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譜譜主馮友蘭先生作為一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其近一個世紀的人生曆程，可分為三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即1895年至1948年，他寫了《中國哲學史》和《中國哲學簡史》，又寫了《新理學》等“貞元六書”，建立了自己的哲學體係，又主持清華文學院，創立了在全國大學中獨樹一幟的清華學派；在第二個時期，即1949年至1978年，他“在懺悔中……開始寫《中國哲學史新編》”，出版了試稿第一、二冊；在第三個時期，即1979年至1990年，他拋開試稿，從頭開始，寫了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其中二史、六書寫於第一時期，譜主在哲學史、教育史上的地位也確立於第一時期，另一史則寫於第三時期。事實表明，這三個時期分別是譜主實現自我、失落自我、回歸自我的時期。這種“實現自我——失落自我——回歸自我”的前後變化，就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馮友蘭現象”，它既突出地顯示了譜主獨特的個性色彩，又典型地反映了中國現代學術文化的坎坷道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苦難曆程。竊以為編撰此譜的意義就在於此。
本譜譜主又是現代中國一個最有爭議的人物。三四十年代，對譜主就有各種不同的評價。1949年後，港台現代新儒家連他在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地位也予以否定。大陸則否定譜主達三十年，至1979年後狀況才有所改變，但依然是褒貶不一，毀譽參半。甚至還存在過去以“反馬克思主義”的罪名否定譜主，現在又以“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美名肯定譜主的現象。編者是譜主的親屬，對譜主有自己的理解與評價。但年譜的意義不在直接作出評價，而在為客觀、公正的評價提供事實依據。如果說所有史書均應“信”字第一，忠於史實，那麼年譜作為實錄，就更應對譜主不蔽功，不隱過，不掩是，不飾非，絕對忠於史實。編者願以此自勉，力戒以親屬的感情、自己的評價影響此譜的價值。至於實際做得如何，則有待讀者的檢驗。
我於1987年4月開始利用業餘時間編撰本譜。後因本職教學、科研任務繁忙，寫作長期中斷。至今六易寒暑，終成此《初編》。在此期間，北京大學圖書館與文書檔案室、清華大學校史編委會與檔案館、北京圖書館、河南大學圖書館等單位，季羨林、餘景山、梅祖彥、朱喬森、潘乃穆、聞黎明諸先生及日本後藤延子女士，曾為本譜提供珍貴資料；陳岱孫、賀麟、張岱年、任繼愈諸先生，曾應編者要求回憶有關資料；塗又光、葉蜚聲、桂裕芳、彭家聲諸先生，曾為本書翻譯有關資料；塗又光先生還曾通讀全稿，提出許多修改意見。吾妻鍾璞更始終關心此譜的編撰，為本書定稿做了大量工作。這些，都是此書得以完成的重要條件。編者謹向以上諸單位、諸先生深深致謝。又，本書還曾參考台灣東吳大學陳賢婷《馮友蘭之生平及研究資料目錄》（手抄複印本）、日本吾妻重二《馮友蘭年譜·著述目錄稿（1895—1948）》（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十號、十一號）、青木五郎《馮友蘭著作目錄初稿附關係資料一覽》（京都教育大學《國文學會誌》十七號），在此一並致謝。
由於譜主既無日記（惟有1920年上半年、1966年下半年數月例外），又無保存著作習慣，編撰本譜困難極大，譜主一生交遊、書信、書法大多未能著錄譜中，其生平事跡、零散文章，譜中所載也多有缺漏。由於所得材料多寡不均，本書還存在各年之間或一年之中詳略懸殊的狀況。又限於編者水平，書中存在的問題就更多。本書之所以名為“初編”，原因就在於此。因此，編者懇請讀者賜正，更熱切期待海內外譜主生前友好、親屬、同學、同事、學生及其他讀者賜與本譜有關材料，或提供有關線索，以便他日增訂此譜。我謹在此預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