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建設隨想
關於中國文化建設問題，近年頗多不同主張與見解，如新儒家說、徹底重建說、西體中用說、“西化”說和綜合說等等。備家自抒胸臆，熱誠地提出應世妙方，規劃前景範圍，而很難定於一尊；但隻要不取非此即彼，唯我為是的極端態度，經過商榷討論，愈辯愈明，核之於實際而加以校正，便能建立起經過選擇、吸取、融合而後創造出新的文化體係。
在諸說中，我比較接近於綜合說，那就是說中國文化建設的途徑是要選擇本土傳統文化中有生命力的合理成分，並吸取外來文化中適應本土背景與土壤以有利於未來中國文化建設的那些內容，相互撞擊、融合與創新。因為無論對於哪種文化，其取舍衡量標準無外乎兩條，一是切合客觀實際，二是有利本身發展；悖乎此，難免陷於袖手談心性的結局。
建立民族文化之目的在於把中華民族的文化置於世界文化之林而自具特色。我們無意於把中華文化自詡為“世界之最”，但亦不甘泯沒於其它文化之中而失去特色。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應該是在現實生活中具體存在的民族主體精神。它以中華民族為主體，對建沒社會主義文化進行再創造，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民族特色，或稱民族特異性。民族特異性是客觀存在，但並不意味著在本體的發展和更新中有排他性。一種文化是一個民族和國家一定的社會、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同時又反過來為其本體服務的。一種文化也是隨著曆史的發展而不斷創新的。這種不斷創新經過各族人民的實踐認可而充實了民族文化的寶庫。這種創新來源於全民族，並為全民族所共享。漢初叔孫通定朝儀是當時的一種文化創造，但並非叔孫通個人的獨創，而是參考了周秦以來的禮儀設想，並移用了民間的祭祀形式而加以豐富規範。這不僅增強了封建專製製度，還為民族的禮儀文化增加了內容。隨著時代的轉移，朝儀逐步完善、繁縟而走向瑣碎。在經曆千餘年後，它終於隨著封建製度被推翻而消滅。近代的太平天國雖然崇尚並引入西方的宗教形式作為組織群眾、建軍立國的工具，但它為保證供應和管理經濟所建立的聖庫製度卻是選擇了隋唐以來社倉製度中的適合部分繼承發展而來的。它們都是對民族文化的繼承。
我所說的民族文化特異性並非呼號保存國粹。相反地，民族文化要存在、發展和創新就不能抱殘守闕，固步自封，而應該以一種民族主體精神的胸襟，廣泛吸取，選優補缺，將古今中外的全部文化資源為我所用，進行再創造。做學問要博觀約取，生物發展要有雜交優勢，世界上沒有絕對純的東西，純之又純會退化、會滅亡；反之方能獲得發展增殖。因此，對待本民族的傳統文化遺產是需要在篩選過程中批判與淘汰的。“五四”運動出於挽救民族危亡，改造落後現狀的強烈願望，曾經以無畏的氣魄采取反傳統的手段，引進具有西方文化屬性的民主與科學作為基本精神來建設新文化，終於開辟了一個新的曆史紀元，並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這是“五四”運動彪炳史冊的偉大業績。可惜它的反傳統手段竟被後來有些人曲解為這就是“五四”精神，導致了對民族文化的虛無態度，從而引起“全盤西化”方劑的推行；尤有甚者，40多年後竟然出現了一種粗暴狂熱的行為——全麵否定本土傳統文化，絕對排斥外來文化的“文化大革命”，製造了以“破除四舊”為旗號來拋棄和毀滅傳統文化的劫難。其惡果是一則由於一概排斥和否定一切而降低了對傳統文化的認識與選擇能力，從而在逆反心理的驅使下，一些本該淘汰的封建渣滓又重新浮泛，有些更變本加厲，這在民間禮俗方麵表現得尤為敏感顯著；二則由於民族文化的空虛，給外來文化留下了絕大的空白，於是西方的陳舊腐朽貨色也夾雜而至，到處泛濫。這種惡果當然不能歸罪於“五四”運動，而是後來歪曲者的過錯。
建設現代化的民族文化如不與本土的物質基礎相結合就不會有力量。我們應該重視現代化社會所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即要以經濟生產的發展去創造新的文化體係。因為文化是物質現象向人類精神領域跨入的成果。任何一種文化都與其經濟生產密切相聯，中國傳統文化即是以封建的小農生產為經濟基礎而形成了內向、保守、封閉的文化體係。我們建設新的文化，既不能跑到西方基地上去，更不能把西方的一切全部移植到中國基地上以代替民族的創造。因此，現代化民族文化的建設也隻有配合與適應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現代化的建設，方能取得實效。
現代化民族文化的建設和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一樣，既不能脫離原有的傳統文化而憑空虛構，也不能自我孤立於世界文化之外。它必須以民族主體精神為本去了解、認識、利用和改造古今中外的文化資源，以適應中國社會現狀的變革進程，逐步形成自己的現代化價值取向、思維方法、行為模式的文化體係。我們也不能視現代化為凝固和停滯的。它應是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革而使今天變成昨天，明天變成今天。現代化應是負載著社會發展、曆史前進和文化更新而永遠不停地躍動。這就是現代化民族文化未來發展的前景。
在建設新文化過程中還要特別注意文化的發展並不能絕對地表明文明程度一定隨之提高。因為文化包含三個層次，即表層的器物層、中層的理論製度層和深層的文化心態層。隻有三層共建才是完整的，而往往表中兩層顯而易見，深層則比較艱深。文化與文明是一種源流關係，源頭活水不一定都順流而下，它既可能有水漲船高的共生作用，也可能出現逆水回轉的滯退現象。文化愈發展，文明愈墮落的逆反現象也曾出現於現實生活中。物質水平愈高，道德文明水平可能下降，“飽暖思淫欲”的古語也是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事實。這正是為什麼複興儒學的思潮在海外更具有煽動力，很重要的一點是當歐美現代化已達到高度發達時所麵臨著道德生活中的精神困擾，於是又像18世紀歐洲羨慕中國那樣，希望從中國的倫理道德中得到慰藉和補益，便以提倡新儒學的探討作為救世良方。這一良方是針對西方現代化的時弊而發；但它難以使我國當前急待建設的社會主義民族文化賦有現代化的內容，因而是不可取的。不過文化發展和文明墮落的反差殷鑒卻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和深思。因此，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民族文化時必須明確提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並重。這樣才能經由表、中層進入到深層文化的建設中去，以理性態度正確地對待本土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要善於擇善而從，吸取融合，比較完善地創建出適應於自己的政治、經濟發展的全方位、多層次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民族文化體係。本士傳統文化的選擇
近年來，關於中國文化的討論已引起海內外學術界的關注，許多學者爭相發表意見，撰寫論文與專著，形成一股談論中國文化的熱潮。討論問題之一便是如何對待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文化的傳統部分，即一般慣稱的“傳統文化”。“傳統文化”這個概念曾被一些人錯誤地等同於中國曆史遺留的“沉重枷鎖”，而把“西化”與現代化劃等號，明顯地置西方文化於無傳統的地位。正因為概念含混，以致視傳統文化為落後而必需摒棄，外來文化為先進而“全盤西化”。傳統本應與現代,當代對稱，不論本土和外來文化中都各有傳統。在討論對待中國本土傳統文化的態度時，主張恢複者有之r；主張拋棄者有之；而主張區別對待者也有之。各自為說，莫衷一是。實際上，問題在於沒有很好地剖析“傳統”的含意。
我認為“傳統”是特定時代不斷形成和發展的一種曆史概念。它必須經過延續沿用和普遍認可。“傳統”既是社會存在的反映，也是不斷變化發展的社會現象。任何“傳統”既不是單一的，也不是好壞兩極，而是多來源、分地區、全方位、多層次地反映時代。因此，不能把“傳統”單純地看作是有害的保守阻力，因為它同時也可能是向前發展的起點。有人把“傳統”看作“既是包袱，也是財富”，確是一種公允的看法。
“既是包袱，也是財富”，那麼對待傳統文化就不能憑一種主觀臆斷或情感牽製而采取恢複保留或摒棄斬斷的態度，而必須采取一種審慎選擇的態度。所謂選擇就是要篩選、淘汰、保存、繼承和發揚，並將精選所得更新為現實的和未來的新文化的結構成分。從漢魏以來，中國的傳統文化都在這種不斷創造中形成新的文化模式。直至近代，這種探求仍在繼續，如清末的“中體西用”便是在長期挨打後的一種選擇。這一口號是在外來勢力不斷侵入的特定時代所產生，並且有為封建製度“補漏縫缺”（康有為：《上皇帝第四書》）的政治目的。它一方麵被迫接受傳統觀念中視為“奇技淫巧”的外來器物層作為“西用”，另一方麵仍然保持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理論製度層，是為“中體”。其結果是隨著西方器物層的技術進口，西方那些政治理論與組織製度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在一條船上被載了進來，衝擊著固有的“中體”。這不能不說是辛亥革命和民國初年某些民主模式（盡管它已被扭曲）的源頭之一。實際上，“中體西用”並未能為近代新文化的建設作出貢獻，而隻能是一種曆史的陳跡。
近幾十年來，對傳統文化的選擇標準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並進而詮釋為民主性精華和封建性糟粕。這個標準曾產生過時代效應，運用時也簡便易行；但有時卻把傳統文化簡單化了。如果以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選擇標尺，是與實際不相符合的。因為其一是，視好壞之間即精華與糟粕之間不存在中性文化（無益無害文化），事實上中性文化是存在的；其二是中國傳統文化基本上產生於封建土壤之上，若對具體的文化缺乏分析，籠統地說去掉封建性糟粕，則很容易將中華曆史看成是一片虛無空白，這是完全違背曆史存在的。
還有一種被作為選擇傳統文化的標準是人所習知鈞“古為今用”。這一口號有其合理的要求，即從現實需要去挑選為我所用者。但還應該從現實反過去認識傳統文化中某些有價值的曆史存在，以免被丟棄，因為傳統文化中確有不是現實生活所需用，而在其原來的特定的曆史時代中仍有其光輝的東西。因為每一種文化都是特定曆史時代的產物，它存在於一定曆史之中，超曆史的文化是沒有的。如果隻是“古為今用”，而沒有“以今識古”，那就使本來具有雙向內涵的傳統文化隻能賦予有來無往單向運動的意義了。近年來，更出現了一種複興儒學的主張，而且比較流行。它把儒學作為高度物質文明中醫治精神弊病的“良藥”，當然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異國遊子尋根意識的感情糾葛。它可以被作為認識傳統的一種思潮；但對建設新文化似乎於實際無補，甚至阻止或削弱對傳統文化中已失去生命力的不合理部分的衝擊力。
了解傳統文化的核心是進行選擇的首要條件。有些學者，特別是港台學者多主張以儒家思想為核心，以儒家學說為主流；西方的漢學家也多以儒家來概括中國的傳統文化。其實儒家並不是單一體，因為在儒家文化之前，中國有境內各民族的文化融合；在儒家定於一尊之後，又有儒家與釋、道之學的混合物，而有魏晉玄學和宋明理學等等，事實上儒家已經雜糅進多種文化來源，因此需要更進一步去尋求核心。
在世界三大文化中心中，中國傳統文化既不像希臘文化那樣注重人與自然的關係，也不像印度文化那樣注重人與神的關係，而是如目前一些學者所推崇和主張的乃是以人文主義（更準確點說是人倫思想）為核心。這是比較符合實際的看法。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把人與自然的關係擺成“天人合一”，如司馬遷就把“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作為寫史準則。中國傳統文化也把人與神的關係處理成一種泛神觀念，即凡在人周圍的神都是以人的意願去確定其存在並命名的，“祭神如神在”正是一種典型概括。中國傳統文化唯獨對於人際間的現實關係非常注重，仁人愛物、尊老慈幼、人倫綱常以及“未知生，焉知死”等等論題，都是表現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所在。
其次，我們應從如下所述的一些認識觀念去選擇傳統文化，
即：
(1)不能把傳統文化視作聖人賢哲的遺留，隻能保存、維護而不容去取選擇。更不要以逝去的枷鎖來束縛後來的發展，成為現代化民族文化建設的包袱。
(2)傳統文化是曆史的累積。曆史悠久的民族在文化積累過程中自然會有沉渣，因此傳統文化勢必會泥沙俱下、良莠並存，即使其精華部分也不能說毫無瑕疵，隻是隨時代和社會的需求不斷發生轉化和發展。
(3)傳統文化不是凝固的死亡遺體，它既有過去源頭，又有現實特色，更是未來起點，其中必有可備選擇的，不可輕率地把孩子和洗澡水一齊潑掉。
(4)傳統文化是多層次全方位的，有物質的製度的、風習的、思想的、上層的、民間一的，等等。即使儒家思想也非單一而是雜陳的儒學大師荀況在其《法行》篇中就曾記述過一位學者的質詢說：“夫子之門，何其雜也？”
(5)傳統文化中有不少與現代社會間有矛盾衝突的內容，如平等與等級、開放與封閉、改革與保守、橫向吸收與垂直承受等等。要明辨矛盾，擇善而從，並且善於認識和反思傳統。
有了這些認識，那麼我們在傳統文化的紛繁內容麵前就不致感到困惑而束手。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才既能就曆史條件作量的描述與記錄以顯示特定時代的璀璨，也可用發展觀點作質的評價和選擇以適合現代化民族文化建設的需要。
關於目錄
我國圖書之富，自古以來就有浩如煙海的描述。圖書是文化的海洋，知識的城堡。天水相連的海洋如果沒有羅盤指南就不知方向；街巷縱橫的城堡如果沒有路牌道標就難以訪尋。目錄就是書山學海中的羅盤指南和路牌道標。有了目錄書和目錄學知識就可避免迷航與徒勞，循目錄途徑去探求祖國的豐富文化遺產，有事半功倍之效。
我國編製目錄書和研討目錄學至少已有2 000年的曆史。從漢代劉向父子編製我國最早的正規綜合目錄《別錄》和《七略》開始，曆代相沿不輟。目錄學的興起和發展是我國曆代學術昌明、學人輩出的原因之一。清代史學家王鳴盛在其名著《十七史商榷》中開宗明義地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他在另一處又說：“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
那麼，目錄學究竟有什麼用處呢？我看可概括為兩點：一是治書，二是治學。
治書就是可以通過檢讀目錄書而了解到圖書的基本要素。凡是目錄書基本上都記錄著書名、作者、卷數、版本和提要等。每類之前或有小序論述此類圖書的源流特點；每類之後也或綜記著錄種冊。群書依類歸屬，井然有序。這正如唐代目錄學家毋煲所說的那樣，如果沒有分類編次、敘明源流的目錄書而要想得到知識就像孤舟漂蕩在大海，小鳥想要高飛衝天那樣難，而有了目錄學的基本知識就易於治書，而書也將為我所用，所以目錄學可說是一種治書之學。
治學就是從“即類求書”進而“因書究學”。凡治一種學問首先就要有書，有書才可以治學。讀書愈博，治學愈寬。但書山學海，言博何易，而若求之目錄就可得其捷徑。這正如漢代學者王充所說：“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清代江藩說：“目錄之學，讀書入門之學也。”而近代著名學者從目錄學入手的人更多。他們可以從分類著錄中得知治學的基本用書，從大序小序中可知學術源流，從解題提要中了解典籍要旨，讀按注可借鑒前人治學方法而略得治學門徑。所以目錄學又是一種治學之學。
治書治學都需先了解目錄書的種類與數量。目錄書從漢至清刊印問世者近300種，大體分為三大類。
一是國家目錄。這是由政府出麵，經過規模較大地整理國家藏書後所編的目錄。它開始於漢代的《別錄》與《七略》，以後相沿不輟，如宋有《崇文總目》，明有《文淵閣書目》，而最著聲名的當屬清乾隆時所編修的《四庫全書總目》20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