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譯之淡然的臉上這才顯出幾分緊張的神情來：“然然你這是要做什麼，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你要輕舉妄動，真要叫日本密探發現了，誰都保證不了能救你。”他大概意識到自己的態度過於強硬，於是歎一口氣，放緩了口吻說：“其實你說的事我們也不是沒有懷疑，隻是這一來苦於找不到證據，二來即使找到了蛛絲馬跡也沒有這方麵的專業人才來驗證我們的猜測。所以組織上還是決定還是從最現實的問題入手，在我們所能夠掌控的範圍之內盡可能地搜集更多的情報。你再想想，現在上海灘上軍統中統的特務可比我們多，連你都發現了的事情他們怎麼可能沒發現？”
我很是不服氣：“你們這是避重就輕，我知道，你們肯定把希望都寄托在國民黨的身上，覺得他們人力物力財力都比你們厲害；而國民黨呢，他們肯定有自己的苦衷，一邊要和日本人鬥智鬥勇，一方麵又要防著你們借此機會擴張勢力，估計也沒什麼閑工夫去防微杜漸，把太多的精力花在莫須有的事情上。”我沉著聲，整個人都陷入一種空前嚴肅的狀態：“如果是這樣的話，你覺得最終的結果會是什麼？最終的結果隻會是日本人占到了便宜，趁著大家互相扯皮的機會把細菌武器給研究出來了，到了那個時候你們可就有得後悔了。”
時譯之臉上的神情複雜得讓人有些捉摸不透，他踟躇了好幾秒鍾，忽然把替我拿著的包放回到我的手上：“然然，我在組織裏也是人微言輕，很多事情根本就做不了主。不過我還是願意試一試，把你今天說的這話傳達上去。若是組織上足夠重視的話，或許還需要你的幫忙也未可知。”
告別了時譯之，我的思維卻活躍起來。即使曾經有過戰地救護團的經曆，在很多時候我仍舊隻是一個涉世未深的學生。但是時譯之簡簡單單的兩句話卻讓我第一次對集體對組織有了不一樣的理解。我沒想到所謂的組織性紀律性原來會像是枷鎖一樣緊緊地束縛住一個人的激情和熱血，當然更想不到的是原來革命也有那麼多條條框框，也並不是想象中遇到不平就揭竿而起那麼簡單。
我想到有一回大哥在給我回信時無意間流出的無奈，他說，戰爭首先是政治，然後就會變成曆史。政治是弄權者的把戲，曆史則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多少人想要在曆史的洪流裏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又有多少人會去在乎一個沒名沒姓的老百姓的死活，戰爭就是沒有任何道理可講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