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當年論爭現場，有如下幾個問題值得關注。首先，如何認識包括象征主義在內的西方詩學資源，它是洪水猛獸、“逆流”當道呢，還是良師益友、可資借鑒？從這一點出發，就會發現一種壁壘森嚴的對峙。對於西方現代主義詩歌和詩潮，在當時指責朦朧詩的一群人當中，是被視為洪水猛獸的。程代熙著文反駁孫紹振《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時稱，朦朧詩人所體現出的根本不是什麼“新的美學原則”，而是“散發出非常濃烈的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氣味的美學思想”，是步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後塵。五六十年代一直擔任《詩刊》主編的老詩人A克家明確指出，所謂的朦朧詩，“是詩歌創作的一股不正之風，也是我們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文藝發展中的一股逆流”，其原因是“外國資產階級腐朽落後的文藝思潮和流派”在我國的重新泛濫。而同樣的詩學資源，“三個崛起”論者的眼中，卻成了另一番情形。由持續動亂所造成的痛苦、迷惘，所帶來的人格扭曲、變態，一代青年詩人采取較為隱諱的方式，調用了西方詩學資源和受壓製的新詩傳統曲折表達出來，這實在無可非議。謝冕在梳理新詩史上有成就的詩人一直受到外來詩學影響這一事實時，很自然的認為“大膽吸收西方現代詩歌的某些表現方式”無可厚非，並主張給青年人以詩藝探索的時間和空間。孫紹振敏銳地洞悉到青年詩人創作立場的轉型，即“不屑於作時代精神的號筒，也不屑於表現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豐功偉績”，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靈中的秘密”。在拉開距離後，表現自我便成了一個重要的命題，用“外來的美學原則”和“外國現代詩歌的一些非古典的表現形式”來改造中國新詩、改變詩壇麵貌便成了有效的重要手段。徐敬亞則更具叛逆性，既迎接挑戰又發出挑戰的信號，斷定“帶著強烈現代主義特色的新詩潮正式出現在中國詩壇”。一旦出現，將要發展成為我國詩歌的主流；詩歌藝術應當以象征手法為中心。可知在支持朦朧詩人的理論家心中，盲目排斥西方詩學資源是逆時代潮流而終將被潮流所湮沒的，事實證明果然不出所料。其次，在認同向西方開放時又回歸傳統這一共識基礎上，那麼“西方”與“傳統”的內容又是什麼？結合第一點中提及的文章和其餘大量參與爭論的文字，我們可以發現這是在另一個層麵上的分歧。反對朦朧詩者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應中西融合，也明白“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道理，但總體而言缺乏一種辨別能力，停留在口頭表態中，呈現出狹窄的心態。如新詩史上，象征派詩，現代詩就不能算是優良傳統的一部分，否認它們有精華成分。西方詩學中充滿革命氣質，有現實主義基礎的詩歌便是唯一可借鑒的資源。諸如此類，內心的虛弱一覽無餘，體質的孱弱也證明消化功能的退化。再次，在筆者看來，最關鍵的一點便是心靈自我真實的喪失。假大空的詩風為何盛行那麼多年，欺騙與隱瞞為何總是霸占著曆史舞台的中心？這些問題至今都依然困擾著新詩的發展。詩歌生存空間的生態環境，顯然是我們認識問題、交流思想的平台。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是中西詩學在一定曆史背景條件下的融合，不如說是人性真實不約而同的共鳴。朦朧詩既是特定曆史時期的產物，又可以認為從特殊而走向了一般的普遍存在。隨便翻開新詩潮的哪一頁，哪一頁的白紙黑字都表明一個個個體心靈在真實地歌唱。人性受到嚴酷壓抑，假大空的作品占據主流的局麵總有一天會改寫。從傳播方式看，它當時主要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間流傳，形成地下文學的一支，是潛在寫作的一部分，雖然它們後來都擺脫了潛在寫作的命運。如食指的《相信未來》、《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黃翔的《野獸》、《獨唱》，多多的《祝福》、《致太陽》，芒克的《天空》、《十月的獻詩》，甚至到北島的《回答》、顧城的《一代人》、《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江河的《紀念碑》……是他們在作品中保存了心靈變遷史的火種，對一個荒誕時代進行了“惡意”的破壞，對神話、悲劇說出了“不”的聲音……
三
“作為必不可少的一個曆史環節，‘朦朧詩’完成了對20世紀中國新詩現代主義詩歌傳統的巨大修複和承接。”“修複與承接”的表述可謂一語中的，也早已成了共識。至於怎樣修複與承接，修複與承接什麼，則還遠遠沒有達成一致。下麵僅從涉及的兩個向度略作分析：一是縱向的，二是橫向的。“今天，當人們重新抬起眼睛的時候，不再僅僅用一種縱的眼光停留在幾千年的文化遺產上，而開始用一種橫的眼光來環視周圍的地平線了。隻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真正地了解自己的價值，從而避免可笑的妄自尊大或可悲的自暴自棄。”這一段話在形象地說明事物所處的位置時，隱含著一種曆史感。正因如此，曆史感帶來真實性，朦朧詩在“修複與承接”時便多看到一些曆史的側麵和通道，看到自己腳下的位置。縱向打量就會發現新詩潮詩人在清理好家當時自覺地靠攏了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傳統——以疏離大眾和主流文學的新詩現代主義傳統。李金發領跑的早期象征詩，新月派、現代詩派、九葉詩派等，都得到了重新打量與尊重。橫向審視，日新月異的世界詩歌潮流成了朦朧詩人的一種參照，雖然這一參照還非常幼稚。更重要的是，習慣於關起門來做皇帝，一旦這種虛擬權威肥皂泡沫般破滅之後，就不隻是斷裂，而是一種更深的傾斜。整個地平線都傾斜後，人們開始承受發現自己無法站穩腳跟的心理落差。西方詩歌精神，西方詩學中的表現手法，在新鮮、陌生中既帶來暈眩感，也帶來前所未有的刺激性，餘下的便隻剩下補課，在補課中把無知所帶來的羞恥、惶恐一點點地脫掉，再脫胎換骨。新詩潮詩人在這兩方麵所達到的深度與廣度，便是他們所取得成就的一個標誌。“作為中國象征派詩、現代派詩之後出現的‘朦朧詩’，既不能完全割裂它們之間一脈相傳的承繼關係，也不能完全割裂它和一向崇尚朦朧美、含蓄美的中國古典詩歌之間的縱向內在關聯，以及它和西方象征主義詩歌之間的橫向借鑒關係。”正在這兩點上，朦朧詩站在二條河流的交彙處，有了重造輝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