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沒想到，黃總的歌聲，仍是那麼有磁性，那麼有穿透力，每當想起他，仿佛他的歌聲在我耳畔縈繞。
那是在高高的大興安嶺，那是在零下四十五度的高寒禁區。帳篷外，白雪皚皚，凍啞了禮堂，卻響起悠揚的歌聲。唱歌的，是長影慰問團的演員們，他們送來了濃濃的軍民魚水情。
我們團首長也出節目了，戰士們的掌聲，此起彼伏，險些把禮堂的房蓋掀開了。我們足足等了三四分鍾，登台亮相的竟然是黃總（總工程師），他身著一件皮軍大衣，滿麵紅光。很有禮貌地敬了一個軍禮。
我問身邊的徐參謀，“我們作戰股跟黃總是鄰居，咋沒聽見過他唱歌呢，千萬別掉鏈子呀！”
徐參謀似乎更比我了解黃總，他示意我別說話，聽唱歌。
“背上了那個行裝扛起那個槍，雄壯的那個隊伍浩浩蕩蕩！同誌呀你要問：我上哪裏去呀？我們要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黃總唱著唱著，台下的戰士們也跟著唱起來，且聲音越來越大，簡直是千人大合唱。
這首歌是鐵道兵軍歌，每個戰士都會唱，當然黃總也不例外。
“唉！黃總還會唱別的嗎？”徐參謀扭過頭衝我笑了笑，意思說，精彩還在後頭。正當我愣神之際，台上又響起了電影《冰山上來客》的插曲《懷念戰友》：“……當我永別了戰友的時候，好象那雪崩飛滾萬丈，啊――親愛的戰友，我再不能見到你雄偉的身影，和藹的臉龐……”我深深地被他的演唱迷住了，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
掌聲，雷鳴般的掌聲！
我問徐參謀，“黃總不是畢業於鐵道學院，怎麼歌唱得這麼好？”
徐參謀笑著說：“黃總念兩個大學，一個學鐵道，一個學聲樂。”
“那他咋不上歌舞團呢，非得當鐵道兵，整天鑽山溝，住帳篷，多艱苦呀！”我很惋惜地說。
“本來，黃總就在歌舞團工作，是男中音，後來聽說鐵道兵需要像他這樣的專家，就毅然決然地穿上了黃軍裝，來到了部隊，幹上了老本行。
我聽到這裏，不禁為黃總的行為所感動。
第二天，黃總來電，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去一趟。
說是辦公室，倒不如說是臥室，一張簡易桌子，一把木椅，帳篷上掛著鐵路施工圖紙，但最顯眼的莫不過是那把褐色小提琴。
黃總給我倒一杯水，親切地問：“聽說，你學的是采煤，打隧道你是內行了，咱團隧道技術由你來負責。”接著他補充一句：“是不是生活不適應呀，有啥困難盡管提？”我輕輕地搖了搖頭。其實，我真想打退堂鼓！
當我離開黃總辦公室，他突然叫住了我，“聽說你愛好文學，需要什麼文學書籍吱聲，我叫家人給你捎來，但有一個前提，必須幹好工作，打好隧道！”我向他行了個軍禮。
隧道一米一米向前延伸。
當隧道推進到200米時，突然遭遇了破碎帶，施工停滯不前。首長急了，明明規定“淺打眼，少裝藥”，他非要“深打眼，多裝藥”，我拗不過他們，結果發生大塌方事故，拱頂落下了13米多，幸好，沒傷著人。黃總知道這件事後，親臨現場，分析事故原因，當著那位首長的麵，嚴厲地批評說：“不講科學的蠻幹，非出大事不可，今後技術問題，沒經孫技術員同意，絕不能施工。”
當隧道貫通的時候，黃總因年紀大身體有病，提前轉業了。
送別黃總時，他給我十幾本小說，還有他寫的歌詞和一摞子日記……
那年月，不像現在科技那麼發達，我未能將他演唱的歌曲錄製下來。
在我出版以鐵道兵生活為原型的小說《零下四十五度》首發式時，我也像黃總那樣深情地唱了那首鐵道兵軍歌。
後來我明白了，苦辣酸甜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首淳厚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