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刑愛民論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商鞅不僅不曾為其血腥的刑殺政策而愧疚，反而為這種政策披上“愛民”的外衣。他認為先王製定一係列野蠻的刑罰，“非求傷民也，以禁奸止過也。”而“禁奸止過，莫若重刑。”（《賞刑》）重刑可令“民不敢試”，通過“以刑去刑”的手段實現“無刑”的理想。所以，“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去強》）按商鞅的邏輯，重刑是統治者“愛民”的表現，以仁義而治，輕刑薄罪，反倒是殘暴之道。他是這樣論證的：
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生佚。故以刑治則民威（讀作畏），民威則無奸，無奸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刑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
商鞅以為以仁義治民，行民之所好，民眾快樂了，就會荒淫懶惰，就會放縱作亂；行民之所惡，即以刑治民，民因畏懼刑罰而不敢為奸，結果反而能安其所樂。在他看來，刑罰才是仁義之本，而仁義反為致暴之道。這種邏輯不僅荒唐可笑，更暴露了商鞅以民眾為敵的殘忍本性。
二、重刑主義的內容
（一）賞刑關係
在賞與罰的關係上，商鞅主張刑主賞輔，賞隻能作為刑罰的補充，即《算地》篇所謂“夫刑所以禁邪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開塞》篇更謂：“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在《畫策》篇甚至提出了“刑不善而不賞善”這種極端的口號。因此，在數量上應該刑多賞少，具體而言是“賞一而罰九”。（《開塞》）《去強》篇曰：“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開塞》篇也曰：“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刑九賞一”自商鞅發明後，實際成為法家刑法觀的核心內容。“法家之異於餘家者，不在信賞必罰，而在賞一刑九。”在順序上，則為“先刑而後賞”。（《壹言》）
（二）“刑用於將過”
刑法的處罰本應針對已經發生的犯罪行為，但商鞅認為為時已晚，起不到禁奸止過的作用。他說：
刑加於罪所終，則奸不去；賞施於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開塞》）
商鞅認為等到他人犯罪之後再施以刑罰，無論怎樣重罰，都不足以去奸邪，故刑罰要用在他人將欲犯罪之時。怎樣才能知道人將犯罪呢？隻能是從思想上主觀上去認定，去強加。“刑用於將過”並不能達到商鞅所期待的“境內之民無淫辟之心”（《弱民》）的效果，隻會帶來刑罰的冤濫和司法任意，發後世“以心論罪”之先聲。
（三）“以刑去刑”
商鞅重刑主義的極端表現，就是主張即便是輕罪，也要加重刑罰。對此，商鞅自有一套說詞：
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此謂治之於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說民》）
行罰：重其輕者，輕其重者（此四字疑為衍文），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輕，刑至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靳令》）
法家被稱為刑罰“威嚇論的代表”，商鞅重刑觀最殘酷的一點，就是輕罪重刑，將刑罰的威嚇功能發揮到極致。重罪重刑、輕罪輕刑，符合一般的常識和理性，商鞅偏偏要超出常理之外，不光主張重罪重刑，甚至輕罪也要重刑，以此來實現其“以刑去刑”的目的。
根據這種邏輯，商鞅認為治理國家，即便針對良民，也要以治奸民之法治之。“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去強》）“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說民》）
（四）族誅連坐
商鞅變法期間首創了連坐之法，“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列傳》）連坐所涉及的範疇廣泛，尤其是運用於戰爭場合，更是駭人聽聞。《商君書·畫策》：
強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之。行間無所逃，遷徙無所入。”
這是一副多麼可怕的情景：所謂強國之民送親人上戰場，都要說：得不到敵人首級，就不要回來！違反法令，你死，我們也要死。無處可逃，無地可徙。商鞅的連坐之製要求民眾互相舉報而不能隱瞞，“民人不能相為隱”，（《禁使》）與儒家的立場完全相反。
在上述理論的支配下，秦法之酷烈慘毒、名目繁多令人聞之色變。《漢書·刑法誌》：“秦用商鞅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而據《雲夢秦簡》等文獻所載，秦之死刑有：戮、磔、定殺、囊撲、鑿顛、抽脅、鑊烹、車裂、射殺、剖腹、棄市、梟首、腰斬、絞、坑、族等；肉刑有黥、劓、刖、宮、斬左右趾、榜掠等。盡管其中一些名目後來才出現，但無疑是商鞅重刑理論影響所致。
商鞅刑治主義實踐之慘烈暴虐，漢劉歆曾有如下描述：
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
本來，犯罪現象源於人性的弱點以及複雜多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因素，治理與減少犯罪的方式和方法也應該多種多樣。過分地迷信暴力的威懾力，實行重刑主義，或許也能見功效於一時，但絕不會收效於永遠，更遑論什麼“以刑去刑”這種一廂情願的夢囈了。中國古代重刑主義的實踐及其慘痛教訓便是活生生的例證。而實行重刑主義必然以蔑視生命、摧殘民生、踐踏基本的人權為代價，這也正是專製政治累累罪惡的一部分。可悲的是，古往今來，總有不少人認可商鞅的理論，肯定他的做法。“有人說《商君書》的作者頗通政治辯證法，‘以刑去刑’，相反而相成。這種評價隻可叫做糟蹋辯證法，為屠殺主義辯護。”然而時至今日，肇端於商鞅的重刑主義理論與“法勝民”的專製學說，仍未受到認真的批判和清算，可謂哀莫大焉！
曆朝曆代的統治者之所以對罪惡昭彰的重刑主義趨之若鶩，奉為至寶，完全是由其政權反人民、逆理性的本質及其腐敗、虛弱和無能的特點決定的。作為重刑主義理論的奠基人，商鞅對中國重刑主義傳統的形成負有推脫不掉的罪責。
第四節 “以法為教”、“以吏為師”
麥孟華說：“全世界中，其最初以法學為教授者，則商君也。”此言之所據，全在《定分篇》：
為法令置官吏，樸足以知法令之所謂者，以為天下正，則奏天子。天子則各令之主法令，皆降受命，發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謂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遷徙物故，輒使學讀法令所謂，為之程序，使日數而知法令之所謂，不中程，為法令以罪之。……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於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各為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謂也，皆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即以左券予吏之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謹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即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
按商鞅的想法，國家要設置主管法令的官吏，他們通曉法令的內容，並負責宣傳和解釋。吏民向他詢問法令條文，須具體記錄在案，左券交與問法令者，右券由官府存檔。如果主管不解答吏民的詢問，而一旦將來吏民所犯之罪正是其詢問的內容，即按此罪名懲治主管法令的官吏。
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禦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一受寶（寶疑作齎，送也。）來之法令，學問並所謂。吏民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幹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則問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辯慧，不能開一言以枉法；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銖。故知詐賢能者皆作而為善，皆務自治奉公。民愚則易治也，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定分》）
這裏所謂“法官”，看來是專門負責管理、宣傳、解釋法令的官吏。官吏治民不循法，民眾就可以去問法官；法官告之以法令上之罪名，民眾“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不循法的官吏。這樣一來，官吏就不敢用非法手段對待民眾，而民眾也不敢違法犯罪。這種“法官”看起來頗有一些為民眾提供法律幫助的意味。“法官複有備吏民法律顧問之義務，且兼有律師之意焉。”而麥孟華認為這句話含有司法獨立之意，恐怕言過其實。從法律的角度看，商鞅之舉意在將法律的解釋權完全控製在官府，根本目的並非著眼於民眾權益的保護，而是從國家利益出發，維護國家法令的權威。
商鞅的上述舉措為後來的韓非總結為“以法為教”、“以吏為師”。（《韓非子·五蠹》）讓“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表麵上看似乎與其愚民政策相悖，其實恰恰相反，“‘以吏為師’把知識、認識、道德等內容拋到了一邊，使教育完全變成了封建政治和專製君主的從屬場，教育隻剩下一個職能：這就是封建政治馴化作用。”“教應該是教育，是以禮樂聖賢之道為教，以有德之人為師，而不是‘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古今中外沒有人敢說這種話，這就是法家的罪惡。”
商鞅設想的“法官”要像聖人傳書後世那樣師傳法令，要有師的名分：
今先聖人為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故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故聖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為天下師，令萬民無陷於險危。故聖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為置法官吏為之師，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定分》）
先秦諸子多主以聖賢為師，惟商鞅及後來的韓非標新立異要以吏為師。章學誠一眼洞穿此說不是進步，反是複古，是要恢複官學的傳統。他說：
以吏為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為師耳。……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為師，始複古製，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為非耳。
至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則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嚐分歧為二之至理也。
春秋以來，私學的興盛與思想文化的繁榮，與商鞅設計的政治秩序模式背道而馳。他選擇了一種古老而又方便的方式來實現文化專製，即以“收解釋法令之權，歸之於上”為權輿，將天下之學，收歸官府；師傳教授之職，專責官吏。“隻許學者‘以吏為師’，想把私學重新回到官學”，“以前自由身份的教書匠（師）便轉化成為官僚係統中的‘吏’了。”這是全麵禁絕私學，恢複官學一體傳統的強製手段，不僅有效，且影響及其深遠。“他們不僅要把人的物質生活完全歸納於政治嚴格控製之下，使其成為統治者的工具，並且要把人的精神生活也納入於政治嚴格控製之下，使人們的思想言論隻能成為統治者的應聲蟲，這便是他們‘以吏為師’的真正意義。”我們看到，秦以後的學術，無論從內容，到形式，乃至體製，都沒有跳出官學的藩籬。商鞅“以吏為師”的提出及其成功實踐，意味著三代“學在官府”這一古老傳統的複興。
第五節 小結
商鞅是一個複雜的人，集智慧、果敢、狡詐、殘暴於一身。對他的評價自古以來針鋒相對、涇渭分明。韓非對之當然是讚賞有加，《韓非子·奸劫弑臣》：
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眾，民疾怨而眾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告奸者眾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
漢劉歆也於《新序》中極端推崇之：
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
誠然，能使邊鄙之地的秦國兵強馬壯、睥睨群雄，商鞅居功至偉，盡管這同時也為秦政的暴虐與速亡埋下了禍根。韓非曾批評商鞅“無術以知奸”，（《韓非子·定法》）恰是其作為法家前期代表人物可肯定處。郭沫若說：“至於他的用法而不用術，正是初期法家的富有進步性的地方。初期法家主張公正嚴明，一切秉公執法，以法為權衡尺度，不許執法者有一毫的私智私慧以玩弄法柄。”商鞅的“刑無等級”論在中國法律思想史上價值也是毋庸質疑的。
蔡元培先生說：“商君，政治家也，其主義在以國家之權威製裁各人，故其言道德也，專尚公德，以為法律之補助，而持之已甚，幾不留各人自由之餘地。又其觀察人性，專以趨惡之一方麵為斷，故尚刑而非樂，與管子之所謂令順民心者相反。此則其天資刻薄之結果，而所以不免為道德界之罪人也。”
章太炎先生為商鞅鳴冤叫屈，他說：“商鞅之中於讒誹也二千年，而今世為尤甚。其說以為自漢以降，抑奪民權、使人君縱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說為之倡。烏乎！是惑於淫說也甚矣。”“悲夫！以法家之鷙，終使民生；以法家之觳，終使民膏澤。”
麥孟華說：“商君者，法學之巨子，而政治家之雄也。奉一‘法律萬能’之主義，舉凡軍事、生計、風俗製度，無一不齊之以法。定一公布之法，凡一國之平民貴族、治者被治者，靡不受治於同一法律之下。以其總核精悍之才，排萬夫之抗議，逆一國之輿論，毅然不撓，驅其國民為積極之進取，遂以興國勢、定霸業。後世因用其法，卒成統一之偉功。……夫商君之治，專持功利主義而偏缺道德教育。甚者，乃至詆仁義孝弟為六虱。賈子之所譏議，何嚐不洞見病源。然為治者，恒視其國家之時勢，與其國民之程度，以因時製宜，則其立法固不能無弊。惟視後人承用其法者，有以補其缺而匡其偏。若徒懲羹吹薤，怵於其弊而動色相戒，遂並其法之善者而亦被排斥。甚者群犬吠聲，日拾迂腐疏闊之餘論，而詆為雜霸，毀為急功，遂使古人之良法美意，湮沒不彰。”
麥孟華認為商鞅治秦有兩大政略，一是帝國主義，一是國家主義。他說：“故商君之治也，務先融化個人，團合於國家政治之內，使個人盡如機械，以服從國家無上之命令，使個人犧牲私益，以為組織國家之一員，寧必愚弱其民，蓋舍此是不能擴張其國也。是故國家主義，實為商君第二政略。”商鞅之政確曾令秦國富兵強，奠定了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基，對後世影響深遠。“甚至於我們要說秦、漢以後的中國政治舞台是由商鞅開的幕，都是不感覺怎麼誇誕的。”這是評價他千秋功過時最為某些人所津津樂道處。我們姑且忽略秦的強大是否有其它因素的影響，承認兩者之間的關聯性，但不能不認清這一切都是以酷虐為手段，以民眾的被控製和奴役為代價。他的悲慘結局換來的是“秦人不憐”，也告訴世人在他治下秦人生活的苦難艱辛。對此，漢朝的董仲舒曾作過描述：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製，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製，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裏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複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
《鹽鐵論·非鞅》也說：
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
《淮南子·覽冥訓》則謂：
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挬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為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
這些批評雖出自儒家，確也鑿鑿有據、針針見血。所有讚譽秦政秦法者，不妨先讀古人這幾段文字。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商鞅最後恰恰是栽在自己一手編織的法網之中，終被“車裂族夷，為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鹽鐵論·非鞅》）正所謂“作法自斃”者，此之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