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在我們家製定的《建設社會主義和睦家庭》中，有這樣的規定：“我們必須從這些痛苦的家庭生活煎熬及血的家庭教訓中醒悟，以革命的精神徹底清除傳統型家庭遺留下來的家庭環境汙染，用理智和科學創造出溫馨和諧的家庭環境。”本章正是按照這一規定要求，敘述以革命精神建設社會主義和睦家庭。
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主體內容，是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精華。它源於時代賦予無產階級的曆史使命。誠如《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就是徹底推翻階級剝削壓迫的社會製度；徹底消滅包括革命階級本身在內的私有觀念，直到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最終目標。由此而必然產生和形成的無產階級立場觀點，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婚姻觀，無產階級的理想信仰等思想觀念，互為依存，相互聯係，有機統一的思想體係。
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源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28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前不久，看到央視新聞頻道一個短暫的場麵，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在給機關幹部上黨課時，語重深長地說：“我們再也不能停留在吃革命前輩留下光榮傳統的老本上了，這樣下去是很危險的。”此語寓意深刻，發人深思。“革命光榮傳統的老本”正是我們所要探尋的革命精神的源頭所在。
（一）探尋革命精神：一般來說，國人大都明白，中華民族能有今天，源自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人民軍隊的創建，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然而，要得到更明晰的答案，則要追根溯源，細細解讀品味28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史實；用心麵對，客觀剖析社會主義製度建立起來的具體經過。從曆史和現實的對照中才能深刻理解，牢牢把握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內涵。曆史和現實同樣紛繁複雜，我們不妨從曆史的焦點著眼來探尋，以期窺一斑見全豹之效。
1.探尋大革命時期的中共上海地下黨：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在蔣介石下令對中國共產黨人“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白色恐怖下，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麵臨生死存亡的考驗。當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不得不轉移到地下鬥爭。然而，由於黨內叛徒的出賣，給上海黨的地下組織，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最後，不得不轉移到蘇區革命根據地。其中黨內叛徒之一，是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任之一的顧順章。由於工作的特殊性，革命精神逐步退變，生活日漸腐化，吃喝嫖賭，五毒俱全。時任上海“特二科”科長的陳賡曾憂慮的對周圍的同誌說：“隻要我們不死，準能看到顧順章叛變的那一天。”果不所料，顧順章叛變後，出賣了上海黨組織的大量情報。其中黨的優秀領導人蔡和森，由於顧順章的出賣，被敵人殘酷殺害在獄中；另一位優秀領導人惲代英，雖經組織的協調隱姓埋名即將出獄，然而，顧順章為了在蔣介石手下邀功，竭盡卑劣破壞之能事，親自帶領國民黨特務機關到獄中指認惲代英，致使這位黨的早期優秀領導人慘遭殺害。1928年，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組織局主任羅亦農，在北京西路一帶工作時突遭逮捕，叛徒居然是上海地下黨組織曾給羅亦農做秘書工作的賀家興、何芝華夫婦。他們都曾經留學德國，回國後，由於迷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而當時我黨地下工作人員每月生活費僅20塊錢，無法滿足他們夫婦享樂腐化的欲望。於是，這對叛徒與帝國主義租界巡捕房密商，以十萬元的代價出賣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十幾處機關，幸虧中央特科在清查賀、何罪行後立即將其處決，才避免了黨的損失進一步擴大。由於經不起艱苦環境和革命挫折的考驗，時任六界中央委員會常委、主席的向忠發於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捕，旋即叛變，隨於24日被國民黨處決。
如此同時，在黨的28年革命曆史中，背叛黨，出賣組織和同誌的叛徒時有滋生：張國燾出賣李大釗，劉厚總出賣項英，石五則出賣劉胡蘭，蒲誌高出賣江竹筠（江姐），白鑫出賣澎湃、楊殷，等等、李大釗，澎湃、楊殷、江竹筠、劉胡蘭等優秀共產黨員，麵對敵人的屠刀堅貞不屈，大義凜然，英勇就義的英雄壯舉感天動地，流芳千古。
透析革命曆史的這一焦點可知，在革命最艱難的初期，麵對同樣的環境，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和黨內叛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人生最寶貴的是生命，人生最大的恐懼是死亡。但是，真正的革命者麵對死亡卻放聲大笑，麵對屠刀英勇就義。英雄的豪情壯舉皆源自對共產主義的理想信仰，視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崇高精神境界。反觀黨內叛徒的卑鄙無恥，貪生怕死，皆源自欲望放縱，無產階級世界觀人生觀退變，喪失了對共產主義理想信仰的精神支柱所致。無產階級革命者在與“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中，會每時每刻麵臨犧牲自己生命的危險；“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決裂”鬥爭中，每時每刻麵臨公與私的抉擇。隻有毫不動搖地，持之以恒地破私立公，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到高於一切的位置，才能堅守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
2.探尋井岡山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中國革命的成功，在於找到了適合當時國情的正確道路，創造了一支人民的軍隊。人民軍隊的基本特征是在黨的絕對領導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與幾千年來剝削製度下的舊軍隊的本質區別。可是這樣一支人民軍隊是怎樣創建出來的，要從毛澤東同誌倡導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上，創建的第一個紅色根據地井岡山說起。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從蔣介石“四·一二”大屠殺的血腥教訓中醒悟過來，以革命的武裝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但是南昌起義失敗了，其他城市暴動也失敗了。1927年10月，毛澤東同誌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先河。1928年初，朱德、陳毅率領的八一南昌起義部隊的剩餘部分及其他農民武裝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組建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1928年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的紅五軍也抵達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合，這就是井岡山第一個農村根據地武裝力量的基本構成。毛澤東任政治委員，朱德任軍長，陳毅任政治部主任，彭德懷任付軍長。
紅四軍在黨的領導下，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農村紅色政權和革命武裝為宗旨，表現出來的力量完全出乎蔣介石反動政權預料，以懸殊的力量對比，打破了蔣介石組織的一次次圍剿，對全國革命形勢起到了榜樣的力量和極大的推動作用。
但是，麵對曆史事實，又必須看到紅四軍危機的一麵。在陳獨壽、王明等黨中央高層領導人“左”右傾錯誤路線幹擾下，加之紅四軍內部構成人員成分複雜，各種舊軍閥部隊的思想作風逐漸表現出來，也打過不少敗仗，背離黨的領導，脫離群眾的現象時有發生。尤其嚴重的是，在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同誌被錯誤路線剝奪了領導權，被排斥出紅四軍，方引起黨內正確力量的高度重視。在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央正確思想領導下，紅四軍請回了毛澤東繼續擔任紅四軍政治委員。
此後，於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了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毛澤東同誌為大會寫了決議案，又稱“古田會議決議”。決議分八個部分，第一次係統完整的規範了人民軍隊建設的路線、方針、方法、紀律等，撥正了人民軍隊建設的正確方向。其中第一部分，“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是整個決議的核心部分，一直成為人民軍隊發展壯大，直到今天仍具有指導意義的綱領性文獻。
決議開門見山地指出：“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這對於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四軍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於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成份所構成的；但是黨的領導機關對於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鬥爭，也是這些不正確思想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原因。大會根據中央9月來信的精神，指出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方法，號召同誌們起來徹底加以肅清、”緊接著，決議中依次列舉並指出了四軍黨內存在的七個方麵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根源及糾正的方法。即“單純軍事觀點”、“關於極端民主化”、“關於非組織觀點”、“關於絕對平均主義“、“關於主觀主義”、“關於個人主義”、“關於流寇思想”、“關於盲動主義殘餘”。
由於紅四軍經過艱難曲折和複雜而深刻的自我革命，統一了思想認識，糾正了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自此，開創了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建設的正確道路。所以說，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及其形成的決議，是人民軍隊產生的源頭，是我黨我軍建設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
探尋這一曆史焦點，會使我們進一步理解革命精神的內涵。革命階級的政黨和軍隊，在同反動統治階級實現最徹底的決裂的革命鬥爭中，每前進一步，都必須堅定的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做到這一點，革命階級本身首先要勇於和善於同自身存在的傳統關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徹底改變革命隊伍中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成分人員的階級立場，使他們真正站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來。隻有從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出發，才會統一思想，步調一致的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成為在黨的絕對領導下，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的人民軍隊。紅四軍正是從這一點出發，使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從勝利不斷走向勝利。
3.探尋延安整風：1941年到1942年期間，黨中央在延安開展了一次建黨20年來規模最大、涉及麵最廣的全黨整風運動。整風的原因主要是隨著黨和革命隊伍的不斷壯大，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的成分也日趨複雜，暴露出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其次，是建黨以來黨內曆次“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的影響，沒有從根本上加以肅清。盡管遵義會議以來確定了黨的正確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軍事指揮，但由於錯誤路線的思想根源沒有肅清，在延安逐步衍生出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形式主義）三股歪風，嚴重阻礙黨的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多源自資本主義大工業產生的強大工人階級隊伍之上的。而我國革命的起點卻並不是建立在強大工人階級隊伍上的。雖然工人階級處於領導地位，但由於中國當時的具體國情所限，黨和革命隊伍中的成分，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毛澤東同誌始終敏銳的洞察和關注革命隊伍自身的建設，是他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政治家的標誌之一。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對紅四軍的黨員成分做過具體分析：1929年上半年，紅四軍中共有黨員1324名，其中工人成分311名，農民成分626名，小商人100名，學生192名，其他成分的95名。工人與非工人的比例是23％對77％。到了1942年，全國黨員數量近50萬人，但仍維持在這種複雜的構成狀態中。要使這樣一個龐大而又複雜的黨員隊伍真正站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來，樹立起無產階級世界觀、人生觀，是一項艱巨而複雜的任務。自建黨以來，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的損失是極其嚴重的。如主張城市暴動使南昌起義失敗，長沙起義失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直到紅軍被迫進行二萬五千裏長征的戰略轉移，到達陝北後紅軍由十幾萬人減到三萬人。血的教訓是非常深重的。但是，其錯誤路線的根源，卻因革命環境的緊迫等原因，一直沒有在全黨進行過統一的整頓和肅清。相反，在延安表現得很突出。
在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同誌在多種場合，各種會議上嚴肅的強調黨內存在的問題。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尖銳批評：“宗派主義現在也有。在延安，首長才吃得開，許多科學家、文學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義是排擠非黨幹部的一種風氣，即排外主義。同時也排內。鬧獨立性，不服從決議，沒有紀律的現象，必須整頓。”在《整頓黨的作風》的講話中更具體的批判：“鬧這種獨立性的人常常跟他們的個人第一主義分不開，他們在個人和黨的關係問題上，往往是不正確的。他們在口頭上雖然也說尊重黨，但他們在實際上卻把個人放在第一位，把黨放在第二位。這種人鬧什麼東西呢？鬧名譽，鬧地位，鬧出風頭。在他們掌管一部分事業的時候就要鬧獨立性。為了這些，就要拉攏一些人，排擠一些人，在同誌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資產階級政黨的庸俗作風也搬進共產黨裏來了。”
因此，毛澤東同誌鄭重強調：“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我們要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
延安整風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開展的。黨中央下決心利用近兩年的時間，一麵應對戰爭時局，一麵以主要精力整頓黨風。整風動員大會，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出馬，人人進行了動員講話；篩選規定學習22個馬克思主義文件，要求逐個學深學透；用3個月的時間集中整改，要求人人寫出整改筆記，並逐級進行檢查；開展嚴肅認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對自身存在的問題，深刻反省，誠懇地向組織進行自我批評，對同誌間存在的問題，進行毫不掩飾，一針見血的批評。通過“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式，實現了毛澤東同誌要求的：“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把犯了錯誤的幹部全部保留下來”這一偉大整風運動的目的。
延安整風運動，大大提高了全黨的階級覺悟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水平，使黨和革命隊伍政治上、思想上、作風紀律上空前團結統一，使革命事業在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以革命精神煆造出黨的理論聯係實際，密切聯係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一直是堅持黨的根本宗旨和人民軍隊性質的法寶。為千秋萬代留下來寶貴的精神財富。
探尋28年革命曆史，透析以上曆史焦點，科學而又清晰的詮釋了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革命必須實行兩個“最徹底決裂”革命精神的含義：無產階級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直到實現共產主義最終目標的整個曆史過程中，是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的有機統一，隻有完成好改造主觀世界的任務，才能最終實現改造客觀世界的革命目標。
（二）社會主義製度下亟需堅守革命精神：明確了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含義和來源，弄清社會主義製度是在階級鬥爭和公與私的鬥爭中產生的經過，必須堅守社會主義製度下的繼續革命精神，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然而，現實卻並非如此，無產階級革命精神被一些人拋棄，在一些人的心中模糊不清，在多元化思潮的喧囂中，其文化符號也在意識形態領域被邊緣化甚至銷聲匿跡。致使黨內“四風”和物欲橫流的社會環境，嚴重侵襲危害著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製度和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堅守革命精神是社會主義製度的本質要求：社會主義的本質素性，是生產資料公有製的經濟基礎以及建立在公有製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社會主義製度的本質素性是區別資本主義及其他任何社會製度的根本特征。其核心是充分體現社會的民主、平等、公正。其靈魂是堅守無產階級革命精神。
在這裏，首先需要澄清一個問題：長期以來有一種錯誤觀點，迷惑誤導著人們，這就是把發展生產力當成社會主義的本質素性。這是極其荒謬、貽害無窮的。既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也違背了邏輯科學有關概念的定義。社會主義製度下要把發展經濟和科技作為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任務，但不是唯一的任務，更不能當做社會主義的本質素性放到統領一切、壓倒一切的位置。道理很簡單，任何時代任何社會製度的國家都發展生產力；資本主義製度同樣也發展經濟、發展科技，但是他們的經濟科技再發達，畢竟依然是對內剝削壓迫，對外侵略擴張的資本主義、霸權主義，絕不會因此變成社會主義。因為社會製度的本質素性不是以經濟科技的發達與否來決定的，而是由社會生產資料的性質及其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性質來決定的。
這一觀點的分歧，看似思想理論的分歧，實則關係到走什麼道路的根本問題。對大多數人來說確是個認識上的誤區。認為發展生產力就是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於是把不顧一切的追求物質財富當成了終極奮鬥目標，致使形成物欲橫流的社會逆流。然而，對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來說，則是懷著對社會主義製度的敵視，故意誘導人的欲望放縱，企圖改變社會主義的本質素性。對此，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和積極的應對措施。
以先進的思想引領社會還是以欲望誘導，在我國漫長的曆史上，一致是個脈絡清晰的事關把握社會主流的問題。早在兩千多年前，儒家傑出代表荀子在《荀子·大略》文中就深刻闡明：“義與利者，人之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古代先賢們對“義”和“利”的關係大都有著統一的認識，即道義和利益這兩個東西，是人們生來兼有的，但是如何擺正二者的位置，處理好二者的關係，卻有截然不同的立場和結局。堯舜時期雖不能去掉人們追求利益的欲望，但是能做到使道義的追求高於對利益的追求；而桀紂時期恰好相反，主張對利益的追求勝過對道義的追求。因此，荀子得出結論：道義勝過利益的就是安定的社會，而利益勝過道義的就是混亂的社會。君主重視道義那麼道義就能勝過利益；君主重視利益，那麼利益就會勝過道義。因此，堯舜時期和桀紂時期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兩種社會製度。
道義高於利益，道德高於生命。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血脈，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主流。兩千多年後，我們順應曆史主流，曆經艱難曲折，終於實現了人類向往的社會主義社會。而少數人站在人民的對立麵逆潮流而動，終將被人民和曆史所拋棄。
中國共產黨誕生時，手中並沒有什麼物質財富，更沒有掌握全國政權施惠於人民，卻能最廣泛的動員起全國人民，以雷霆萬鈞之勢，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靠的是什麼？靠的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統領下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靠的是把握了社會主流的力量。對此，稍有點文化，有點理性的人都不會置疑。
問題的關鍵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製度下，還需要不需要、應當不應當，以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為靈魂，去統領經濟、政治、科技等各項事業的發展。回答是肯定的、毫不含糊的！原因很清楚，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革命必須進行的兩個“最徹底的決裂”最終目標的實現，需要相當長的曆史時期才能完成，其原因主要基於以下兩個方麵。
一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製度下仍然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而且這種鬥爭是長期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沒有繼續革命的精神進行有力的鬥爭和打擊，社會主義製度會時刻麵臨侵襲和顛覆，也就談不上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發展。對此，毛澤東同誌在1963年5月9日對《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中高瞻遠矚，振聾發聘地警告全黨和全國人民：“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用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毛澤東同誌對無產階級專政下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和危險性的科學分析，已被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實踐所證實。
二是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必須適應並反作用於公有製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由於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還會廣泛存在，必須建立和不斷完善適應公有製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以馬克思必須實行的兩個“最徹底的決裂”為指針，通過長期地，切實有效地政治思想工作，引導各階層群眾不斷開展破舊立新，破私立公的思想革命，才能不斷使廣大群眾樹立起為公的思想覺悟，使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與公有製經濟基礎相適應，進而形成全麵推動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強大動力，才能逐漸培養起全民族的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無產階級思想覺悟。
1945年，毛澤東同誌在《論聯合政府》文中號召全黨：“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鬥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而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然後，在社會主義製度建立過程中的1955年，在《嚴重的教訓》一文的按語中再次強調：“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製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我國的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正是遵循毛澤東同誌的指示精神，堅持以政治思想工作為統帥，發揚了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較短時間內，奇跡般的建立起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政治思想基礎，以及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強大國民經濟基礎和國防科技基礎。對此，在“讓事實見證新中國成立後30年”一文中，以大量翔實的史料進行了論證，在此不予贅述。
需要補充和強調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培育出來的部分典型代表的簡要事實，以此進一步佐證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對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的重大意義；以期對那個時代持有疑議和困惑的人給予啟迪作用，點燃以革命精神推動社會主義事業全麵健康發展的信心和動力，以革命精神建設社會主義和睦家庭的執著追求。
大慶精神：大慶精神產生於1960年全國石油會戰時，遵照毛澤東主席“把石油貧困國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的指示，大慶人以為國爭光，為民族爭氣的精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艱苦創業精神，講究科學，“三老四嚴”的務實精神；胸懷全局，為國分憂的精神；在北大荒茫茫原野上，靠簡單的工具設備和異常艱苦的生活條件，開創出震驚中外，以舉國歡慶為背景而命名的“大慶”油田來。大慶油田的開創，甩掉了我國石油貧國的帽子，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打下了堅實基礎。現實大慶油田已由“石油的血脈之都”資源型城市，發展成綜合型城市，為國家做出重大貢獻。
大慶精神的亮點是鐵人王進喜精神，即“寧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拚搏精神；”、“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艱苦奮鬥精神；“甘願為黨和人民當一輩子老黃牛”的埋頭苦幹精神。“四不一為”精神：即“不為名，不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為會戰。”“三老四嚴”精神，即；“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等等。
大慶精神集中體現了馬克思兩個“最徹底決裂“的主體思想，充分展示了隻有堅持主觀世界的革命，才能改造好客觀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
大寨精神：大寨精神是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集體主義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團結一心，敢叫日月換新天，誓把山河重安排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大寨原是山西省昔陰縣大寨公社的一個生產大隊，是個僅有80戶人家的貧窮小山村。1963年夏天，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使大寨大隊遭遇了毀滅性的襲擊。全村800畝土地中有139畝梯田被衝為平地，41畝莊稼被沙土掩埋，其餘620畝幾乎絕收。全村270間窯洞房屋塌了190間，63間成了危房，80戶人家，78戶無家可歸。麵對集體經濟的嚴重損失，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的帶領下，他們不等不靠，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無私奉獻，不圖回報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建起了一排排嶄新房屋組成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把“七溝八梁一麵坡”的窮山村，改造成高產穩產，旱澇保收的米糧川，集體生產的糧食畝產增長了七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新華社記者的報道《大寨之路》，介紹了他們的先進事跡，並發表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自此，全國掀起了農業學大寨的熱潮，極大提高了全國人民的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覺悟，把全國集體經濟的發展推向新階段。在革命精神的指引下，大寨如今已打造出30多種名牌產品，人均收入過萬元，遠遠超出全國農村人均收入水平。
華西精神：半個多世紀來的華西村，被世人譽為“天下第一村”。江蘇省華西村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窮村，通過上世紀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廠，90年代造城，21世紀騰飛等階段目標，先後取得了農業樣板村美譽。從單一的農業轉到農、工、商、建、遊五業並舉，通過節能減排和轉型升級，目前已形成“海運海工，旅遊航空，物流儲運，資源金融，提升三農”為主的科學產業結構。達到了全村共同富裕的目標，既沒有“億萬富翁”，也沒有“兩手空空”。合並於華西村周圍的20多個村建成的“大華西”村，做到了“基本生活包，老殘有依靠，優教不忘少，三守促勤勞，生活環境好”的精神物質雙富有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半個多世紀來，華西村一直堅持集體經濟發展道路，走出了一條以革命精神帶動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新路。老支書吳仁寶經常向海外遊客介紹：“華西村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腦袋，富腦袋比富口袋更重要。”華西村要求支部每個黨員要成為為人民服務的一麵旗幟：“有福民先享，有難官先當”是每麵旗幟的左右銘；“不拿全村最高工資，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不拿全村最高獎金”是老支書吳仁寶為支部班子定下的老規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成為華西村集體經濟繁榮強盛的精神支柱。
南京路上好八連精神：1949年上海解放後，八連從硝煙彌漫的戰場來到熱鬧繁華的南京路，同其他兄弟連隊一起警衛上海。他們在出色的完成了警衛、訓練、生產等項任務的同時，始終恪守戰爭年代的革命精神，做到了身居鬧市，一塵不染，勤儉節約，克己奉公，熱愛人民，助人為樂。在南京路上樹立了一麵光輝的旗幟，贏得了人民群眾的讚揚。1963年4月國防部發布命令，授予上海警備區某部八連以“南京路上好八連”的光榮稱號。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拒腐防變，堅守革命精神起到了極大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