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林等人的這種對“閑適”的選擇，一半是由於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逼迫，一半也是出於主動的選擇。這種主動選擇即是在保全個性的旗幟下將生活藝術化，從而“得體地活著”。周作人曾經把中國古代文學史視為“載道”與“言誌”的循環。“載道”文學是“賦得”文學，所謂“賦得”，即是被動地聽從他人的旨意而作文；“言誌”文學是“即興”文學，所謂“即興”，即是自己因感而發，毫無拘束地作文。“論語”時期的林語堂對“即興”文學“我手寫我口”的闡發更是不遺餘力。
2.對西方文化的取舍
在《中國新文學大係·散文一集》導言中，周作人認為新散文成功有兩重因緣，“一是外援，一是內應”，並認為“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學哲學與文學上的新思想之影響”。
這段論述表明了周作人認為中國現代散文（小品文）的源流是公安派與英國的小品文兩者相結合。周作人所稱的“外援”，即英國的小品文。英國的小品文之影響有兩個層麵：在深層結構即思想意識層麵上，“英國的小品文”吸引中國作家普遍關注的，首先是它那濃厚的個人色彩，比其他散文樣式更自由、更直接、更充分的“自我表現”精神。這裏，周作人所說的“英國的小品文”是指最早出現於法國、後在英國發展起來的“essay”，它通常被稱作隨筆，也譯作美文、小品文、絮語散文或隨筆散文等。這種外國隨筆的內在特質是作家的“自我表現”。對此，它的創始人蒙田說得非常坦白：“我要人們在這裏看見我底平凡、純樸和天然的生活，無拘束亦無造作：因為我所描畫的就是我自己。我底弱點和我底本來麵目，在公共禮法所容許的範圍內，都在這裏盡情披盡。”顯然，周作人、林語堂等作家原先所具有的“人本主義”思想與外國隨筆“表現自我”的精神傳統神交氣合，於是外國隨筆在他們那裏找到了在中國生存、發展的機緣。從表層結構，即文體特征、語言思維模式等方麵看，中國“閑適”散文作家對外國隨筆藝術的借鑒幾乎同樣不容忽視。周作人欣賞的“如在江村小屋裏”、“同友人談閑話”（周作人《雨天的書·自序》）的散文境界，林語堂喜愛的“如在風雨之夕圍爐談笑”、“如與高僧談禪，如與名人談心”（林語堂《小品文之遺緒》）的散文筆潤，都明顯受外國essay風的影響。
西方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對林語堂而言，西方自由主義文學尤其英美自由主義文學較多影響了他的文學創作和文學觀念，特別是文學的主體觀。可以這樣說，主要是西方的自由主義文學觀念促使林語堂確立了“閑適”話語自由獨立的文學立場，堅持了對文學主體性的維護。
自由主義是貫穿西方社會幾百年的一種主要社會思潮。因此近現代西方的主流作家大多是自由主義作家。文藝複興以來的西方文學，從總體傾向上看始終充滿了自由主義精神，其突出表現是對創作主體自由獨立品格的強調，對個性自由的張揚，對“人”及人的生存境界的關注。這些觀念對林語堂的文學觀的影響是巨大的。他的“閑適”話語對自由精神的追求，對自我表現的張揚，對創作個性的尊重，可以說都是受了西方自由主義文學觀的影響。林語堂在推行自己的“性靈”文學觀時就曾將西方的浪漫主義文學引為同調。他認為西方浪漫主義文學的本質就是“性靈”的自由展現，因此他明確地將西方浪漫主義精神同“性靈”等同起來：“大凡此派主性靈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學的普通立場。性靈派之排斥學古，也正如西方浪漫主義文學之反對新古典主義，性靈派以個人性靈為立場，也如一切近代文學之個人主義。”
林語堂還認為，晚明公安派的“獨抒性靈”說與西方表現派的文藝思想相一致，“真如異曲同工”。因此，他對西方表現主義美學家克羅齊大加讚賞，對克羅齊的“藝術即表現，表現即藝術”之說極為傾倒，並提出如下見解：“除表現本性之成功，無所謂美，除表現之失敗，無所謂惡。”林語堂引西方的浪漫主義文學和表現主義美學為同調，根本的原因是西方浪漫主義文學和表現主義美學都強調文學是作家的“自我表現”，這不僅與林語堂推崇的“性靈”說靈犀相通，或如林語堂所說是“異曲同工”，而且由於這種文學觀念強調文學從本質上講是作家主觀情誌的表現，從而和形形色色的片麵要求文學發揮革弊興利、改良社會、服務政治作用的功利主義文學觀劃清了界限，從而使文學回歸“人”（主體）自身，回歸“藝術”（本體）自身。這在20世紀30年代那樣一種文學語境下顯然是一種有意識、有針對性的文學選擇。關於西方自由主義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梁實秋在《現代中國之浪漫的趨勢》一文中曾有很精確的概括，不妨引來作為林語堂“閑適”話語與西方文學關係的佐證：“全部影響之要緊處乃在外國文學觀念之輸入中國。換言之，我們自經和外國文學發生接觸之後，我們對於文學的見解完全變了。我們本來的文學觀可以用‘文以載道’四個字來包括無遺，現在的文學觀念則是把文學當作藝術。”如果說，中國傳統的道家文化更多地影響了林語堂“閑適”話語的藝術追求，那麼，西方文化帶給林語堂的卻是“閑適”話語的核心內容——自由的精神。“閑適”話語追求的自由表達和林語堂終生堅持不變的自由主義立場，其中都有自由主義和表現主義對林語堂的影響。西方文化是中國現代新文化興起的一支強心劑，也是林語堂思想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是西方文化精神促使林語堂產生了建立“閑適”話語、追求精神自由的理想。而“閑適”話語使人在精神上超越苦難的現實人生，解脫世事煩惱，進入無拘無束的自由境界的精神目標，這也正是西方宗教文化終極關懷的一種演化。
3.論爭中的“閑適”
自然，這樣的“閑適”卷入了論爭，一場與左翼文壇的論爭。
提倡“閑適”話語的一方，以周作人、林語堂為代表集結在《駱駝草》、《論語》、《文藝茶話》、《人間世》、《宇宙風》、《文飯小品》、《逸經》等刊物周圍，人稱論語派。而論爭的另一方則是以魯迅、瞿秋白為代表的左翼作家，他們團結在《巴爾底山》、《濤聲》、《太白》、《新語林》、《蟋火》、《芒種》、《雜文（質文）》等雜誌周圍，以“匕首、投槍”式的、生存的小品文為號召，反對“幽默”、“閑適”小品文，人稱太白派。
從前麵的論述中可以看到，現代文學史中第一個提倡“閑適”的就是周作人。他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公開認為“五四”新文學運動是對明末公安派性靈文學的繼承，而袁氏三兄弟的創作即為後者代表。從周作人開始，我們所熟悉的以對悠閑生活的渴望和對知識及文化的即興化表述為風格標記的“閑適”散文就在整個新文學話語中居於重要位置。而在20世紀30年代對周說提出最有力支持的是林語堂。他說：“周作人先生提倡公安，吾從而和之，蓋此種文字，不僅有現存風格足為模範，且能標舉性靈，甚有實質，不如白話文學招牌之空泛。”由於林語堂的極力推崇，論語派刊物上又掀起了一股“袁中郎熱”。“閑適”話語的首次正式亮相也是在1934年林語堂的《人世間》發刊詞中，他指出小品文創作應該“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繼而又在《論小品文的筆調》、《關於〈人間世〉》等文中多次闡釋其內涵，認為小品文筆調就是“閑適筆調”、“個人筆調”、“閑談體”、“娓語體”。
1934年4月，林語堂在其創辦的《人間世》創刊號上的顯著位置發表周作人《五秩自壽詩》兩首，以此表現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的人世與道家的出世之間的矛盾。詩中的“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談狐說鬼尋常事，隻欠功夫吃講茶”成了論語派作家生活的理想，也成了他們文學創作的理想，從而拋出了論語派主張“閑適”小品文的主張。
林語堂小品文理論中的核心命題就是“文學是自我表現”，“文學是為人生的”。他說：文學隻要是“抒寫性靈”、“表現自我”，能夠對人們的“人生有啟迪”的意義，那麼任何題材都可以成為文學表現的內容，即所謂的“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皆可取材”。可談貓鼠、鬼神、睡眠、飲食，也可暢泄哀情，摹繪人情，形容世故，劄記瑣屑，談天說地；可描寫席上文士、舞女、酒菜味道的閑適，也可描寫“人生月不常圓，花不常開，好友不常逢”之類的感歎。同時，林語堂還主張小品文應該采用“娓語筆調”，使小品文讀來有“如在風雨之夕圍爐談天，善拉扯，帶情感，亦莊亦諧，深入淺出；如與高僧談禪，如與名士談心，似連貫而未嚐有痕跡，似散漫而未嚐無伏線，欲罷不能，欲刪不得，讀其文如聞其聲，聽其語如見其人”的理想效果。所謂“娓語筆調”，即“小品文筆調，言情筆調，言誌筆調，閑適筆調，閑談筆調，娓語筆調，名詞上都不必爭執，但確有此種筆調，正實比正名要緊”。這種筆調就是指以一種輕鬆閑適、清新自然的文體來立誌立言。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無所不談；第二，亦莊亦諧；第三，輕鬆自然。因此他特別反對“板麵孔”式的訓話式筆調，認為小品文就是要“如至友對談，推誠相與，易見衷曲”，“且其來得輕鬆自然，發自天籟”。
以周、林為代表的論語派的文學主張，受到以魯迅為主的“左翼”陣營的反對與批評，而批評的焦點就是周、林等人對生活、文學所提倡的一種“閑適”態度。他們以《太白》等刊物為主要陣地，展開了對閑適小品的批判。魯迅發表了《小品文的危機》、《論語一年》、《從諷刺到幽默》、《幫閑法發隱》、《小品文的生機》、《雜談小品文》等一係列文章予以批評。1934年茅盾發表了《關於小品文》，1935年《太白》雜誌發表了周木齋的《小品文雜說》、聶緒弩的《我對於小品文的意見》、洪為法的《我對於小品文的偏見》、徐懋庸的《金聖歎的極微論》和《大處人手》等文，都對論語派的閑適小品文創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左翼”作家們認為論語派的閑適文學脫離了社會的鬥爭，其實質是“靠著低訴或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
林語堂曾在多篇文章中強調“閑適”的重要性。在《論小品文的筆調》中，他認為小品文的筆調也就是“閑適筆調”，又說“談話與小品文最雷同之點是在其格調之閑適，無論題目是多麼嚴重，多麼重要，牽涉到祖國的慘變和動亂，或文明在瘋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毀滅，使人類失掉了自由、尊嚴，和甚至於幸福的目標，或甚至於牽涉到真理和正義的重要問題，這種觀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種不經意的、悠閑的、親切的態度表示出來”，而且“有閑的社會，才會產生談話的藝術，這是很明顯的；談話的藝術產生，才有好的小品文，這也是一樣明顯的”。對林氏的閑適產生文學的論調，魯迅大不讚同，他反駁說：“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幹戚，猛誌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誌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這種不滿，在林語堂向魯迅邀約打油詩時，被毫不留情地展現出來。魯迅回信說：“前函令打油，至今未有，蓋打油亦須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壓，令人已不能喘氣，除呻吟叫號而外，能有他乎？不準人開一開口，則《論語》雖專談蟲二，恐亦難，蓋蟲二亦有談得討厭與否之別也。”
與此同時，施蟄存、康嗣群編輯發行了《文飯小品》。在《創刊釋名》中，康嗣群解釋：
這一二年來，小品文似乎在文壇上抬了頭。因為抬了頭，於是招了許多誹謗。有的說小品文是清談，而清談是足以亡國的。有的說小品文是小擺設，而小擺設是玩物喪誌的東西。有的說小品文不是偉大的作品，而我們這個時代卻需要偉大的作品。這種種的誹謗，其實都不是小品文本身招來的。而是“小品”這個名字招來的，倘若當初不把這種文字稱為“小品”，而稱之為散文或隨筆，我想一定不至於受到這許多似是而非的攻擊的。因為品不品倒沒有關係，人們要的是“偉大”，當偉大狂盛之年，而有人來抬出“小品文”這個名稱，又從而提倡之，這當然幽默得要使一些偉大的人物感到不自然了。
康嗣群對此的態度是：“小品也許是清談，但不負亡國之責；也許是擺設，但你如果因此表態，與我無涉。”編者的態度決定了刊物的傾向，《文飯小品》雖然僅出了6期，但它不僅刊載了大量趣味閑適的小品，還積極參與了當時關於小品文的論爭。在文學審美觀上，屬支持周、林的一方。
周作人晚年談及當年倡導閑適一路散文的時候說：“我想把中國的散文走上兩條路，一條是匕首似的雜文（夾注：我自己卻不會做），又一條是英法兩國似的隨筆，性質較為多樣。”
在“小品文”最興盛又最受非議的30年代，“兩條路”是不同的文學理想與人生觀的標識。在“大品文”和“小品文”的爭論中，在上海創刊的《論語》宣布：“在目下這一種時代，似乎春秋比論語更需要，它或許可以匡正世道人心，挽既倒之狂瀾，躋國家於太平。不過我們這班人自知沒有這一種的大力量，其實隻好出出《論語》”。論語派作家首先為小品文正名，認為在正統文學觀念中它無法占據一席之地是文學的功利心使然。
“說自己的話”是“言誌”的前提，小品文既然以表現個人情思為己任，言誌主體便決定了說什麼與怎麼說的問題；認定小品文的麵目是智者、凡人、庸人的“人情物理”而非道德化、功利性的國家民族類的宏大敘事，便在理論上與魯迅式雜文那種戰士的品格區別開來，認定自己不過是過渡時代的人，也便有意疏離英雄姿態。從英雄和布道者的形象轉化為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和庸人，從救濟蒼生的精英心態回歸於生活中的常人心態，與人生哲學調整有關的轉換獲得了現代社會俗世化進程的支撐。近代市民社會的壯大、傳統士大夫階層日益平民化、道德力的控製弱化、現世享樂主義的湧動，都支持著英雄心態的消解。在這個意義上，周作人所說的“我鹵莽地說一句，小品文是文學發達的極致，它的興盛必須在王綱解紐的時代”並非鹵莽之辭，英雄時代的大一統局麵分崩瓦解後迎來了“舊常的散文世界”。資本主義文化發展中，以廣大中產階級和市民階層為對象的文藝發展傾向日益明確，閑適格調的散文以其近情、自然、講求趣味吻合了現代人的心態與要求。於是，耳目之內、日用起居等個人的日常經驗和情感被提高到最重要的地位，人們承認個人瑣碎的欲望、內心的細枝末節作為散文內容的合法地位，散文題材內容上的變化可說是與以人為本、以細節真實為底、以日常生活風俗為對象的現實主義潮流合拍的。
周作人為散文主體形象設計的是凡人、庸人形象，所謂凡人與庸人形象實際上是清平的明智者，這種智者非先知或聖人，也非唯科學或唯方法理論是尊的所謂通人，隻是明白常理，通達人情，敘事抒情不悖於現代文明思想。與語絲時期拐彎抹角的攻擊或連篇的反話相反，他用“庸人的閑談”替代了及時的時事反應：“我們固然也要聽野老的話桑麻，市儈的說行市，然而友朋間氣味相投的閑話，上自生死，下至蟲魚神鬼，無可不談……”閑話的主體一則要與高高在上和自以為是“給人家去戴紅黑帽喝道”的權威霸道麵目告別；二則保持自己獨立思考的頭腦，不作狂信之徒。撤離戰壕，走下講壇，成為田間樹下或書齋裏的智者，成為讀者的友人而非導師，首先要擺脫焦躁心態，抵達恬淡之境。閑適正是摒除了狂熱與偏執的清明理性的人生姿態，蛻去個人身上一圈英雄的救世主的神光。
卸下載道麵具的小品文向閑適的個人筆調定位，為散文自身的發展機製所決定，近情親切的文筆迎合了現代報紙雜誌發展的需要。現代小品文提供的是“一粒沙裏看世界，半瓣花上說人情”的智者與友人的形象，與文章家韓愈式高頭講章的浩然之氣、道學先生的冬烘氣、秀才文士的酸腐氣自然不同。當散文體式因為作家人生理想與美學理想的不同追求而有了多元發展的契機時，閑適小品文平淡自然近情的特點，既與左翼雜文對壘又與之互補。雙方也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從文學傳統中汲取了各自的語言資源依靠。周作人、林語堂將幽默閑適的宗祖從晚明公安派上溯至蘇軾、陶淵明、莊周，尋找一條性靈文學的流脈，同樣，魯迅式雜文對社會人生的強烈關注意識，那種種超出“舊常”與“平淡”的風骨文字，則暗中接繼了司馬遷“不平則鳴”的反抗精神，魯迅對魏晉文章中師心使氣文字的偏愛，更欲在從魏晉六朝到晚明的小品中找尋出一條諷刺、攻擊與破壞的路來，都將某種與閑適小品文雅致風格無緣的陽剛之氣呈現出來，那種深刻的社會關懷，卻同樣建立在叛逆個性與自我表現之基礎上。
而作為一個作家，林語堂當屬自由主義之類。從創辦《論語》開始，他始終打出不涉及黨派政治的中間旗號。他所謂的不涉及並非不關心，不評論，而是“不拿別人的錢，不說別人的話”，“不附庸風雅，更不附庸權貴”。林語堂不是政治家，他對時局的批評，不過是從一個愛國的、有良知的自由知識分子的立場出發，正如簡又文對他的評價：“語堂是一個真正的、忠實的，和熱烈的愛國者。不過他不是一個政客，不是一個黨員，也沒有擔任過政治工作……所以他愛國的立場並非某某黨的，其愛國的方式也不是某某黨的。語堂之愛國，是站在一介平民的立場，而施用一介書生，或一個學者的方式。”唯其如此，對於文學創作，林語堂首先遵循的是自己的文學理念。他認為文學最重要的是“真”，“不管你存意為人生不為人生，藝術總跳不出人生的。文學凡是真的，都是反映人生，以人生為題材”。而藝術隻要是真的，即使不呐喊，也是為人生。所以題材上，他無所謂“宇宙之大”還是“蒼蠅之微”，關鍵是要抒自我之真情。雖然提倡閑適、自由的寫作，但林語堂並不反對文學表現政治，“在國家最危急之際，不許人講政治，使人民與政府共同自由討論國事，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認為這是取亡之兆。因為一國絕不是政府所單獨救得起來的。救國責任既應使政府與人民共負之，要人民共負救國之責，便須與人民共謀救亡之策”。他反對的隻是以道學的麵孔，借著文學的外衣來表現政治。他認為這種文學是“為飯碗”的假藝術。
對林語堂從《論語》到《人間世》、《宇宙風》主編風格的轉變，研究者們曆來眾說紛紜。
林語堂自己的解釋是：
那嚴格的取締，逼令我另辟蹊徑以發表思想。我勢不能不發展文筆技巧和權衡事情的輕重，此即為讀者們所稱為“諷刺文學”。我寫此項文章的藝術乃在發揮關於時局的理論，剛剛足夠暗示我的思想和別人的意見，但同時卻饒有含蓄，使不致於身受牢獄之災。這樣寫文章無異是馬戲場中所見的在繩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這奇妙的空氣當中，我已經成為一個所謂幽默或諷刺作家了。也許如某人曾說，人生太悲慘了，因此不能不故事滑稽，否則將要悶死。這不過是人類心理學中一種尋常的現象罷：即是在十分危險中，我們樹立自衛的機械作用，也就是滑口擅辯。這一路的滑口擅辯，其中含有眼淚兼微笑的。
自辯固然難以令人完全置信，但聯係林語堂的行為，我們應該肯定他的表白是真誠的，他將自己的轉變歸屬於一種自衛行為，從這一意義上講，林氏的所作所為無可厚非。任何一個時代，先驅先賢畢竟都是少數，更多人首先要滿足的是生存需要。論語派雜誌既避過政治鋒芒，苟全性命於亂世，又能保留一點自己說話的園地，發發牢騷和悶氣，無怪乎在當時閑適得以風行，雜誌得以暢銷了。
林語堂這類自由主義作家的雙重心態，既想保性命之全，又不甘心對社會時事完全裝聾作啞。他們品評時弊的熱情和勇氣與當局統治者的政治高壓剛好成反比，統治者越趨專橫，他們的勇氣就越趨細微，漸至隱匿。但無論怎樣隱匿，這種關心時事的特性在他們身上從未徹底消失過，這也是作為自由主義作家，區別於附庸文人的標誌之一。
代表左翼文壇與林語堂論爭的主要是魯迅。無可否認，這場論爭對林語堂來說多少是有些委屈。他在文中多次如是表白：“論語》提倡幽默，也不過提倡幽默而已，於眾文學要素之中，注重此一要素，不造謠，不脫期，為願已足，最多希望於一大國中各種說官話之報外有一說實話之報而已，與救國何關？”的確，從最初在閑聊中決定辦《論語》開始，林語堂的努力都隻是圍繞著自己的刊物，貫徹自身的文學宗旨，而幽默閑適作為文學風格之一種，無論由誰來提倡都屬正常的文學建設，本不該受討伐，但林語堂提倡的結果是：“個人筆調也錯，小品文也錯，幽默也錯，談古書也錯，甚至談人生也錯，雖然個人筆調，小品文，幽默，古書，大家都在跟我錯裏錯。”這怎麼能讓他不覺得委屈呢？全麵地分析這場論爭，不能說其中完全沒有個人意氣之見。林語堂賭氣說過：“吾喜袁中郎，左派不許我喜袁中郎，雖然未讀袁中郎。因此下誓，左派好盧拿卡斯基，吾亦不許左派喜盧拿卡斯基，雖然吾亦未讀盧拿卡斯基。”魯迅規勸林語堂時，也不無誤會之言，但魯迅對林語堂的批評，主要是針對他的閑適觀，說明它在當時的危害性，而不是對林語堂本人的攻擊，更不是對林語堂進行曆史的評價。作為自由主義作家，林語堂有權利保持自己談論政治的自由，但言論一旦作為文字公開發表，也必然要麵臨公眾話語的指評，對林語堂個人來，提倡幽默、性靈、閑適固然是他“個性的自由”，但是對於文字的公共性而言，卻不得不納入社會空間進行認證。20世紀初的中國，民族危機以及種種的獨裁非正義都是整個時代不容回避的主題，一切“藝術本身”的問題同時也不得不呈現為“政治”的含義，在這個前提下，“閑適家”的個人趣味就不得不接受更廣大的政治文化的拷問了。
§§第三章 中國現代文學演進的思想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