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傳統的定義所規定的那樣，魯迅傳統更重要的還是一個不斷生成的變體鏈。追隨魯迅成為現代作家的必由之路。在現代作家隊伍中，對魯迅的精神傳承更為明顯，從胡風到巴金，從魯迅風到不同時期雜文的勃發，都可見魯迅傳統的傳承。當然，不同曆史時期也存在對魯迅的非議與貶低現象，其中恰恰可以看出魯迅傳統的強大，以及它對後來作家們的壓力。另外，把目光從創作界挪移到理論圈子，也是如此。目前公認的是，研究現代文學的學者已有四代至五代的精神傳遞，在代際更迭之中，魯迅研究是不同圈子、背景的學者們聯係的最佳紐帶。對魯迅傳統的闡釋，因學術立場、政治方向以及其他原因，早已形成了一些不同的派別。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時期，便奠定了魯迅研究的多元發展局麵，如陳西瀅等人的對立批評，以成仿吾為代表的青年浪漫派的魯迅觀，以傅斯年、茅盾、張定璜為代表的社會一人生派的魯迅研究，都是互通有無，豐富了魯迅傳統。至於後來，無論是新中國成立前的馬克思主義學派，人生一藝術派，英美派自由知識分子的魯迅研究，還是毛澤東時代的魯迅研究，新時期的魯迅研究，都呈現出不斷深入、流派並立的大好局麵。從讀者層麵來看，魯迅從來不乏龐大的讀者群，不同年齡、學曆、職業的讀者，通過閱讀魯迅的作品而更加清楚地認識了現實的人生，差不多沒有哪個稍通文墨的中國人，不知曉魯迅的名字與代表性的作品，不知道魯迅的某些思想。——正如這樣的聲音，因為有了魯迅，讀者才不至於孤獨。魯迅傳統有了這三個方麵的力量組成同盟軍，源源不斷地在變體鏈上豐富起來，繁雜起來。
與魯迅傳統相比，茅盾傳統雖然沒有前者如此龐雜、輝煌，罩上形形色色的耀眼光環，但也是不可忽視的顯著存在。50年代初馮雪峰就指出：“中國現代文學的現實主義分別由魯迅與茅盾各自開辟了一個傳統。”在新文學史上，對茅盾傳統的概括大致有以下諸點：氣勢闊大的史詩傳統，積澱深厚的現實主義傳統，注重社會分析的理性化敘事傳統。茅盾傳統由茅盾本人與其他受他影響的作家群體構成，不是凝固不動、僵死不變的，而是一路發展著的。受茅盾的“農村三部曲”與《林家鋪子》等作品影響，在同時代的30年代就吸引了一批作家關注“豐收成災”的社會問題，寫出了一批在新文學史上有影響的小說，如葉紫的《豐收》、葉聖陶的《多收了三五鬥》等；茅盾的社會剖析小說，引起了吳組緗、沙汀、艾蕪等諸多同道的關注，並一起形成了一個帶有鮮明創作傾向的創作思潮。這一傳統後來繼續以顯性或隱性的不同方式影響後來的創作。例如40年代出現的長篇小說寫作潮流和史詩風格的範式追求，新中國成立後的農村題材、城市工業題材長篇小說，新時期的改革題材小說等，都可見出茅盾傳統所擁有的在把握此類題材時分析現實、塑造人物、反映時代的種種痕跡。各種直接或間接的聯係，由茅盾一路傳遞過來；茅盾小說創作時堅持的創作技巧、創作精神、創作原則，在新來者的創作過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現。
在現代文學史上，曾有“魯郭茅”之說。作為三個偉大作家之一，郭沫若傳統則又有不同的質地、特征。郭沫若是20世紀中國現代曆史上作出過不朽貢獻、爭議又十分激烈的文化名人。從“時代的肖子”——《女神》伊始，郭沫若踏上文壇的第一步，便不同凡響。無論是文學範疇之內的詩歌、小說、散文、曆史劇、翻譯、文論，還是曆史、考古、政治等不同領域，郭沫若都取得了常人難以企及的創造性成就，並被譽為“球形天才”式的人物。郭沫若在不同領域的創造性發現，其背後是他獨特的創造性的思維方式，在保持著與風雲變幻的時代同步時，他永遠渴望站在時代的最前沿，廣泛吸收入類最新的文明成果，並創造性地加以構思、熔鑄、定型。僅以《女神》為例，在詩作中作者是一個具有徹底破壞和大膽創造精神的新人，以追求精神自由與個性解放為己任，表現了五四狂飆突進的時代精神。在《女神》中，有自由而瘋狂地吞吐日月、在自己的脊髓腦筋上奔跑的天狗，有五百年後集香木自焚然後重生的鳳凰，有提起全身的力量來把地球推倒的太平洋……這些包含想落天外的想象力的詩篇，都成為後來者吟誦、取法的對象。如果說胡適的嚐試是通過白話為詩的主張與實踐開一代詩風的話，緊隨其後的郭沫若之《女神》則更具創造性與個體性，也更能讓人感受到一種詩風推進的速度。僅從語彙來看，《女神》的語彙係統非常蕪雜、豐富，與胡適的《嚐試集》相比已有質的飛躍，由《嚐試集》而《女神》，可以說已過渡、推進到眾“語”雜生的階段。胡適說自己詩作有“裹腳的氣息”，在郭沫若的《女神》中則很難感覺得到，它呈現的是煥然一新、活力十足的新麵孔。《女神》第一次實質性地強化了初期白話詩詩句容納、汲取各類語彙的消化功能，達到無論什麼語彙都可以人詩的地步，如文言詞語、古語詞、口語虛詞、外來音譯詞，外文單詞、方言土語詞彙，這一切都被郭沫若揉合在一起，構成一個大雜燴般的語彙加工區。由於這一特點異常醒目，當時跟蹤式的詩評對此多有積極的論述。
自郭沫若開創浪漫主義詩風以來，新詩史上的新詩人，不乏郭沫若的信徒，他們或者張揚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或強化新詩的抒情格調，或鎔鑄曆史典籍裏的意象、故事，從不同角度延續了郭沫若傳統的新詩傳統分支。在五四時期，《女神》就產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許多後來的新詩人，都是讀了《女神》才走近了新詩。讀者群體對《女神》的閱讀、消費，最明顯的是帶動了詩集的出版印刷，《女神》出版後多次再版、重印，成為一本暢銷不衰的暢銷書，在這些表象的背後，郭沫若傳統則在不斷延伸。
三
魯迅傳統、郭沫若傳統、茅盾傳統，習慣上被社會承認為新文學的主流傳統。這裏換一個角度，就是另外的非主流作家，也產生了不同色調的傳統，比如胡適、周作人、沈從文、張愛玲等現代作家，都有類似的作家傳統現象。下麵拈出二三位進行論述。
在新文學作家中，周作人是一個麵目模糊的作家。曾有相當一段長的時間，因周作人在抗日戰爭時的附逆行為，導致新文學研究界很少有人涉及周作人話題。新時期以來，周作人研究熱開始出現，盡管有學者表示異議，但仍不能阻礙周作人研究走向深入、不斷壯大。據資料統計，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2000年年底，國內已出版關於周作人的研究著作11部，年譜1部，傳記七部，研究資料彙編1部，另有各種周氏作品的選編50餘種；共發表有關周作人的文章約350篇。這些論著主要圍繞周作人附逆事件、人生道路和思想演變、文藝思想和文化觀念、散文小品的審判等幾個方麵展開。可以說，對於周作人這一對象，不同的研究者與他們闡釋視野下錯綜複雜的周作人形象，也可以說是周作人傳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