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他們給國內同人大大開拓了學術研究的視野，對現代文學傳統的認識也有不同的闡釋，雖然有些還顯得有點另類。僅以夏誌清為例，眾所周知的是他的代表作《中國現代小說史》，這是20世紀60年代給國內輸入新鮮風氣而又始終毀譽參半的一本大作。在屢經數十年風雨之後，惺惺相惜的王德威是這樣為夏氏辯護的：“在對《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批評裏，最激烈的聲音往往來自那些沒有詳讀此書、或根本心懷成見的評者。這些評者或持（狹義的）左派立場，或是強調階級、族群、性別決定論。由於夏從不避諱他的政治立場，要攻擊他的意識形態，其實並非難事……而他對左傾作者的態度，在書中第二章，對新文學之父魯迅語帶尊敬，卻不無保留的論證，已可見端倪。夏對那些立場鮮明的左派作家如郭沫若、蔣光慈、丁玲等殊乏好感，更不提延安時期及以後的左派作家如趙樹理、周立波、楊朔等人。在《小說史》的結語中，夏認為一九四九年後左翼作家的創作水準一落千丈，成為政治的傳聲筒。”這一簡短的歸納，基本可以窺見夏氏此著的風格與立場，也多少可以洞悉這麼多年來圍繞此書的爭論緣由。但是，不論是反對還是讚成，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像尋寶一樣重新發掘像沈從文之類的作家，這一適當的傾斜還是首創性地還原了曆史，比較國內的研究成果，他還是最先接近曆史真相一些，這一時間差頗有價值。新文學研究的首要工作是“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這一宗旨讓夏誌清的新文學史研究是建立在細讀作品基礎上的，因為有這一基礎，其小說史藝術大廈還不至於像意大利比薩斜塔一樣有傾倒的危險。這是夏誌清對新文學的貢獻。不過話又說回來，不是我們就發現不了這一切。像王瑤、李何林、唐弢等諸位前輩學者，他們在年輕時就有豐富的文學創作經驗，自身素養不比學英文出身、靠半路出家從事現代小說史研究的夏誌清差，而是特定的時代環境嚴重約束了他們。國內學者們當時乃至現在均普遍受製於特定的時代與社會，如夏誌清在大洋彼岸正埋頭著述《中國現代小說史》時，當時國內學術禁區林立、思想改造、階級鬥爭成為壓倒一切的大事，結果在新民主主義的新文學傳統觀下，自身難保的他們無法自由明確地予以表述，也更談不上有什麼發現、研究與創新了。事實上，發掘並論證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等人的文學史意義，使他們回歸曆史的本位，如果客觀條件允許的話，國內也是不需要借助夏誌清的筆就可以做到的。從這一角度來看，夏誌清也不是有特別的傲視群雄的藝術才華，隻是有天時地利人和之便罷了。總之，夏誌清適當地調整文學史敘述的格局，無礙於新文學傳統的史實。即使在字裏行間有所保留地麵對魯迅、郭沫若等人，也是持一種曆史主義的態度，對國內積襲甚深的觀點與共識產生挑戰，是沒有疑義的，雖然一時我們習慣不過來，事後也就心安理得了，如果現代作家們地下有知，估計也不會翻身起來質問的了。
三
以上所論的是對華裔漢學家們成就的積極評價。正如硬幣有兩麵一樣，在肯定他們所作出的貢獻之外，他們立論的基石、提問的方式是否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呢？答案是肯定的。自然，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我們還是把它放在“誤讀”的平麵上加以清理。
每個人看待問題的視角都是不可選擇的，這些漢學家因視角的不可選擇而導致其“誤讀”的不可避免。相比於他們的洞見而言，他們的偏見也很典型，有學者就從動機之偏、理解之偏與心態之偏等層麵進行過界定。是的，洞見似乎天然伴隨著偏見。“上世紀90年代以來數位在美國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者，在中國大陸迅速地走紅起來。這自然得力於國內同行的大力推許……這些人越過遼闊的太平洋投射過來的似西還中、似中還西的目光，不可能沒有絲毫獨特之處。目光的獨特，使他們頗多新見。但新見並不等於真知。在他們的新見中，謬誤和偏見同樣存在。”但他們到底為什麼會這樣有失偏頗？這一“誤讀”包括哪些內在的要素，有無規律性，為什麼會如此？表麵看來，他們的誤讀既有研究心態方麵的原因，也有不同時空下學術背景與資源的原因，還有個人經曆方麵的其他因素，等等。這一切值得我們從不同角度進行反思。不過，在我看來，他們根本的不足與致命處，就是他們所挖掘的“現代”及“現代性”與中國體驗相當隔膜，借用王德威現成的說法，即“想象中國”的方法所帶來的虛擬性與幻想性。明顯的是，他們回歸真實的地麵、回到日常的生存體驗、回到曆史的現場的難度要高於國內的學者。
夏誌清、王德威、劉禾等為代表的美國漢學，他們的不足在於以缺乏同情之了解的體驗，是另一種新文學傳統的“誤讀”。我們不妨以切片的方式，來抽樣分析他們廣為流傳的新見解：
我從文中所見到的魯迅形象是一個心眼狹窄的老文人，他拿了一把剪刀，在報紙上找尋“作論”的材料，然後“以小窺大”把拚湊以後的材料作為他立論的根據。事實上他並不珍惜——也不注意——報紙本身的社會文化功用和價值，而且對於言論自由這個問題，他認為根本不存在。
我主張晚清小說並不隻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前奏，它其實是之前最為活躍的一個階段，如果不是眼高於頂的“現代”中國作家一口斥之為“現代前”（pre-modern），它可能早已為中國之現代造成了一個極不相同的畫麵……五四作家急於切斷與文學傳統的傳承關係，而以其實很儒家式的嚴肅態度，接收了來自西方權威的現代性模式，且樹之為唯一典範，並從而將已經在晚清亂象中萌芽的各種現代主義形式摒除於正統藝術的大門外。
十九世紀的歐洲種族主義國家理論中，國民性的概念一度極為盛行。這個理論的特點是，它把種族和民族國家的範疇作為理解人類差異的首要準則（其影響一直持續到冷戰後的今天），以幫助歐洲建立其種族和文化優勢，為西方征服東方提供進化論的理論依據。這種做法在一定條件下剝奪了那些被征服者的發言權，使其他的與之不同的世界觀喪失存在的合法性，或根本得不到闡說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