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當下的農民工文學在對人物形象進行敘述的過程中，幾乎都設置了一個與進城農民相對應的城市人，通過兩相對比的敘述來建構城鄉善惡二元對立的道德隱喻。在文本中，城市人與鄉下人往往是作為對立的兩極出現，城市人的形象是冷酷、醜惡與病態的，鄉下人的形象則是淳樸、善良、健康的。鄧剛的《桑拿》中，城市人與鄉村人的對比發生在鄉村少年劉忠厚與城市人陸老板之間。劉忠厚在城市的聲色喧囂中依然保持著鄉村人的淳樸本色；陸老板則黑白通吃，是一個地道的人渣，光鮮體麵的外表之下隱藏著病態的軀體與人性之惡。野莽的《鄉下少年》中，鄉村少年李青山與城市黑心老板之間的善惡對比強烈。城市人與鄉村人的醜惡與美好的兩極對立，成為了農民工文學基本的結構方式，幾乎每一篇小說的敘事都在此種結構中完成。尤鳳偉的《泥鰍》中的國瑞、蔡毅江、解小放、王玉城與搬家公司的老板、女醫生、法官、宮超之間的對立存在；胡學文的《鬼混》中馬兌與周圍人之間的衝突；陳武的《換一個地方》中於紅紅與表姐夫的善惡對比等等。作家通過善惡的對比敘述，不斷確認城市對人傷害與扭曲的可能性，從而表明農民難以融入城市正是城市本身的罪過。在作家的敘事中，那些選擇對抗城市的農民都是被逼迫的，是沒有選擇之後的選擇。城市人碾碎了他們通過誠實勞動來換取城市認可的希望，不僅傷害著他們的肉體更傷害著他們善良的心靈，使他們謙卑與柔軟的心逐漸堅硬粗糲起來。城市人的惡激發了他們身上被善良本性所壓抑的人性惡的一麵，他們向城市報複的開始總是尋找那些施惡於己的城市人。所以對於農民工報複城市、走上犯罪之路的表述，最終是為了展現城市人對鄉村人的侮辱與損害，展現城市人的殘酷無情。我認為，在善惡截然對立的敘事當中存在著過度的想象化的傾向，這是作家的想象大於現實觀察的結果。對鄉村人善良、淳樸、美好人性的描寫與對城市人貪婪、殘酷、無情的展現，都包含了作家的情感化和想象化因素。作家對於鄉村、鄉村人群體並不熟悉，對他們的城市生活也相當陌生，但是為了達到一種悲劇化的敘事效果，他們要為農民工預設生存上的困境，對城市人的麵目可憎的戲劇化設置成了一種有效而便宜的手段。蔡翔指出：“詩意化的或者道德化的‘再現’底層，都隻能更深地遮蔽底層的真實存在，隻有正視這樣的‘斷裂’存在，我的以及對象的，才可能構置一種新的對話關係，也許，這種對話會變得更加的艱苦、曖昧甚至殘酷，但是它卻會幫助文本獲得圓滿和想象的豐富性。”B11對於城鄉膚淺的道德判斷，必然使文學無法實現對生命的提升、對現實的超越。
這種善惡對比的敘事設置，一方麵是因為“鄉土中國的人們聽慣了關於城市罪惡的傳說，習慣了關於城與鄉道德善惡兩極分布的議論”B12。城市在中國人的意識之中，意味著罪惡、人性的淪喪，這在近代以來的關於城市的文學表達中可窺見一斑，如鮮活的駱駝祥子被城市折磨成自私、墮落的流氓無產者。另外一方麵，“在我國的文學藝術傳統中和世界許多著名的文學作品中，都廣泛地利用美醜強烈對照的原則。我國傳統戲劇中的臉譜化，就是強化美醜對陣的手段。”B13農民工文學中二元對立的設置，不僅受到了傳統藝術手法的影響，而且也多少有作家功利性的考慮。作家唯恐因為自己表現農民原發的惡與醜行，而被指責為蔑視農民，如果單純地展現鄉村人的善與城市之惡，那麼顯然就不會有人用道德的眼光來批判自己了。所以在妖魔化城市與美化鄉村敘事的背後，也隱藏著作家的現實考慮。
所以對於作家來說，將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文明差異、對立狀態凸顯出來，以城鄉善惡美醜二元對立的敘事方式，表達渲染城市對鄉村的拒絕，城市人對鄉村人的損害，不僅是現成的結構形式，而且也是最合適的選擇。孟繁華先生指出：“對極端化或絕對化的生活狀態的表達還相對容易些，因為那裏隱含著不易察覺的、先在的道德或立場的優越。而激憤、抗爭以及同情等情感因素，特別容易得到讀者的認同和掌聲。這與二十世紀以來我們的文學經驗和讀者的接受習慣有關。”B14作家為了追求文學的社會效果，刻意將城鄉用善惡來區分，營造極具故事效果的敘事氛圍。“小說可以故事化、平麵化，但是不能放棄深層意蘊建構的努力，這是張力、詩性得以生發的來源，體現了作家心靈的深廣，以及追求的高度。”B15鄉村人與城市人的善惡對比的敘述，會使文學敘事呈現出一種簡單化傾向，而且涇渭分明的善惡區分也不符合生活的實際，現實中的城市並非萬惡之源，而貧瘠的鄉村未必是底層人的樂土，城市人並不是惡的象征，而鄉下人也並不能代表善。同時，文學發展的曆史證明，二元對立的方式必然會傷及文學本身，使文學屈從於某種理念、為某種目的服務，而且僅僅把善惡對立作為文學敘事的張力與情節發展的推動力，顯然泯滅了現實的複雜性，按照此種思維方式創作出來的作品，很難獲得預期的思想深度和藝術價值。這種文學敘事依然還是畸形強調文學“鼓與呼”功用的延續，有文學之形，但卻沒有文學之質，文學的審美性情和詩性想象被平庸化、功利性敘事所消解。所以對於中國作家來說，“最急需的並非是諸如‘底層敘事’所引發的關於題材與生活層麵的道德回歸，而是應該重新回到文學性的本質場域”，唯有如此，才能超越現實，深刻理解生活，因為真正的詩意隻“存在於作家對文學性的不懈追求之中”B16。
三
農民工文學對進城女性給予了特別的關注，這首先體現在女性農民對城市的豔羨心理的展現上。在文本世界中，女性農民對進入城市、融入城市充滿了希冀，與男性相比，她們的進城行為心理更為積極主動。這種敘事以女性心理取向透視出了農民對現代文明的向往。丁玲在《阿毛姑娘》中對阿毛渴望進城的心理展現，在當下農民工文學中得到了回應與接續。劉慶邦的《到城裏去》中的宋家銀，匆匆的一次北京之行使她對城市產生了極端、甚至病態的渴望，她瘋了一樣地要求丈夫進城去打工，繼而又逼迫兒子以考進大學的方式走進城市；王雪梅的《王良的理想》中的李俏，寧可在城市裏做妓女賺錢，也不願意返回鄉村；梁曉聲的《荒棄的家園》中的芊子，為了能夠進城，喪心病狂地對癱瘓在床、拖累自己的親生母親下了毒手，置其於死地。在農民工文學中，對城市的渴望心理的敘述幾乎都集中在了鄉村女性形象身上，可以說，對女性進城心理的刻畫體現了中國社會整體性的價值取向，揭示了農民工大潮背後的群體心理。然而，雖然城鄉之間的巨大差距使農民傾向於拋棄鄉村而選擇城市，但是這並不意味他們對城市的追逐是盲目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迷狂。文學過度化地表現了他們對進城的病態偏執，隻追求進城的結果，而不問進城的目的，隻想擺脫鄉村而不去想如何麵對城市，並不符合謹小慎微的農民心理。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農民工文學準確地把握了農民對現代文明的向往，尤其是女性在虛榮心理摻雜下的進城渴望，但是卻將這種心理取向的展現推向了極端化。與表現形象個性特征的目的相比，這些作品對人物心理的表述，更側重於展現某種社會理念，即以人物塑造來完成對城鄉文明差距現實的揭示。在這裏，人成了為理念書寫服務的工具，失去了獨特的個性魅力，而文學也就失去了詩性基礎。同時，這種敘事還否定了女性農民對人性與道德的堅守，作家的書寫讓人感覺到似乎為了能夠進城，她們可以作出任何犧牲、付出任何代價。李俏違背了道德倫理，寧可在城市裏做妓女，也不願回鄉本分做人婦；芊子泯滅人性地親手殺母……諸如此類的文學表述雖然實現了社會某種心理取向的傳達，但是卻抽空了人物的人性內涵與道德基礎，使呈現的形象缺少生命力。另外，在現代化的背景下，鄉村確實在衰落，然而這卻並不意味著鄉村人的人心、人性也隨之整體性地惡劣化，概括性的否定表達不僅不符合真實，而且也否定了鄉村文化重構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