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第十三
現存的中國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辭。這隻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節的。後來《周易》卦爻辭和《魯春秋》也是如此，不過經卜官和史官按著卦爻與年月的順序編纂起來，比卜辭顯得整齊些罷了。便是這樣，王安石還說《魯春秋》是“斷爛朝報”宋周麟之跋孫覺《春秋經解》引王語。“朝報”相當於現在的政府公報。。所謂“斷”，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節的意思。卜辭的簡略大概是工具的緣故；在脆而狹的甲骨上用刀筆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辭和《魯春秋》似乎沒有能夠跳出卜辭的氛圍去；雖然寫在竹木簡上，自由比較多，卻依然隻跟著卜辭走。《尚書》就不同了。《虞書》、《夏書》大概是後人追記，而且大部分是戰國末年的追記，可以不論；但那幾篇《商書》，即使有些是追記，也總在商周之間。那不但有章節，並且成了篇，足以代表當時史的發展，就是敘述文的發展。而議論文也在這裏麵見了源頭。卜辭是“辭”，《尚書》裏大部分也是“辭”。這些都是官文書。
記言記事的辭之外，還有訟辭。打官司的時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叫做“辭”；辭原是“訟”的意思《說文》辛部。，是辯解的言語。這種辭關係兩造的利害很大，兩造都得用心陳說；審判官也得用心聽，他得公平的聽兩麵兒的。這種辭也兼有敘述和議論；兩造自己辦不了，可以請教訟師。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時候，列國交際頻繁，外交的言語關係國體和國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說更需慎重了。這也稱為“辭”，又稱為“命”，又合稱為“辭命”或“辭令”。鄭子產便是個善於辭命的人。鄭是個小國，他辦外交，卻能教大國折服，便靠他的辭命。他的辭引古為證，宛轉而有理，他的態度卻堅強不屈。孔子讚美他的辭，更讚美他的“慎辭”均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孔子說當時鄭國的辭命，子產先教裨諶創意起草，交給世叔審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兒他再加潤色《論語·憲問》。。他的確是很慎重的。辭命得“順”，就是宛轉而有理；還得“文”，就是引古為證。
孔子很注意辭命，他覺得這不是件易事，所以自己謙虛的說是辦不了。但教學生卻有這一科；他稱讚宰我、子貢，擅長言語《論語·先進》。，“言語”就是“辭命”。那時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辭多指說出的言語，命多指
寫出的言語；但也可以兼指。各國派使臣，有時隻口頭指示策略，有時預備下稿子讓他帶著走。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時候總還得隨機應變，自己想說話；因為許多情形是沒法預料的。——當時言語，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當時的京話或官話。孔子講學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魯語《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裏用劉寶楠《論語正義》的解釋。。卜、《尚書》和辭命，大概都是曆代的雅言。訟辭也許不同些。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寫出，而寫出的和說出的雅言，大體上是一致的。孔子說“辭”隻要“達”就成《論語·衛靈公》，“子曰：‘辭達而已矣。’”。辭是辭命，“達”是明白，辭多了像背書，少了說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儀禮·聘禮》，“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辭命的重要，代表議論文的發展。
戰國時代，遊說之風大盛。遊士立談可以取卿相，所以最重說辭。他們的說辭卻不像春秋的辭命那樣從容宛轉了。他們鋪張局勢，滔滔不絕，真像背書似的；他們的話，像天花亂墜，有時誇飾，有時詭曲，不問是非，隻圖激動人主的心。那時最重辯。墨子是第一個注意辯論方法的人，他主張“言必有三表”。“三表”是“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便是三個標準。不過他究竟是個注重功利的人，不大喜歡文飾，“恐人懷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說他“言多不辯”《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後來有了專以辯論為事的“辯者”，墨家這才更發展了他們的辯論方法，所謂《墨經》便成於那班墨家的手裏。——儒家的孟、荀也重辯。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荀子也說，“君子必辯。”《非相篇》。這些都是遊士的影響。但道家的老、莊，法家的韓非，卻不重辯。《老子》裏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八十一章。，“老學”所重的是自然。《莊子》裏說，“大辯不言”《齊物論》。，“莊學”所要的是神秘。韓非也注重功利，主張以法禁辯，說辯“生於上之不明”《問辯》。。後來儒家作《易文言傳》，也道：“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這不但是在暗暗的批評著遊士好辯的風氣，恐怕還在暗暗的批評著後來稱為名家的“辯者”呢。《文言傳》舊傳是孔子所作，不足信；但這幾句話和“辭達”論倒是合拍的。
孔子開了私人講學的風氣，從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種私家著作是《論語》，卻不是孔子自作而是他的弟子們記的他的說話。諸子書大概多是弟子們及後學者所記，自作的極少。《論語》以記言為主，所記的多是很簡單的。孔子主張“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們說話，大概是很質直的，弟子們體念他的意思，也隻簡單的記出。到了墨子和孟子，可就鋪排得多。《墨子》大約也是弟子們所記。《孟子》據說是孟子晚年和他的弟子公孫醜、萬章等編定的，可也是弟子們記言的體製。那時是個“好辯”的時代。墨子雖不好辯，卻也脫不了時代影響。孟子本是個好辯的人。記言體製的恢張，也是自然的趨勢。這種記言是直接的對話。由對話而發展為獨白，便是“論”。初期的論，言意渾括，《老子》可為代表；後來的《墨經》，《韓非子》“儲說”的經，《管子》的《經言》，都是這體製。再進一步，便是恢張的論，《莊子·齊物論》等篇以及《荀子》、《韓非子》、《管子》的一部分，都是的。——群經諸子書裏常常夾著一些韻句，大概是為了強調。後世的文也偶爾有這種例子。中國的有韻文和無韻文的界限，是並不怎樣嚴格的。
還有一種“寓言”，借著神話或曆史故事來抒論。《莊子》多用神話，《韓非子》多用曆史故事：《莊子》有些神仙家言，《韓非子》是繼承《莊子》的寓言而加以變化。戰國遊士的說辭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風氣；這開了後來辭賦的路。論是進步的體製，但還隻以篇為單位，“書”的觀念還沒有。直到《呂氏春秋》，才成了第一部有係統的書上節及本節參用傅斯年《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中央研究院語言曆史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說。。這部書成於呂不韋的門客之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三十多萬字。十二代表十二月，八是卦數，六是秦代的聖數；這些數目是本書的間架，是外在的係統，並非邏輯的秩序，漢代劉安主編《淮南子》，才按照邏輯的秩序，結構就嚴密多了。自從有了私家著作，學術日漸平民化。著作越來越多，流傳也越來越廣。“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體了。後世大體采用，言文漸漸分離。戰國末期，“雅言”之外原還有齊語楚語兩種有勢力的方言《孟子·滕文公》，“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楚人要學齊語，可見齊語流行很廣。又《韓詩外傳》四，“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楚言”和“齊言”並舉，可見楚言也是很有勢力的。。但是齊語隻在《春秋公羊傳》裏留下一些，楚語隻在屈原的“辭”裏留下幾個助詞如“羌”“些”等；這些都讓“雅言”壓倒了。
伴隨著議論文的發展，記事文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這裏《春秋左氏傳》是一座裏程碑。在前有分國記言的《國語》，《左傳》從它裏麵取材很多。那是鋪排的記言，一麵以《尚書》為範本，一麵讓當時記言體恢張的趨勢推動著，成了這部書。其中自然免不了記事的文字；《左傳》便從這裏出發，將那恢張的趨勢表現在記事文裏。那時遊士的說辭也有人分國記載，也是鋪排的記言，後來成為《戰國策》那部書。《左傳》是說明《春秋》的，是中國第一部編年史。它最長於戰爭的記載；它能夠將千頭萬緒的戰事敘得層次分明，它的描寫更是栩栩如生。它的記言也異曲同工，不過不算獨創罷了。它可還算不得一部有自己的係統的書；它的順序是依著《春秋》的。《春秋》的編年並不是自覺的係統，而且“斷如複斷”，也不成一部“書”。
漢代司馬遷的《史記》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係統的史書。他創造了“紀傳”的體製。他的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五十多萬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幹，八是卦數，三十取《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的意思，表示那些“輔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史記·自序》。；七十表示人壽之大齊，因為列傳是記載人物的。這也是用數目的哲學作係統，並非邏輯的秩序，和《呂氏春秋》一樣。這部書“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以剪裁與組織見長。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貢獻，還在描寫人物。左氏隻是描寫事，司馬遷進一步描寫人；寫人更需要精細的觀察和選擇，比較的更難些。班彪論《史記》“善敘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後漢書·班彪傳》。，這是說司馬遷行文委曲自然。他寫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盡；他的悲憤的襟懷，常流露在字裏行間。明代茅坤稱他“出《風》入《騷》”《史記評林》總評。，是不錯的。
漢武帝時候，盛行辭賦；後世說“楚辭漢賦”，真的，漢代簡直可以說是賦的時代。所有的作家幾乎都是賦的作家。賦既有這樣壓倒的勢力，一切的文體，自然都受它的影響。賦的特色是鋪張、排偶、用典故。西漢記事記言，都還用散行的文字，語意大抵簡明；東漢就在散行裏夾排偶，漢魏之際，排偶更甚。西漢的賦，雖用排偶，卻還重自然，並不力求工整；東漢到魏，越來越工整，典故也越用越多。西漢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兩個字的。東漢的句子，便長起來，最短的是四個字；魏代更長，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兩句以完一意。所謂“駢文”或“駢體”，便這樣開始發展。駢體出於辭賦，夾帶著不少的抒情的成分；而句讀整齊，對偶工麗，可以悅目，聲調和諧，又可悅耳，也都助人情韻。因此能夠投人所好，成功了不廢的體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