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選題旨趣
從世界曆史的範圍看，十九世紀上半期也就是清朝中葉嘉慶、道光兩朝（1796—1850）不僅是清代由盛轉衰的關鍵，也是中國與西方各國的曆史發展迅速拉開差距的重要時期。但與清前期康乾盛世的研究和以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晚清史研究取得的豐碩成果相比，學界對這一時期的研究便顯得尤為薄弱。那麼，在遭遇西方列強侵略前的半個多世紀，清帝國統治麵臨的危機和挑戰是什麼？朝野上下為此采取了哪些變革努力和應對舉措？這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產生怎樣的關聯、因應與互動？對後來曆史的發展又有怎樣的影響和意義？
關於清嘉道間的整體曆史態勢，學界常稱之為“中衰”或“守文”。的確，以曆史發展的“後見之明”看，嘉慶帝即位那年爆發的白蓮教起義，就像標誌性事件一樣劃開了乾隆和嘉慶、道光兩朝，盡管其時作為乾隆時期象征的太上皇乾隆帝仍然實權在握。因為接下來發生的不僅是這場在帝國統治腹地持續八年的鎮壓白蓮教起義的軍事戰爭，還有嘉慶四至十四年長達十餘年的閩、浙、粵“海盜”“剿匪”，再接下來就是嘉慶十八年爆發的直接進攻帝國統治心髒——紫禁城的天理教事件，以及道光前期西北邊疆的張格爾叛亂和後期東南海疆的中英鴉片戰爭，在這一時期即將結束時爆發的太平天國起義，其對清朝統治的打擊和中國曆史發展的影響更不待言。
這一係列的起義、戰爭以及夾雜在其間大大小小的民變，使嘉道兩朝五十五年與此前開疆拓土的乾隆朝六十年形成鮮明對比；加之內治方麵前麵半個多世紀的郅治昌隆與後麵半個多世紀的災害頻仍，以及河患、漕運、鹽政等方麵的捉襟見肘，就更有理由相信，嘉慶初年的白蓮教起義就是劃開這兩個曆史時期的標誌性事件。
但這是史家基於曆史發展的“後見之明”得出的觀感，若回到曆史場景，就會發現在時人心目中，真正劃開這兩個時代的標誌性事件，反而不是這場持續八年之久、蔓延五省的白蓮教起義，而是嘉慶十八年發生的七十餘名天理教教徒進攻紫禁城的天理教事件。這不僅是因為白蓮教起義平定後，嘉慶帝再三表示“從此海寓敉寧”，與天下臣民“共享升平之福”，意味著乾隆朝那種太平盛世又可在“當代”延續。也不隻是因為嘉慶十六年（1811）帝頒《禦製守成論》，使這種賡續前朝“盛世”之政的想法成為當朝的施政宗旨，而所謂“勤修欲廢之章程，莫為無益之新圖”的“守成大旨”，更讓我們看到白蓮教起義並未使統治者意識到前朝盛世的結束和內外交困、積弊叢生的衰亂之世的到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天理教事件對朝野造成的震撼。
的確，天理教事件本身並不大。嘉慶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發生的這場七十餘名天理教教徒攻打紫禁城的戰鬥持續不到一天半就結束，起義首領林清也在兩天後被捕，地方上的起義也僅曆時三月，波及十數縣。但它直接進攻帝國統治心髒的發生方式和為響應教義經卷中“劫數”的起義動機，卻引起統治者對“叛亂”發生原因的反思和檢討。它在當時引發的兩種曆史記憶——近則十年前剛剛結束的那場長達八年之久的川、陝、楚等五省白蓮教起義，遠則導致明亡的張獻忠、李自成起義，又使天理教事件在當時的震撼和影響遠遠超過了事件本身，具有某種象征意義。這種象征意義就在於，它促使朝野上下明確意識到前朝盛世的結束和積弊叢生的衰微之世的到來。為此，作為官方的清廷采取了一係列調整統治政策的變革措施，而這些措施與事件本身又引起知識界的廣泛關注和深刻思考，其內容更涉及吏治民生、文化政策、社會控製、法律教育、士習風俗、學術思想乃至清廷立國的祖宗之法等各個領域。
鑒於清中葉嘉道間曆史的研究，多側重於前期的白蓮教起義和嘉慶親政、和珅案，以及後期的鴉片戰爭等，對中期尤其是嘉道之際的曆史較少關注。且關於天理教事件的研究，也通常被納入農民起義、農民戰爭或民間秘密宗教的視角下考察，鮮有關注其與清中葉政治、學術與社會的複雜關係。故本研究以天理教事件為中心，探討在西方列強侵略前的半個多世紀，帝國朝野上下如何因天理教事件意識到現實統治局勢之嚴峻和為此采取的變革舉措，以及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和社會的關聯、因應與互動。
第二節 研究回顧
由於本研究涉及了天理教事件以及清中葉嘉道間的政治、學術與社會等多個領域，其與本研究的關係亦輕重不一，故很難就所有相關領域的已有成果，做全麵係統的梳理和分析。天理教事件是本研究的核心問題，相關研究成果也最為集中，故先就該領域的已有研究做係統討論。清中葉嘉道間的學術和思想，是本研究重點討論的另一主要內容，但研究成果極為分散，若不做係統的梳理和分析，將很難全麵掌握已有研究狀況，故這一部分將重點探討此問題。至於政治、法律等方麵的研究狀況，則詳見各相關章節。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中的“社會”，主要強調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意識的實際運用，而非對這一時期社會狀況的具體探討。
一、關於天理教事件的研究回顧
盡管在原始資料的纂輯、整理方麵，學界關於天理教起義的研究無法與白蓮教起義相比，但就具體研究而言，仍取得了豐碩成果，並形成以下兩種傳統：
一、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研究範式，著重於從階級鬥爭形式和社會政治、經濟大勢分析起義的原因、性質、目的和曆史作用，強調對起義領導者的曆史評價和階級身份的界定、起義口號和組織綱領的定性分析等，注重從起義者方麵敘述曆史。主要成果有：胡大岡《林清李文成起義》、李祖德《林清與京畿天理教暴動》、李尚英《紫禁城之變》、《清代政治與民間宗教》等。
二、民間宗教信仰和秘密結社視角的研究。它注重對天理教本身起源、演變的分析梳理，對宗教經卷、內部組織、教義教規和儀式以及信教民眾等的研究考察。主要成果有：韓書瑞《千年末世之亂：1813年八卦教起義》（Susan Naquin：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李尚英《天理教新探》、喻鬆青《明清白蓮教研究》、《天理教探研》、馬西沙《清代八卦教》、莊吉發《真空家鄉：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宋軍《清代弘陽教研究》等。
當然，二者也有交叉之處，如韓書瑞《千年末世之亂：1813年八卦教起義》、喻鬆青《明清白蓮教研究》、馬西沙《清代八卦教》、宋軍《清代弘陽教研究》等就兼及二者。這兩種研究傳統有一共同特點，就是注重從被壓迫者或宗教信仰者的角度探討，這對研究天理教及起義本身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但如果將視角轉向鎮壓起義者的一方——清朝官府和不屬於雙方而處在觀察者角度的士人，就會發現這兩種研究傳統對此都有不同程度的忽略。
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李尚英發表的《從鎮壓天理教起義看清代地方行政組織的作用》，已注意從政府運作和應對的角度考察天理教事件，但這方麵的論著並不多見。故本研究將注重從官方和士人的角度，考察天理教事件消息的傳播及其對朝野的震撼，以及天理教事件引起的清中葉統治秩序和統治政策的調整等。
二、“嘉道”學術時段下的清中葉學術思想研究回顧
不同於乾嘉（1736—1820）學術時段下注重考察清代漢學考據的淵源、流變，嘉道（1796—1850）作為考察清中葉學術思想的另一學術時段，它注重考察的是這一時期的學術、思想與當時的政治形勢、社會問題等外部曆史環境的關聯、因應與互動。由於這方麵的成果極為分散，故下文集中對二十世紀初以來，嘉道學術時段下的清中葉學術思想研究做一係統梳理，主要著眼於學術時段、研究方法、學術精神和學術內容等方麵的考察，並就其中存在的問題略作探討。
（一）嘉道學術時段的提出與二十世紀上半期的嘉道學術思想研究
在現代清學史上，最早提出以“嘉道”作為獨立學術時段來考察清中葉學術的，是在1907年。這一年，研究經學史的皮錫瑞（1850—1908）將清代經學分為三個時期，其第三個時期就是嘉道，他認為這個時期的代表經學是“西漢今文之學”，特點是“講求今文大義微言”。同年，梳理清代漢學流變的劉師培（1884—1919），也將“嘉道之際”看作一獨立學術時段。在他看來，清代漢學考證發展的第三期“叢綴派”和第四期“虛誣派”，主要就是嘉道時期的學術特征：“叢綴派”，“溯古學之真傳，然所得至微，未能深造而有得”；“虛誣派”，“其說頗返於懷疑，然運之於虛，而不能證之以實；或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而“嘉道之際”則是這兩派學術並存、交替的時期。稱：“嘉道之際，叢綴之學，多出於文士。繼則大江以南，工文之士，以小慧自矜，乃雜治西漢今文學，旁采讖緯，以為名高。”不過，劉氏雖對漢學“虛誣派”的評價甚低，但卻指出其學術精神是“致用”，盡管是批評式的“外讬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習，經術支離，以茲為甚”。皮、劉二氏將嘉道作為一個時段，主要著眼於學術自身的內在演變，並根據學術自身的特點判斷。就其研究而言，則僅是簡單地勾勒、描述和判斷，未做進一步探討。
1920年，梁啟超考察清代學術變遷的外部環境，注意到“嘉道以還，積威日弛，人心已漸獲解放，而當文恬武嬉之既極，稍有識者，鹹知大亂之將至”，將嘉道同其他的曆史時段區分開來。1923至1925年間，梁氏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進一步從政治史與學術史相結合的角度，提出將“嘉慶、道光兩朝”看作一個時段，並做了較為詳細的論述，雲：
到嘉慶、道光兩朝，乾隆帝種下的惡因，次第要食其報。川、湖、陝的教匪，甘、新的回亂，浙、閩的海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跟著便是鴉片戰爭，受國際上莫大的屈辱。在這種陰鬱不寧的狀態中，度過嘉、道兩朝四十五年。那時候……大部分學者依然繼續他們考證的工作，但“絕對不問政治”的態度，已經稍變。如大經學家王懷祖念孫抗疏彈劾和珅，大史學家洪稚存亮吉應詔直言，以至遣戍。這種舉動，在明朝學者隻算家常茶飯，在清朝學者真是麟角鳳毛了。
他認為這一時期的代表性學術是“新興之常州學派”，其精神是“經世致用”，稱：
欲知思潮之暗地推移，最要注意的是新興之常州學派。常州派有兩個源頭，一是經學，二是文學，後來漸合為一。他們的經學是公羊家經說——用特別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莊方耕存與、劉申受逢祿開派。他們的文學是陽湖派古文——從桐城派轉手而加以解放，由張皋文惠言、李申耆兆洛開派。兩派合起來產生出一種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間考證學的基礎之上建設順、康間“經世致用”之學。代表這種精神的人是龔定庵自珍和魏默深源。
原因是：頭一件，考證古典的工作，大部分被前輩做完了，後起的人想開辟新田地，隻好走別的路。第二件，當時政治現象，令人感覺不安，一麵政府鉗製的權威也陵替了，所以思想漸漸解放，對於政治及社會的批評也漸漸起來了。
最後，梁氏還特別指出，常州今文學派“在嘉、道間，不過一枝‘別動隊’。學界的大勢力仍在‘考證學正統派’手中。這枝別動隊的成績，也幼稚得很”。
這是梁氏此書中對嘉道兩朝學術的集中討論，內容則僅及常州今文經學，但從書中其他對嘉道兩朝的片斷論述看，可知其內容當不止於此。如論清代地理學稱，“第三期為道鹹間，以考古的精神推及邊徼，寖假更推及於域外，則初期致用之精神漸次複活”，“海禁大開，交涉多故，漸感於知彼知己之不可以已，於是談瀛之客，頗出於士大夫間矣。蓋道光中葉以後，地理學之趨向一變，其重心蓋由古而趨今，由內而趨外”，邊徼或域外地理學，遂成“道光間顯學”。同樣的內容在《清代學術概論》則作：“自乾隆後，邊徼多事，嘉道間學者漸留意西北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諸地理……漸引起研究元史的興味，至晚清尤盛。”又如，論曆算之學雲：“嘉慶、道光、鹹豐三朝約四五十年間，因古算書整理就緒之結果，引起許多創造發明，完成學問獨立之業。其代表人物有汪孝嬰萊、李四香銳、董方立祐誠、羅茗香士琳等。”故盡管梁氏此書是未完成之作，但仍可從其對嘉道兩朝學術的片斷論述中，窺見大致輪廓：學術內容包括常州今文經學、邊徼及域外地理學、曆算學等，學術精神則是經世致用，在研究方法上也不是傳統的那種就學術論學術，而是注重政治與學術的相互影響。這是在“嘉道”學術時段下，對嘉道兩朝學術研究的首次規劃。後人關於這一領域的研究，無論在學術內容還是研究方法上，大致不出其範圍。遺憾的是，我們沒有看到他在嘉道這一學術時段劃分下對學術思想的具體研究。
1935—1937年間，孟森綜合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麵的特征，將嘉道看作一個時段，並以“嘉道守文”綜括這個時代的特點。不過，由於其研究側重於政治史、軍事史和經濟史，故對嘉道兩朝的學術著墨不多，僅對道光朝的士習和風尚略有討論，內容也偏重於這一時期學者對鹽政、河工、漕運等問題的關注。
1937年，錢穆（1895—1990）在其出版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也將嘉道作為一個學術時段，稱：
嘉道之際，在上之壓力已衰，而在下之衰運亦見。漢學家正統如阮伯元、焦裏堂、淩次仲皆途窮將變之候也。起而變之者，始於議政事，繼以論風俗，終於思人才，極於正學術，則龔定庵、曾滌生、陳蘭甫其選也。然而皆無以大變乎其舊，則亦無以挽世運於複隆。
該書第十、十一兩章，就是對嘉道時期學術思想的具體研究。其研究和涉及的人物，第十章有焦循、阮元、淩廷堪、許宗彥、方東樹，第十一章有莊述祖、惲敬、劉逢祿、宋翔鳳、魏源、龔自珍、戴望、沈垚、潘德輿、張海珊、陳壽祺，基本上奠定了此後關於這一時期研究的人物譜係。具體內容則包括了漢學考據、常州今文經學、宋學、漢宋之爭以及經學研究者對當時社會風俗、學術問題的關注和討論等。就這一時期的經學研究內容而言，遠遠突破了皮錫瑞、劉師培、梁啟超等僅關注這一時期的今文經學和漢學考據的討論。對這一時期學術精神特點的總結，錢氏又在梁啟超所言“經世致用”基礎上，按先後次第進一步細化為“始於議政事，繼以論風俗，終於思人才，極於正學術”等四方麵的內容。可以說，這是首次對嘉道兩朝學術思想的係統研究，也是到目前為止，嘉道時期經學研究領域最全麵的著作。後來關於這一時期的經學研究，所涉及的學術人物，討論的學術問題，基本上都在錢氏此書範圍內。近年來雖然在某些問題如常州今文經學的研究方麵，遠遠超出了錢穆當年的水平，但從整體上來說，仍然未超越錢氏此書。
由於錢穆該書以“新學案體”的體例撰寫，研究對象又多側重於這一時期的經學人物，故對梁啟超提出的該時期邊徼及域外地理學、曆算學等經學之外的內容則完全沒有涉及。不過，這也是錢穆之後該領域研究的最大突破。隻是這些領域的研究和突破，是在另一個學術時段——“道鹹以降”下取得的。
1919年，王國維（1877—1927）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中提出“道鹹以降之學新”的著名論斷，他說：“道鹹以降，塗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誌。”從時間斷限、學術內容和學術精神等三方麵，界定道鹹以降之“新學”。王氏認為這一時期的學術精神是有“經世之誌”，其中以今文經學尤為突出，所謂“道鹹以降，學者尚承乾嘉之風，然其時政治風俗已漸變於昔，國勢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憂之而不知所出，乃或讬於先秦西漢之學，以圖變革一切”是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學術內容上並沒有提及西學，而是主要就中國傳統學術而論，包括今文經學、遼宋金元史和四裔地理。這與梁啟超後來在《中國三百年學術史》中所論嘉道兩朝的學術內容極為相似，不同的是梁氏又加上了域外地理學和曆算學，也就是當時所謂的“西學”。不過，王國維該文隻是斷語式的勾勒和描述，並沒有詳細展開，王氏後來也沒有就此問題做進一步的討論。學界關於這一問題的詳細研究，則是1950年前後的齊思和。
這裏有必要提一下，楚金1941年發表的《道光學術》一文。該文意在“闡發吾國近世學術變遷之原”，言“道光一朝不隻有清興亡之關鍵，實秦以來陳陳相因之局一大結束。怒潮吞吐，至今未已”。其意似以“道鹹以降”為一學術時段。不同的是，在政治時勢及社會生活等外部曆史環境方麵，以“嘉道”作為一個時段，雲：
乾隆之末，綱紀已弛，亂萌已兆。嘉慶承以寬仁，僅而能平三省教匪之變。然官常骫亂，民俗慆淫，久已失承平之度，海疆之禍，即由此而生。至道光二十年後，中英戰起，事變紛乘，膴膴周原，遂為海波所激蕩，而不複保其寧靜，此百年間乃摧毀二千年文化之時期，其舊者逐漸動搖而蛻化，而新者則未及建設也。
試閉目凝神以設想嘉道間之社會生活，其時最顯著之變化，在沿江海一帶，為洋貨之流行，洋銀之充斥，是為西洋經濟侵略之見端。而人民風俗，則吸食鴉片，尤為精神麻醉之始，淳樸勤儉之美德，先民所以詔示後昆者，自茲失其所守。推而至於內外官吏，或以因循畏葸，為守身之大經；或以驕奢淫逸，為遣日之良法。讀書士子則埋首帖括，醉心科名；農商百工，則迫於官威，逃死無所，加之生齒日繁，生計漸蹙，不複能各安鄉裏。凡此種種，皆當時之亂征。雖一二憂時之士，見之而莫如何也。
學術上，則仍以“乾嘉”為一時期，雲：“乾嘉之間，文治盛矣。然漢學諸公，所孳孳者，未能越乎名利之羈鞅，或於致君澤物，未甚講求；或於立身行己，未盡醇備，學則精而政治漸偷，人才漸窳矣。”
文章認為道光朝學術風氣有四變，分別是“融合漢宋”、“掌故經濟之學”、“邊疆輿地之學”和“西學”，其代表人物為“為漢宋兼融之學者，其端啟於李申耆（兆洛），而終於陳蘭甫（澧）；為掌故經濟之學者，始於包慎伯（世臣），而龔定庵（自珍）之流推而衍之；為邊疆輿地之學者，張石州（穆）、何願船（秋濤）、魏默深（源）皆其至者；而天算器象之學者，雖不具赫赫名，而其人亦接踵起焉”。這就在王國維、梁啟超所論“嘉道”或“道鹹以降”的學術內容上，增加了“融合漢宋”和“掌故經濟”，同時也明確提出“西學”之目。
值得注意的是，該文論“融合漢宋”，專注宋學受到重新關注，言“漢學家之庸陋顢頇，甚至貪濁繆悖，反不如不知學問之輩。蓋漢學既成濫調，乃思向所唾棄之宋儒，實有不可磨滅者在，故融合漢宋”。其代表人物則為唐鑒，雲：
道學宗傳，自清初陸隴其、張伯行諸公而後，闃然不聞鏜鞳宏聲者已久，至唐確慎（鑒）始以專主程朱，躬行實踐，施於有政，播為學風。
蓋上承陸、張之緒，而下啟曾（國藩）、羅（澤南）之規，其識量魄力之宏遠，影響士大夫風氣至深，誠有過乎人者……其所主張，不僅在一身之修養，而在乎守道救時，明乎此，而後知道光理學異於清初理學。而道光理學乃應艱難之時勢而產生。其提倡理學之宗旨，乃所以救艱難之時勢者也。
對道光朝理學（宋學）之性質、宗旨作明確界定，亦為此前學者所無。
該文及《道光學術餘義》研究的道光朝人物有：唐鑒、程恩澤、徐鬆、魏源、張穆、何秋濤、龔自珍、沈垚、潘德輿、魯一同、俞正燮、陳壽祺、陳喬樅、張際亮、包世臣、淩曙、吳蘭修、梁廷枏、錢儀吉、曾國藩、馮桂芬、陳澧、黃式三、黃以周、夏燮、丁晏、胡承珙、朱臶、陳奐、朱駿聲、劉文淇、柳興恩、董祐誠、翟雲升等。其中雖不乏屬道鹹以降的曆史人物，但這一人物譜係則遠較後來的研究豐富。
1949年，齊思和（1907—1980）發表《近百年來中國史學之發展》一文，該文及1950年發表的《魏源與晚清學風》都是對王國維“道鹹以降之學新”之說的詳細論證。《近百年來中國史學之發展》論道光以後學術的新風氣，稱：
道光以後，學術的新風氣是談富強，講經世。在經學方麵，由訓詁、典章、名物之學，轉而講微言大義，以求通經致用，遂要講今文，要講通漢、宋。在史學方麵，由考訂校勘轉而趨於研求本朝的掌故，講求邊疆地理，特別是西北史地以謀籌邊，研究外國史以謀對外。
他認為這種學術的新風氣——即精神是“談富強，講經世”，內容包括今文經學、漢宋調和、本朝掌故、邊疆地理（西北史地）和外國史地。這在王國維所論道鹹以降之“新學”內容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本朝掌故”、“漢宋調和”與“外國史地”。由於齊氏該文主要處理的是晚清以後史學的變遷，故對道光時期的學術，僅是簡單地勾勒，未作深入探討。不過，這些內容在《魏源與晚清學風》一文中得到充分展開，由於魏源（1794—1857）的生活年代是在嘉、道、鹹三朝，故其討論的內容也多在這一時期。
《魏源與晚清學風》一文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表彰經世之學，稱：“道鹹以來，變亂疊起，國漸貧弱。學者又好言經世，以圖富強，厭棄考證，以為無用”，而“自來言清代學術者，皆以漢學為主流，薄視經世派，以為膚淺”。
道鹹以來經世之學的代表人物魏源，也“或廁諸劉、龔之間，或附見於文苑之末，皆以文士或章句之儒視之”。且“晚清學術界之風氣，倡經世以謀富強，講掌故以明國是，崇今文以談變法，究輿地以籌邊防。凡此數學，魏氏或倡導之，或光大之。彙眾流於江河，為群望之所歸。豈非一代之大儒，新學之蠶叢哉？顧世尚未有論列之者”，故撰文表彰之。二是反對以今文經學為主體來論述晚清學術，他針對“邇來論次晚清學術者，多以今文學派為主流，其說始自梁啟超之《清代學術概論》。梁氏身與變法運動之役，於其師友在當時學術地位，不免誇飾”，提出“實則晚清學術，以經世為主”。稱晚清今文學派“亦在其通經致用，質文改製耳”，“其外若包世臣之專講經世，何秋濤、李文田之治西北史地，並為晚清學術界之代表人物，安在其專門今文哉？”主張道鹹以降之學術是“經世派”，其內容除今文經學外，還包括“經世之學”、本朝掌故學、邊疆與域外史地（即西北史地和外國史地）。
雖然，齊氏對梁啟超所論嘉道以來的學術內容有所誤解，如梁氏並非僅關注今文經學，他也提到“邊徼及域外地理學”（亦即齊氏所說的“邊疆與域外史地學”），甚至還有齊氏所未提到的曆算學。但齊思和從這一時期的學術精神著眼，稱道鹹以降之學術為“經世派”，並將其提升為與顧炎武所代表的清初“實學派”、戴震所代表的乾嘉“考據派”並列的學術派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則為齊氏的一大創見。1980年代以來海外及國內學界興起的中國近世“經世思想”研究熱潮，實導源於此。另外，齊氏將“本朝掌故之學”列為這一時期學術的重要內容，將其從楚金所言的“掌故經濟之學”中單獨拈出，是為他的另一創見。
具體到對嘉道時期學術思想的研究，齊氏除對魏源在今文經學、西北史地、東南海疆及本朝史等方麵的學術貢獻有深入的研究外，還對嘉道時期其他學者如龔自珍、包世臣、周濟、李兆洛、鄒漢勳等多有論列。雖然著墨不多，也談不上深入研究，但他涉及的這些人物，多在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十一兩章所列的人物譜係之外者，也有為此前其他學者所未涉及者。
綜括二十世紀上半期學界對嘉道時期學術思想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一、最先提出將嘉道作為一獨立學術時段來考察清中葉學術思想的，是皮錫瑞和劉師培。1907年，他們各自在研究中提出和運用了這一學術時段，並對這一時期的今文經學和漢學考據（“叢綴派”）做了一定研究。
二、從研究方法、學術內容和學術精神等方麵全麵規劃嘉道兩朝學術思想研究的，是梁啟超。1923—1925年間，梁氏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從政治與學術相結合的角度，將嘉道兩朝看作一個時段，認為該時期的學術精神是“經世致用”，內容包括常州今文經學、邊徼及域外地理學、曆算學等，大致奠定了這一領域的研究範圍。在1937年錢穆出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前，嘉道學術時段下的清中葉學術思想史研究，討論最多的是這一時期的今文經學，但也僅是通論式的勾勒、描述，遠談不上深入研究，其他領域也僅停留在提出論題的層麵。錢氏此書的出版則改變了這一狀況，該書第十、十一兩章主要就是對嘉道時期的經學研究。錢氏不但將梁啟超提出的“經世致用”學術精神，按先後次第進一步細化為“始於議政事，繼以論風俗，終於思人才，極於正學術”四個方麵，並將其貫穿於對該時期的漢學考據、今文經學、宋學和漢宋之爭等多個領域的研究。這是首次對嘉道兩朝學術思想的係統研究，也是到目前為止，嘉道時期經學研究領域最全麵的著作，後來關於該時期經學研究的人物譜係亦由此奠定。
三、至於對嘉道時期其他學術內容的初步研究，則是楚金和齊思和。
他們的研究雖未在“嘉道”而是在“道鹹以降”的學術時段下進行，但卻在學術內容和人物譜係上充實、豐富了嘉道時期的學術思想研究。齊思和提出以“經世派”概括“道鹹以降”的學術，對後來關於嘉道時期學術思想的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總之，二十世紀上半期關於嘉道學術時段下的清中葉學術思想研究，其最大貢獻就是從學術時段、研究方法、學術精神及學術內容等方麵提出、界定了該時期的學術思想史研究。具體到各個領域的研究，則以經學即今文經學、漢學考據等成績最大，而他如邊疆及域外史地、本朝史學等則處於提出問題和初步研究的階段。此後關於這一時期學術想研究的範圍，基本由此奠定。
（二）二十世紀下半期台灣學界“經世”主題下的嘉道學術思想研究
盡管在學術時段上，道光朝通常被納入“道鹹以降”。但無論“道鹹以降”學術時段下對道光朝的學術思想研究，還是仍以“嘉道”作為獨立時段對該時期學術思想的研究，其學術內容和學術精神大致仍不出二十世紀上半期關於嘉道時期學術思想研究的範圍，具體成果則表現為對二十世紀上半期提出諸問題的進一步研究、拓展和深化。即學術內容上表現在對今文經學、漢學考據、邊疆與域外史地等領域的研究，學術精神上則表現為“經世之學”或“經世思想”等研究熱潮的興起。
1950年代以來，學界以“嘉道”作為學術時段的清中葉學術思想研究，主要是在“經世”主題下取得，這也是不同於二十世紀上半期嘉道學術思想研究的一大特點。由於經世思想的研究內容頗為廣泛，幾乎涉及了嘉道時期學術思想研究的各個領域，故對1950年代以來學界關於嘉道時期學術思想研究的考察，將以“經世”主題下對該時期的學術思想研究為主。
1950年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大陸學術界關於嘉道時期的學術思想研究多以鴉片戰爭前後為界，嘉道兩朝極少被視作一獨立學術時段，而是被分別置於“乾嘉”和“道鹹以降”（或“晚清”、“近代”等）兩個學術時段下進行。這與其時中國大陸學界建設馬克思主義史學，近代史分期上以發生於道光二十年（1840）的鴉片戰爭為開端有很大關係。具體到嘉道時期的學術研究，則除對今文經學及龔自珍、魏源、林則徐等人物稍有研究外，也多側重於討論這一時期的社會性質，即中國社會如何由封建社會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過渡。這一狀況要到1980年代中後期才有改觀，逐漸回歸二十世紀上半期的研究傳統。不過，在此期間台灣學術界關於嘉道時期的學術思想研究則延續了此前的傳統。
台灣學界最能紹述二十世紀上半期關於嘉道時期學術思想研究傳統的，當推1974年陸寶千發表的《嘉道史學——從考據到經世》一文。陸氏此文是對齊思和在“道鹹以降”學術時段下對該時期學術思想研究的擴展和延伸。該文不僅在時間段上提前至嘉慶朝，在研究廣度和深度上也有相當大的突破，就涉及嘉道時期的人物而言，有汪輝祖、嚴如熤、祁韻士、徐鬆、沈垚、張穆、俞正燮、錢儀吉、徐繼畬、何秋濤、李兆洛、包世臣、周濟、姚瑩、魏源、龔自珍、梁廷枏、夏燮、湯鵬、阮元等，大大豐富了這一時期研究的人物譜係。就論述內容而言，則有對齊思和提出的“本朝掌故學”研究的拓展——對記載當時戰事的嚴如熤《三省苗防備覽》的研究，有對西北邊防的關注如沈垚《新疆私議》、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及徐鬆、祁韻士、張穆、錢儀吉、何秋濤等對西北史地的研究，有徐繼畬、魏源、姚瑩對東南海疆及域外史地的關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