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在其對外經濟、文化交流活動中，同太平洋地區各族人民建立了各種形式的聯係。中華民族的兒女，也隨著這種經濟、文化交流活動的進展，由近及遠，通過陸路、海路，走向太平洋各地。這種活動，遠遠近近，大大小小，可以說一直沒有停止過。由於年深日久，其中絕大多數已被歲月的流逝抹去痕跡，其個體事跡，已難尋覓。在一定意義上，這些世世代代的海外探訪者和漂泊者，就是我國古代的華僑和海外華人。
這種古代華僑與華人的曆史現象，隨著唐宋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進入高度發展與鼎盛時期而明顯地發展起來。到了有明一代，我國古代華僑的足跡，北起朝鮮、日本，南到東南亞廣大地區，已幾乎遍及西太平洋各地。近者如朝鮮、日本不論，僅舉較遠的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為例，均足以為證。唐末黃巢起義後，就有許多人移居印度尼西亞。一些唐代僧侶，如運期和貞固弟子僧伽提婆等戀居印度尼西亞（佛逝）而不歸。又據爪哇史料記載，公元924年，有一艘中國大沙船在爪哇三寶壟附近沉沒，船客們僥幸登岸，獻寶物於直葛王，獲準定居該地，據說是為華人定居爪哇之始。(D到了明代以後，華人在印度尼西亞又聚居成市鎮或村落。如《明史·三佛齊傳》記載：十四世紀末，“時爪哇已破三佛齊，據其國，改其名日舊港，三佛齊遂亡。國中大亂，爪哇亦不能盡有其地，華人流離者往往起而據之。有梁道明者，廣東南海縣人，久居其國，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千家，推道明為首，雄視一方”。又據《瀛涯勝覽·爪哇國》記載：“於杜板投東行半日許，至新村，番名日革兒昔，原係沙灘之地，蓋因中國人來此創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廣東人也，約有千餘家。各處番人多到此處買賣，其金子諸般寶石一應番貨多有賣者，民甚殷富。”同樣，華人自唐代以來逐漸移居菲律賓。至明代更深入內地。“先是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①甚至在西班牙殖民者侵占菲律賓群島之後，向菲律賓移民的趨勢也絲毫沒有減弱。據估計，15 71年，菲律賓華僑人數（此年僅馬尼拉一地統計數字）為150人；1588年增至10，000人；16 03年再增至30，000人；1748年達到40，000人。至於馬來西亞的華僑，《明史·滿剌加傳》記載，當地“男女椎髻，身體黝黑，間有白者，唐人種也”。《閩都記》也記述說，“明永樂時，福州商人赴麻喇（即馬六甲或滿剌加之異譯），有姓阮、芮、樸，樊、郝等，往麻喇國多年，娶番婦生子”。十六世紀初，葡萄牙人所繪馬六甲地圖，標有“中國村”、“中國溪”（馬六甲河支流）、“中國山”（即三寶山）和“漳州門”，等等，說明當時馬六甲華僑居留地區頗具規模。
古代華僑移居所達到的最遠地區，可能遠及澳大利亞。1879年，在澳大利亞北部達爾文市郊築路施工中，發現了一座玉石壽星象。經考證，放置這尊玉石象的時間，比庫克船長到達澳大利亞（1770年）還要早些。此外，在澳大利亞北部史威司島的一棵大樹上，發現刻有許多中國文字，並有1798年的年號（即應為嘉慶三年）。②
公元十六世紀，隨著葡萄牙、西班牙殖民主義者的東來，太平洋地區和世界曆史揭開了新的篇章。華僑問題由於同近代殖民主義在運動中碰撞而具有了新的色彩和意義。殖民主義者對它們征服的殖民地的華僑，抱著利用和鎮壓的雙重態度。首先，西方殖民者清楚地認識到華僑對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所具有的極其重要的價值。例如，荷蘭人在占領巴達維亞以後，認為“由於華人勤勞而聰明，對於巴達維亞的價值至大且巨。沒有他們的協助，根本談不上生活的舒適。他們開墾土地，沒有他們，幾乎就沒有工匠。”①因此，荷屬東印度總督柯恩就曾下令，命其船舶俘掠華人。他還留書後任說：“世間無如華人更合我用者。友好貿易既不可求，現值季風正順，須再遣戰船前往中國沿海，盡量掠其男女幼童以歸。一旦與中國作戰，特須注意多捕華人，婦女兒童更好。”②這簡直是由西方殖民者暴力製造華僑了。西班牙殖民者占領菲律賓群島後更很快認識到，為了維持在菲律賓的殖民統治，為了發展菲律賓殖民地的經濟，為了從拉丁美洲與中國（通過菲律賓）的貿易中牟取暴利，必須重視華僑。1585-1590年間，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當局遣使前往福建、廣東招募華工。結果數以千計的中國木匠、泥瓦匠、鐵匠、織工等各行業工匠和農民被誘往菲律賓僑居。在西班牙、荷蘭之後占據檳榔嶼、新加坡、婆羅洲等地的英國殖民者也認為，“華人構成我們居民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在移民中最重要者毫無疑問是華人”；“華人是很優秀的種族，如果沒有他們那種蓬勃煥發的表現，東方國家就顯得太可憐了”③。正因為如此，在早期殖民主義東來的年代裏，太平洋地區的華僑呈某種增長形勢。如菲律賓華僑，“華人多詣呂宋，往往久住不歸，名為壓冬。聚居澗內為生活，漸至數萬，間有削發長子孫者。”①所謂“澗內”，即馬尼拉“帕蓮區”，是西班牙殖民當局指定的華僑聚居地。至1602年，該區華人已達8，000人，所開商店有400家②。在馬來半島，林道乾在十七世紀後半葉於馬來半島北部北大年開辟道乾港，從者2，000餘人。由於西班牙的大帆船貿易，一些華人還作為商人、工匠、仆役和水手，甚至作為奴隸，經由馬尼拉抵達美洲，在那裏被稱為“馬尼拉華人”。據記載，1583年就曾有三名華商到達墨西哥，並從那裏轉道前往歐洲③。在阿卡普爾科，每逢馬尼拉大帆船抵達之後，遠近商民，鹹來交易。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常常可以看到華人夾雜其中。華人從阿卡普爾科逐漸流入美洲內地。他們的勤儉、技藝．使他們在當地頗受歡迎。十六世紀時，在墨西哥城已有了“唐人街”。④十六世紀末，西班牙王室下令準許華人工匠進入西班牙美洲。數以千計的中國工匠從馬尼拉轉赴拉丁美洲。這些工匠到達墨西哥、秘魯等地後，在紡織工場和礦區工作。墨西哥著名紡織業中心克雷塔羅，就有許多中國織工在勞動，其地位“實際上同奴隸毫無區別”。⑤此外，西班牙殖民者還從菲律賓將許多華人掠賣為奴，運往美洲，以至當時人們將馬尼拉運到美洲的亞洲奴隸通通稱作“華人”。以赤裸裸的暴力劫掠為特征的早期西方殖民主義，也以暴力為杠杆製造了東南亞一些地區和美洲的華僑。．
但是，早期殖民主義者除了利用華僑的一麵之外，還有殘酷打擊、鎮壓華僑的另一麵。中華民族以勤勞、智慧著稱於世，但也以酷愛自由著稱於世。既不屈於階級壓迫，也不屈於民族壓迫。同時，遷居海外的華僑文化素質、組織程度、反抗意識又高於當地原住民，因此極易引起當地殖民統治者的猜忌。例如，菲律賓西班牙殖民當局一麵招徠華人，一麵又將他們限定居住在“帕蓮”區內，就是為了便於控製。馬尼拉的殖民統治者就時時對華人提心吊膽，唯恐自己的實力不足，被華人推翻，取而代之。1584年，當30餘艘海舶載著3，500名華人進入馬尼拉灣的時候，守衛馬尼拉的西班牙駐防軍隻有200人。①在這種情況下，西班牙人的驚懼之心不問可知。為了鞏固自己在菲律賓的殖民統治，為了掠奪華僑的財富，並蓄意挑撥當地原住民與華僑之間的關係，西班牙殖民當局掀起了數次對華僑的大規模屠殺。1603年機易山事件，前後曆時四十天，屠殺華僑24，000人，連婦孺均不能幸免；1639年加南巴事件，華工起義失敗，禍及澗內，前後四個半月，死者20，000餘人；1662年，鄭成功去信責貢，引起西人疑懼，除驅逐及逃亡者外，華人被殺2，000-4，000人；1686年，鄭氏部將丁戈與西人發生衝突，被殺數百人，華人被株連者不少。到1687年，居住在“帕蓮”區的華人竟銳減至6，000人。17 40年，印度尼西亞的荷蘭殖民當局以搜查軍火為名，殘酷屠殺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地區）華人10，000多人。許多死難者，包括婦孺被投入河中，鮮血將河水染赤，故名“紅溪事件”。當時的中國封建王朝，還是有力量保護海外僑胞的。然而，在中國封建統治者眼中，那些去國遠行的人，都是擺脫其封建經濟、政治關係控製的大逆不道者，因而對於華僑的死活，無動於衷。例如，紅溪事件發生後，清政府竟認為死難華僑乃“在天朝本應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咎由自取”。對於荷蘭人遣使謝罪，乾隆皇帝卻答以“莠民不惜背棄祖宗廬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②。
十九世紀中葉，華僑問題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產業革命的進行與完成，帶來了西方殖民主義擴張的第二次大潮——自由資本主義以廉價商品為重炮的全球擴張。這次殖民擴張大潮的特點，就是要將東方國家變成它們的經濟附庸，即商品傾銷的市場和原料生產地。為了擴大亞洲市場與原料供應，西方殖民者需要亞洲各國的經濟有所開發。這樣，東南亞地區客觀上需求更多的華人前往開發資源，活躍經濟。同時，美國向西部太平洋沿岸的擴展，澳大利亞殖民地經濟的發展，都需要大批廉價勞動力。十九世紀中葉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形成過程的完成，使得太平洋上商業交通網日臻完善。也為華僑流往太平洋各地提供了條件。
與此同時，中國的內部狀況也促成了大批人民僑居海外。清代封建經濟的高度發展，帶來了中國又一次人口爆炸。中國人口已達4億。沿海地區人口密集，地少人多，對社會形成極大壓力。尤其是廣東、福建沿海一帶，問題更加尖銳。僅以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為例，該縣人均耕地麵積，康熙十一年（1672年）為18. 85畝，至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劇減至2. 91畝。不到150年間，劇減五倍。尤其是土地兼並嚴重，使這一問題更是雪上加霜。佛山就出現了“一人而數十百頃，或數十百人而不一頃”的現象。鴉片戰爭以後，特別是五十年代以後，上海逐漸取代廣州的地位。廣東省沿海地區商業、工業、農業等人口頓失生計。加之水旱頻仍，迫使許多人在家鄉難以生存。上述因素加劇了土著與客家的爭鬥。自鹹豐六年至同治六年（1856-1867年）長達11年的大規模仇殺，死傷達20萬人，更有30萬人無法立足故裏，被迫散亡他鄉，其中相當一部分逃往海外。①
鴉片戰爭後，中國一步步淪為列強的半殖民地。封建統治者長期以來壓製人民移居海外的禁令也被西方殖民主義者打破。1860年簽訂的《北京條約》規定：“凡有華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國所屬各處，或在外洋別處承工，俱準與英民立約為憑，無論單身或願攜帶家屬一並赴通商各口，下英國船隻，毫不禁阻。”①
正是在上述各種內外因素合力作用下，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直到二十世紀初，出現了華人僑居海外的空前高潮。這次高潮的特點，一是範圍廣，就太平洋地區而言，它不是僅僅波及某一局部地區，而是衝至環太平洋各地，包括太平洋諸島嶼。二是以華工形式為主，前往太平洋各地進行開發。而不象古代那樣以華商為主，前往各地貿易。也不象後來那樣商、工、學並駕齊驅，向海外各展懷抱。
從1840年到辛亥革命，短短的幾十年間，以華工形態為主的華僑，背井離鄉前往海外者，數量高達數百萬人。其中，僅1847-1874年被騙掠往東南亞、美洲和大洋洲的契約華工就多達上百萬人。這數以百萬計的華僑對太平洋各地區經濟開發、文化進步，起了不可磨滅的積極作用。大體說來，他們在東南亞地區，繼承先輩華僑的事業，繼續在當地農、工、商等各個領域起著巨大推動作用，可謂錦上添花。對於其中若幹地區或若幹行業，更有創業和繁榮之功。而在美洲與大洋洲等地，則為雪中送炭，有著辟草萊之不朽功績。
先看東南亞地區。印度尼西亞的華僑，經過數百年的生聚、繁衍，至1860年，總數已達221，438人。到了1930年，印尼華僑總數激增至1，233，214人。②他們繼續傳播中華先進的農業技術，在耕作、蔬菜栽培、種茶、蔗糖、釀酒等方麵發揮著積極作用。菲律賓的情況也同印度尼西亞相類似。“菲人有關農業的方法，完全是中國的一套。直到現在，菲人所使用的耕種工具如犁、耙、鏟、鐮刀等物，還和中國的農人所用的同一模樣。其犁田、播種、插秧、薅草、收割、堆稻杆的方法也相同。可見菲島的整個農業方法是向華僑那裏學會的。”①“在馬來亞半島，英國的殖民開發將馬來亞變成一個以出口橡膠和錫為基礎的單一經濟結構類型的社會。而錫礦的開采幾乎完全依賴於華僑的組織、經營與勞動。特別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錫礦業的發展引起華僑大量流入。據估計，1850年以前在拉聿村隻有三名中國人，但到了1862年，這個村的華人采礦者激增至20，000-25，000人；到1872年又增至40，000人。1832年，雙溪烏瓊地方隻有400名華僑采礦者。到1874年，就增至15，000人。②英國殖民官吏自己也承認華僑為“開發馬來亞的先驅”，並指出：“中國人心甘情願地受酷暑的熬煎，他們不僅是礦工，而且在需要他們自己去熔礦時，他們也去燒炭、做木工、燒磚瓦。中國人還承包了許多土木建築工程，建蓋官府衙門，修建了許多公路、橋梁、鐵路、河道，他們在歐洲人尚在猶豫未敢在馬來亞進行投資時，早已把他們的全部資金投入到馬來亞。他們是商人，商店主；中國人的汽船最早開辟了通航於海峽殖民地各個港口和馬來亞各王侯國家港口之間的航線。當這個密布著叢林的國家為了開發其所蘊藏著的豐富寶藏而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時，這些中國人便把他們的同胞成千上萬地牽引到這個幾乎完全陌生的國家裏來。這個國家的財政歲入幾乎十有其九是由中國人所經營的經濟事業提供的。”⑧沙撈越地方的開發，華僑也功不可沒。1900年，黃乃裳在這裏創辦了蜚聲中外的“新福州”農場。後來“新福州”農墾場不斷擴大，生產糧食、胡椒，養殖了大量的牛、羊、豬及家禽，將所在地詩巫建成一個擁有數萬人口的繁榮市鎮。農墾場的華僑還在同當地居民友好交往中，傳播了中華生產技術，使當地居民逐漸擺脫了原始的生產與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