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0日至13日，《廣州文藝》召開了“都市文學”研討會。並決定開辟“都市小說雙年展”專欄。“都市文學”雖然還是一個曖昧不明的概念，但與會者都意識到了當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對文學的巨大影響。事實也的確如此。都市文學的數量日益增多，不僅有都市生活經驗的作家寫都市，而且在其他領域展開故事的作家也相繼參與其間，在2009年將目光和筆觸轉移到都市的作家日益增多。但今天的都市早已不是古典歐洲的巴黎、維也納或羅馬。我們很難打撈出當代中國的都市文化經驗，它像一隻變幻莫測的萬花筒，光怪陸離難以捉摸。因此，中國當代都市的文化經驗，仍然是一個不確定的經驗。這種不確定性，我們在不同作家的不同書寫中得到了確證。
但是，由《廣州文藝》領銜主演都市文學，也不是沒有緣由的空穴來風。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雖然先後出現了諸如《子夜》、施蟄存、劉呐鷗、葉靈鳳的“新感覺派”以及上世紀50年代出現的周而複的《上海的早晨》等書寫都市文學的作品。但這些小說，還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都市文學”。《子夜》要表達的還是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的較量與爭鬥；《上海的早晨》要表達的是建國初期上海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他們都不是今天我們所說的“都市文學”。但1959年出版的歐陽山的《三家巷》以及秦牧的《花城》等散文，陳國凱的《羊城一夜》，後來張欣、張梅的小說、《情滿珠江》等電視劇，逐漸地進入了我們想象的“都市文學”的模樣。因此，廣州無疑應該是中國現代都市文學的重要發祥地。上海雖然更現代、更都市化，但在王安憶、程乃珊的作品中，似乎舊上海的味道更濃一些，她們接續的是張愛玲的遺風流韻；衛慧的《上海寶貝》、《蝴蝶的尖叫》、棉棉的《糖》、《啦啦啦》才華橫溢，但因過於時尚而流於都市生活的表麵。如此說來，事實上“都市文學”在我們的文學生活中還沒有真正的形成，或者說它仍在形成或探索的過程中。
這種狀況與我們熟悉或成就最大的鄉土文學是大不相同的。鄉土記憶是我們民族共同的文化記憶，無論是“農村題材”還是“鄉土文學”，我們都無須識別就可以感知它是否與本土文化有關。因此，中國在本質上或文化基因上還是一個“鄉土中國”。我們不僅可以在魯迅、沈從文、廢名的作品中感受鄉土的詩意與寧靜，也可以在《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暴風驟雨》、《紅旗譜》、《創業史》中感知中國曆史或社會變革的過程。甚至在《豔陽天》、《金光大道》中，仍然可以看到鄉土中國那些不變的生活元素。比如鄉風鄉俗、鄉村倫理、土地觀念等核心價值觀。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鄉土文學的發生，一開始就蘊含著一個有趣的現象：鄉土文學作者並不是在鄉村寫出“鄉土文學”的，而是一批離開了故鄉，在都市生活中接受了現代文明洗禮的青年人。這時的鄉村，是一個隻可想象而難以經驗的“烏托邦”。他們再回過頭來看自己生活過的鄉村時，就是城市的“鏡中之像”。因此，“鄉土文學”是被城市發現的，或者說鄉村文明是被現代城市文明發現的。用“鏡像”理論解釋“鄉土文學”的發生，雖然有些牽強，但我們應該承認的是，沒有現代城市文明，或者說，來自鄉村的知識分子如果沒有經曆城市文明，我們所看到的“鄉土文學”是不會出現的。
但都市文學就不同了。對於有著強烈的農民文化記憶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者來說，對城市的看法一開始就是十分複雜的。城市既是商業文化中心、是行政管理中心、是現代化的表意符號，同時又是引誘享樂、聲色犬馬、腐敗墮落、香風毒霧的所在。對城市的占領是革命取得最後勝利的象征，但對城市的警覺排斥和耿耿於懷又是揮之不去的。因此，對於城市的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就成為革命後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於執政者來說，一方麵要實現現代化，並用“五年計劃”的方式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列出了時間表。另一方麵，出於革命曆史經驗，他們認為隻有保持“非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革命戰爭時期的艱苦樸素的作風，才能保有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者的本色，才能與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保持必要的距離。這是一種典型的“前現代”的思想方式，在實現現代化之前，描繪前景並奮力實踐，展現勃勃雄心是這個時代的一大特征，就像普通的農民，一個“發家致富”的口號，就可以調動全家乃至一個階級的激情和奮鬥的信念。因此，在思想文化領域、意識形態領域反城市的傾向，是中國農民文化在社會主義初期的一種緊張的反映。這種“保守主義”的城市態度，作為主流思想和統治思想的一部分，一方麵緩解了官僚主義、權力腐敗的進程，提高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效率；一方麵，也延緩、阻礙了城市化的進程。商業化是現代城市的主要特征之一，它具有組織消費、引領時尚、促進流通、加快生產周期的功能，但同時它也具有社會主義思想所要抵製的、毛澤東曾告誡過的、須引起注意的“軟化”功能。或者說，一方麵我們要加快工業化進程，一方麵要抵製城市文化的誘惑。因此，初期“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思想和實踐，有著鮮明的道德理想主義的色彩。對這一點，文學藝術不僅維護了它，而且它們的形象性還無意中放大、誇大了這一道德理想的激情和倫理意義。當代中國最先批判的文學作品就是與都市文學相關的作品。比如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當代都市文學剛一抬頭就遭到了打壓，他被認為是“依據小資產階級觀點、趣味來觀察生活，表現生活的小說”。因此，包括都市文學在內的都市文化在中國的現代性中是受到擠壓的，這也可以稱作是毛澤東的“反現代的現代性”。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演出的《霓虹燈下的哨兵》、《年輕的一代》、《千萬不要忘記》等，都是要警惕城市的“香風毒霧”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這是我們的都市文學不發達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那個時代，城市似乎不屬於我們而隻屬於資產階級，但毛澤東還是帶領革命隊伍進了城並且迷戀——被放逐農村的知識青年和“五七幹部”還是盼望早日回城。因此中國的現代性一直處在不確定之中，至今也仍然沒有成為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