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幹什麼？”王沂公輕聲問一個過路人。過路人說：“客官，您不知道嗎？青州府出了個狀元，名叫王沂公。他們是知府大人派來的，在此等候迎接狀元榮歸故裏。”王沂公點了點頭，一邊感到高興，一邊又隱隱感到不安。他想：我寒窗苦讀，是為了能為國為民做些事業。現在剛中了狀元，貢獻尚無，就驚動地方，實在不好。今日迎我，我若前去，必定會使地方更加興師動眾，驚擾鄉裏。這樣鋪張浪費，實在不可。
他打定主意，掉轉馬頭，從小路前行。他邊走邊想，今後為官，務要注意節儉清廉。想到此處，他覺得自己穿朝服，跨大馬，必然會被人認出來。一旦認出，實難遮掩。消息會不脛而走，到那時自己想回避鋪張浪費的迎送都困難了。於是，王沂公停下來，脫了官服，找了一頭毛驢代替高頭大馬，然後又上路了。進了青州城，王沂公徑直去見知府。來到知府官邸，隻見門裏門外十分熱鬧，上下人都在忙碌。不用問，一猜便知他們是為迎接狀元公在忙碌。他皺起眉頭，歎了口氣說：“小小狀元尚且如此，來了上司或朝廷官員，肯定更要鋪張，此風斷不可長。”
門人通報以後，知府大吃一驚，忙迎了出來。他望著便服裝束的王沂公說：“這是怎麼回事？狀元公怎麼獨自到了？聽說您榮歸故裏，我已派人在路上恭候，現在怎麼就您一個人啊？”王沂公笑著說：“晚生承蒙鄉親支持，皇上恩德，僥幸中了狀元。既無功，又未為家鄉出力，怎敢勞動各位，驚動鄉親呢！”知府搖頭說：“話雖這樣講，但狀元榮歸，理當迎候慶祝。這是曆來規矩，區區小事，您不必有什麼顧慮和不安。”王沂公也搖了搖頭，說：“大人的話，晚生不敢苟同。晚生以為，不必要的事就不要去做，更不可虛誇，不能鋪張浪費。謝謝大人的好心，但晚生實不敢當，也打心眼兒裏不同意這樣做。”說罷，王沂公便向知府告辭，回家拜見父母了。
王沂公不願擺排場，反對奢侈浪費。在建設節約型社會中，要牢固樹立“浪費也是腐敗”的節約意識，形成“鋪張浪費可恥，勤儉節約光榮”的良好氛圍，使勤儉節約成為一種時尚、一種習慣、一種精神。
第九節 金世宗主張節儉
完顏雍（1123—1189年），女真族，本名烏祿，漢名原叫完顏褒，是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的孫子。年號大定，廟號世宗，在曆史上號稱“小堯舜”。
金世宗是中國曆史上有作為的帝王之一。在他統治時期，他極力崇尚節儉，並且身體力行。他從即位以來，穿的用的，往往還是舊的；吃的也比較儉省，從不鋪張擺闊。一次正在吃飯時，女兒來了，他竟沒有多餘的飯菜給女兒吃。還有一次，太子詹事劉仲海向金世宗請示增加東宮的收入和陳設。他不同意，並且說：“東宮收入已有規定，陳設也都有，為什麼還要增加呢？太子生於富貴，容易養成奢侈的習慣，你們應當引導他崇尚儉樸。”
平時，金世宗主張節儉，反對鋪張浪費。他對秘書監移刺子敬說：“亡遼的日子，殺了三百頭羊來慶賀，哪裏用得了那麼多，這是白白地傷生呀！也是很大的浪費呀！我雖然處在至尊的地位，每次吃飯，常常想到天下那麼多的貧民還在忍饑挨餓，這種情景，仿佛就在麵前一樣。”大臣們認為皇帝不同於常人，可以豪華一些。他不以為然地說：“天子也是人，浪費有什麼必要？”當時，各地時常向朝廷進貢一些食品，他認為這樣就是浪費，於是幾次下詔罷止。金世宗聽說自己到各地住過的殿堂，都封閉起來不讓別人住了。他認為這樣做太無聊，就讓臣下詔令，這些房子要開封，仍然可以住人。
他還經常教育太子、親王，要他們注意節儉，並以自己所穿的衣服為例說：“我的這件衣服已經穿了三年多了，至今未曾更換，現在還是好好的。你們應當記住我的話。”
金世宗在位三十年不尚奢華，崇尚節儉，對於一個封建帝王來說，實屬不易。在提倡現代和諧社會的時期，我們也要厲行節儉，以身作則。
1164年，金世宗主動和宋朝議和。從此，金、宋雙方休戰了約三十年。為了與民休養生息，安定社會秩序，他頒發了免奴為良的詔令，提高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他還采取了重視農桑、獎勵墾荒，進一步開弛禁地，實行增產者獎減產者罰等一係列措施，發展了農業和畜牧業。對於遇有水旱災害的地區，實行減免租稅的辦法，減輕人民負擔，穩定生產情緒。他還注意興修水利，鼓勵民間發展手工業生產。從金世宗大定年間開始，金朝的經濟得到了全麵的恢複和發展。這時，金朝的統治達到了全盛時期。曆史上，有人把這個時期稱作“大定仁政”。
第十節 徐悲鴻捐款助人貧自己
徐悲鴻先生長期過著艱苦的生活，他在中國美術學院工作時，吃著集體夥食，和大家一起包飯，吃的常常是發黴的“平價米”，喝的是田地裏的水。他隻有一間不大的臥室兼畫室，室內有一張充當畫案的寫字台、一張木床、一個書櫃、兩把藤椅、而且這些家具還都是未曾油漆過的。他在冬天總是穿一件藍布棉袍，夏天穿著夏布衫，從不穿綢料衣服。有時，有重要的社會活動要參加的，他才穿西服。
1946年，徐悲鴻和夫人來到北平，租住在東裱褙胡同22號的東西廂房裏。房屋的主人住在北屋，他們有時邀人打麻將，打到深夜，夜闌人靜之際，客人散去時，一片喧囂，吵得徐悲鴻夫婦不能安眠。徐悲鴻夫婦想租一個比較安靜的住處。一天，北平藝專一位總務科的職員告訴徐悲鴻夫婦，說有一處很安靜的住房出租，地址在東四牌樓附近。他已去看過，覺得很適合他們夫婦住。於是，他帶領徐悲鴻夫婦一同去看房。像北京許多講究的住宅一樣，這座住宅有兩扇朱紅油漆的大門，大門兩旁立著一對昂首的石獅子，顯得很氣派。房主人極願意以較為低廉的房價出租，但是徐悲鴻先生回絕了。他的夫人驚訝地說：“回絕了？這樣好的房子你還覺得不行？”徐先生說：“不是不好，是太好了，太富麗堂皇了。這不是我這樣身份的人住的，我們應該有書生本色。”
後來，他們仍舊回到東裱褙胡同的房子裏。直到這年年底，他們才租到小椿樹胡同九號的一所普通的四合院房子，搬了進去。房屋陳舊，院子不大，院內僅有一棵小小的槐樹，他們在這裏住了將近一年。直到有一天院牆忽然倒塌，他們才另覓住處，搬到東受祿街16號。東受祿的房子是徐悲鴻用賣畫的錢買下來的。房屋並不十分寬大，但院內有寬闊的空地。院內雜草叢生，一片荒蕪。搬進後，徐悲鴻夫婦自己動手，鏟除了雜草，種上了許多果樹，還種了許多蔬菜。那些鮮紅的番茄、碧綠的黃瓜、紫紅色的莧菜和紫蘇，既點綴了他們的院子，又成了他們餐桌上的美味。徐悲鴻先生在工作之餘，也常在院子裏勞動，給那些果樹苗和蔬菜澆水施肥。
一代名畫家，可謂是名滿天下、收入頗豐，但還是為住房精打細算。徐悲鴻自奉之儉，不貪求物質享受，是值得敬佩的。我們也該反省自己的浪費行為，明白“成由勤儉敗由奢”的道理。
第十一節 財政部長克己倡儉
吳波（1906—2005年），1939年6月參加革命工作，1941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任晉察冀幹部大隊參謀，第十八集團軍野戰政治部統戰部、駐洛陽辦事處秘書、晉察冀邊區糧食局副局長等。新中國成立後，曆任中央財政部辦公廳主任、部黨組副書記、中央財政部副部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財政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兼任國務院財貿黨委副書記。1978年後曆任財政部顧問，財政部部長、黨組書記，財政部顧問、黨組成員。
吳波同誌，從1941年開始，就在陝甘寧邊區財政廳任秘書主任。新中國成立後擔任財政部辦公廳主任、副部長、部長。他四十年一直做財政工作，始終保持勤勞節儉的本色。幾十年來，吳波的職務幾經提升，當了部長，但是他仍住在50年代初住的一個小四合院裏，門窗的油漆斑斑剝落，顏色已由紅變成灰白，屋裏牆壁已經17年沒有粉刷。唐山地震以後，住屋的牆壁多處出現裂縫，機關和房管所要給他修理，他執意不肯，還詼諧地說：“我研究過了，即使牆壁倒塌，也是往外倒，不會有危險。”他還說：“我是財政部長，管錢的，現在國家經濟有困難，許多人居住條件都很差。我的房子能住就行了，應當先給別人修。”吳老當了部長後，行政處的同誌準備給他配備新的沙發、大辦公桌、電扇等家具。他知道後，就找行政處的同誌說：“我家裏的東西一切照舊，什麼也不要給我。需要什麼東西，我可以自己解決。你們要多關心下麵的同誌……”
行政處的同誌覺得吳老家的沙發實在太不像樣了，提出要修理，換個沙發套，也被拒絕了。很長時間，吳老家裏的沙發套還是他愛人邸力同誌（北京電影學院表演係副教授）自己買布縫製的。
當了部長，照例可配備“紅旗”轎車，可是吳老不講這一套。他說：“車，隻要能跑就行了。為什麼職務一變，待遇也一定要變呢？”吳老用車一貫公私分明，從不坐公車逛公園、上百貨商店。即使因公外出開會，如果路程比較短他總是堅持步行，從不用車。他對家裏人要求很嚴，從來不讓家裏人使用公家的車。有幾次，邸力同誌和吳波一起去八寶山參加追悼會，回來時，司機說：“邸力同誌到電影學院上班，路比較遠，我們繞一繞道，送一下吧！”吳老卻笑著說：“不用了，她有月票，乘公共汽車很方便。”
三年困難時期，吳老把發給他的“供應卡”鎖在櫃子裏，誰也不讓動。秘書發現後，心疼地對吳老說：“你夜以繼日地工作，年紀又大，應該注意一點營養，否則你身體吃不消。”可是，吳老毫不在意地說：“現在國家有困難，大家都有困難。作為領導幹部，隻有和大家同甘共苦，才不能脫離群眾。”
1959年夏天，吳老到北京郊區盧溝橋公社一個大隊參加勞動一個月，和社員過著完全一樣的生活。社員都親切地叫他“吳老頭兒”，誰也不知道他擔負的是什麼職務。
一代老革命家，可謂是為國家的建設鞠躬盡瘁，但在生活方麵，仍舊保持著節儉克己的作風。作為後輩的我們，應該向老前輩們學習這種厲行節儉的可貴精神，凡事能節儉的盡量節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