這種起碼的自我調節式的“歇閑”都不會，都不曾。六十餘年的生活，拋開青年和中年為謀生存而勞碌不堪的狀態自不必說，從進入專業寫作開始，照理說能夠清閑自在地安排屬於自己的時間了，可是，“生就的性，釘成的秤”，在生命的進程中依然故我，仿佛身後老有一根鞭子在催趕著自己，三天不碰“筆”（如今是電腦），那心情，對了，就像老家一句生動的比喻：仿佛狗沒有屎吃一樣無滋味。
其實，這都是自己逼自己，我的生命狀態，永遠是一種心甘情願的自我擠壓。
但近日，忽然有了放鬆的機會——兄長和老伴的校友，也是本人的老朋友，著名評論家何鎮邦先生的一份稿約，給我創造了一種休閑的良機——按鎮邦兄的編纂要求，這種可賢、可聖鉤沉往事式的回憶，使我一下子就“沉溺”其中了。
這一“沉”，就沉入了回憶的汪洋大海，這一“溺”，更教我不能不麵對一個嚴峻的事實——天，我什麼時候已經“花甲”了？六十年，六十年，那可是人生的大半輩子，往事並不如煙，血色更會留痕。餘生也晚，雖然頗多坎坷，自是沒有什麼足可教人驚心動魄的經曆。但是，蟲蟻之輩亦有行跡，世事和閱曆畢竟是一點一滴堆積的，即便是尋常人生，畢竟也有那麼多往事濤起浪伏地衝擊腦海，若要剝繭抽絲，真不知從哪裏著手為好。
就手拿起了時代文藝出版社年前為我出的一部“人生筆記”：《六十年的原聲帶》。
《六十年的原聲帶》是我的第四十二本作品集——如果不把那八卷本文集包括在內的話。
四十二，是數字符號，但對於我，卻與生年有關——1942年是馬年，在這年暮秋出生的我，仿佛和馬也有了一些命運的關聯。
有史記載，1942的馬年是個大災荒年，但在我的故鄉——魚米豐饒的浙江玉環縣，好像不曾有什麼太大的動靜。我對饑饉的親曆，是在青年時代，那時我在山頭海角一座古廟改建的一所小學當教師。隻影孤燈，食不果腹，就這般清湯寡水的清貧生活，卻沒教我覺得太多的困苦。因為那時文學托夢，書籍為伴，青年時期勤奮不倦的苦讀，支撐並構建了我的精神世界。兒時的文學夢，從十三歲那年在縣報上“將名字變成報上的鉛字”起，已經愈漸美麗濃烈。自與文學結緣，哪怕命運屢屢向我展露的，是一張嚴峻的麵孔和一條布滿荊棘的路，卻從未妨礙我對她堅韌不拔的摯愛和追求。
雖然在故鄉見識的世界非常有限，但是，與她耳鬢廝磨了我的青少年時代，她自然而然地成了我感情的綠蔭，創作的搖籃。二十歲時我遠去河南，故鄉更像母親一樣，成為我心頭永遠的思念和牽掛。正是這種打斷骨頭連著筋的情分，使我在中原大地重圓文學夢後，結集的第一本散文集，便以《夢裏尋你千百度》為題，傳遞著對她的呼喚，而今整理幾十年磨墨生涯的結晶，血肉相交的篇什中，全是親情的沉澱。
人的一生經曆，有一定的命運因素，但往往也有更多的性格使然。也許正是“馬”的屬性，使我注定了像馬一樣不馴順於命運的擺布，大半生負重如枷，六十餘年日子，“勞碌”是基本的概括。但我亦不以身累為“累”。當在幾十年奮鬥的路上依次經曆過學生、教師、農民、工人、幹部等職業，當漸漸見識著變幻無常的大千世界、吞咽過人生所有的酸甜苦辣，當深深體味著世海滄桑安然於而今的榮辱不驚以後，我覺得自己這一生，雖然多舛卻可算豐富。從常情說，人過花甲之歲家庭安寧兒孫繞膝，也堪稱晚年有福。可是，對幸福有別解、與“滿足”二字永不沾邊的我，卻依然有點“不盡然”，總覺得此生仍有太多的欠缺和不足。
這最大的欠缺和不足，便是生有涯知無涯的“知”和“識”。
書到用時方恨少。雖然自學不倦，卻遺憾連書海的小小一角都未遊遍；雖然也到過海內外的不少地方，卻都不過是蜻蜓點水；雖然常常癡思長繩係日，總歸精力有限；雖然親人無數，卻難長年團聚；雖然摯友不乏，也非早晚得晤說見就見；自己也許生活尚可，可是你的周遭、你的親朋故友、你的鄰居熟人，卻有種種不幸和困頓……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就是我們的精神“常態”。當無盡的思念充溢心頭，當時時陷入無以言訴的惆悵，當麵對豐富多彩而又廣袤多變的大千世界，你無法不歎息世事古難全，人生太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