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彌遠為例
對研究傳統中國的現代學者來說，沒什麼比辨別存在於史料中的價值和偏見更加重要。所謂的正史，通常會被認為是基本史料，但事實上卻是二手作品。
它們往往成書於一代王朝崩潰之後，且成書時的各種環境與條件，往往會破壞理想的曆史客觀性——即隻呈現曆史事實，並讓曆史自己說話。後繼王朝所寫的曆史，其實並不如現代某些學者眼中所見的那麼名副其實。私家著史問題多多，其根源也是曆史客觀性，要平衡官方史書的不足，材料至關重要，但這對私家著史者來說，又是一個極大的限製，他們或者不能獲得充分的材料，或者處理材料時不夠嚴謹。重寫的曆史著作，其質量往往受到眾多變數的影響，因此，人們應該期望發掘曆史材料中所敘內容的重大差別，或敘事質量的參差不齊。但情況恰恰相反。曆史學家們不但對有爭議的人物或事件形成一致的觀點，有趣的是，他們還對寫曆史的目的形成一致的觀點，比如要討論什麼政治議題，要傳達什麼教化信息，要在信息傳播與教化民眾的藝術中取得一種什麼樣的平衡，等等。對研究宋代曆史的學者來說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對這種曆史觀點的一致性及其演化過程保持警惕，隻有這樣，才能了解前輩學人的關注點，及識別當中的偏見。在中國曆史上，沒有一個朝代像宋朝那樣，在麵對意識形態日漸收緊的情況下，還能產生一大群博學鴻儒；沒有一個朝代能在麵對持續的外族挑戰的情況下，在國內展現出如此罕有的欣欣向榮；也沒有一個朝代在文化和科學上取得如此前所未有的成就後，卻遭到後世曆史學家嚴厲的批評。宋朝是飽受爭議的，在它滅亡後的七百年中，曆史學家們不斷對它重新評價，為了迎合當時的需要，他們甘於曲解過去的曆史。一些被傳統觀點視為“奸臣”的人，在其臉譜化的過程中被明顯扭曲，就我所見，沒有比此更為明顯的，而這種臉譜化，往往使人物形象醜化。我認為，沒有其他例子比史彌遠形象的轉變更能說明這一問題。本文正是通過分析這位有爭議的人物，探討其形象在曆史的長流中如何演化，發掘曆史成見形成的動因——即關於人物和政治的學術觀點。
一、嘉定十七年（1224）理宗繼位：官方的記述
史彌遠的名字，對今天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來說，都不太熟悉，但在晚宋時代，這一人物及其家族的曝光率和影響力甚至超過皇帝。不幸的是，他受到的關注並非完全正麵。他的父親史浩(1106—1193)在孝宗朝是享盡尊榮的丞相。他的家族來自明州(今寧波)，12世紀始於官場嶄露頭角，13世紀轉而成為帝國中最有政治前途的家族。在家族的發展中，史彌遠所扮演的角色最為顯著。在嘉定元年(1208)被任命為丞相後，他就一直高居相位，長達25年，可謂前所未有，並成為主導朝廷政治的絕對權威人物。他是在一連串爭議疑雲中被任命為相的，此前他曾參與刺殺韓侂胄(死於開禧三年，1207)。韓侂胄是聲名狼藉的平章軍國事，他發動了災難性的北伐戰爭，針對他的政變也被隨之觸發。史彌遠一上台就廢除了韓侂胄那些不受歡迎的政策，如對內反對道學，對外發動戰爭，這為他在官場中帶來了一些支持的聲音。但後來，飽受挫折的同僚們開始抱怨新丞相獨占皇恩，他們群情激昂，認為韓侂胄時代的專製會再次出現。史彌遠過分膽怯的性格以及不穩定的邊境政策更加重了同僚們對他的不滿，這不幸地讓他在寧宗朝即將謝幕之時，疏遠了與官場同僚的關係。情況在皇帝駕崩之時變得更加糟糕。
寧宗在嘉定十七年(1224)閏八月三日駕崩。他在位時生了八個皇子，但很遺憾沒有一個能長大成人。還有兩個兒子出生於更早的時候，但也很早去世了。在此期間，他從皇族近支中過繼了一個兒子，並立為太子；但這位太子也於嘉定十三年(1220)去世，比皇帝還早四年。於是寧宗又重新在皇族中挑選，並最終收養趙竑(死於寶慶元年，1225)作為皇子。這個選擇可能是在很匆忙的情況下作出的，後來也被證明有欠考慮。趙竑性格輕浮急躁，他很快就得罪了丞相史彌遠，以及手握實權的楊皇後(1162—1232)，就算是皇帝，也很有可能不喜歡他。因此，這三位權勢人物沒有一位促成趙竑的太子之位，而隨著時間流逝，儲位問題仍未解決。
作為寧宗唯一一位繼子，朝廷大臣們認為趙竑——同情者眼中的濟王——會繼承皇位。但他沒有。根據官方記載，皇帝駕崩前五天，一道聖旨宣布，立皇族遠支趙昀(1205—1264)為皇子。也就是他，在皇帝駕崩當晚，由丞相大人宣布並執行遺詔，被指定為皇位繼承人。趙竑則皇帝夢碎，出居附近的湖州。四個月後，他死在了那裏，因為他卷入了一場計劃不周的起義，而這場起義的目的，是要從他名義上的弟弟理宗皇帝手上，贏回已被牢固掌控的皇位。
關於史彌遠在趙竑被廢及其最終死亡的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謂眾說紛紜，令人困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很多史學家所寫之史，乃基於道聽途說，而非檔案所載。對比分析與此事有關的官方與非官方史料，可以為過去提供更為清晰的影像，同時也能闡明傳統曆史文體微妙的筆觸及成見演化的動因。本文寫作的目的正在於後者。
關於嘉定十七年(1224)的這次繼位，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它的不確定性，而這一點在官方正史《宋史》當中體現得再明白不過。根據《理宗本紀》的記載，事件展示如下：
八月丙戌，寧宗違豫，自是不視朝。壬辰，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
閏月丙申，寧宗疾甚，丁酉，崩於福寧殿。彌遠使楊穀、楊石入白楊皇後，稱遺旨以皇子竑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命子昀嗣皇帝位。
這裏暗示得非常明顯：是寧宗本人在駕崩前五日決定，通過過繼的方式，立皇侄趙昀為皇子的。後來扶持趙昀登基的史彌遠，隻不過是把寧宗遺願付諸實行罷了。此外，楊皇後是在丈夫駕崩後才知道廢立之事，在此之前她並沒有卷入事件當中。
在同一本官方正史的另一部分中，楊皇後的傳記提供了一個與之前故事稍不一樣的版本。它一開始就暗示了史彌遠與趙竑之間緊張的關係。很早之前，趙竑就已聲言不滿丞相把持朝政，他還向宮中侍婢吐露出他的意圖，就是在繼位之後把史彌遠除掉。不久之後，這些威脅傳到史彌遠耳中，他立即精心布局，以圖反抗。時間一到，趙竑隻有死路一條。楊皇後傳的作者是這樣記載的：
閏八月丁酉，帝大漸，彌遠夜召昀入宮，後尚未知也。彌遠遣後兄子穀及石以廢立事白後，後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是夜，凡七往反，後終不聽。穀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後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等召昀入，後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遂矯詔廢竑為濟王，立昀為皇子，即帝位。
這一記載跟前麵的一樣，認為楊皇後最初並沒有卷入廢趙竑及立趙昀之事，然而，《理宗本紀》特別指出廢立之事乃出於寧宗之意，而《楊皇後傳》則以責難的態度指出此乃丞相所為。除了不法行為之外，史彌遠在這裏還被指控威脅皇後，以使其意願能夠有效地強加於宮廷。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趙昀被立為皇子及儲君的日期。相關的聖旨並非在五天前起草而成的，而是在寧宗駕崩當晚完成的，這也暗示著寧宗沒有插手廢立之事。在別處，《楊皇後傳》的作者還不經意地提到史彌遠與趙竑不和，以及他與更友好的趙昀之間的秘密聯係。這又引起了另一個問題。未來的理宗皇帝是否有在提升自己地位的策劃中扮演一個角色呢，哪怕是個微不足道的角色？
接下來是《宋史·趙竑傳》，這篇傳記對前麵兩個記載加以修飾，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質疑它們。在引證了史彌遠和趙竑之間的矛盾後，它堅稱改易皇子、實施廢立並非皇帝或丞相在最後一刻才決定的。相反，很早之前史彌遠就請他的同黨鄭清之訓練趙昀，以備日後繼位。他們似乎早就預測到趙竑必定會失去皇恩。此外，在《趙竑傳》中也沒有提到趙昀之前就被立為皇子，作者明顯要證明廢立之舉一直都是丞相之意，而非在皇帝駕崩時倉促而成。官方史臣們在這一點上，既想靈活處理，卻又不免粗心大意。他們提到，在理宗繼位的那天晚上，史彌遠警告派去宣召趙昀的皇宮侍衛說：“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這一句話很有可能是來自一份臨時文件，或朝廷記錄，又或者是其他一些早已不存在的材料。《趙竑傳》的作者們引用的這一則材料把趙昀稱為“皇子”，這就留下了證據證明趙昀在寧宗駕崩之前已被過繼，並且被廣泛承認是“皇子”，盡管這一觀點與他們所相信的恰恰相反。
《宋史》的批評者會傾向於認為這是一個粗心的錯誤，是編纂技術太差的結果。
但對我來說還有另外一種解釋，這涉及當時文件記錄互相矛盾，以及元代史學家的評價體係問題。我稍後將會談到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讓朝廷史臣們觀點不一致的問題，是楊皇後在這次繼位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趙竑傳》的作者們暗指皇後在沒有受到史彌遠壓力的情況下，就認可廢立一事，他們特意指控她為了一己私利自願聯合丞相，矯傳遺詔。在這裏，趙竑顯然像是朝廷陰謀的無辜犧牲品，他被史彌遠發現自己的意圖，於是在朝廷上被嚴重中傷，最後還被剝奪了合法的繼承權。史彌遠的官方傳記精巧地回避了有關這次繼位的討論，隻是在最後敘事的部分作了一個簡單的評論，認為趙竑之廢“非寧宗意”。
其他散落在這部官方史書中的關於這次繼位事件的材料，似乎都支持上述三種解釋中的一種，沒有增加什麼新的信息。沒有哪位官方史臣為了敘事連貫的需要，想去解決這些顯而易見的誤差。在閱讀這整本史著的時候，唯一讓我意識到的修史旋律是一種理想性，就是要在一個人物的傳記中，把傳主往盡量好的方向去寫，同時減少讚譽或責備。趙竑在其本傳中，被描寫成一個倒黴的，甚至是悲慘的犧牲品，他根本無法控製他身邊的環境。據說，就算在卷入湖州的一場起義之後，他還聲言“勿傷太後、官家”——就是這些人讓他無法繼承皇位的。其他一些篇章也描寫了他的性格，但卻並非如此完美，甚至可以說完全不是那回事。
《楊皇後傳》的作者們對傳主也同樣寬厚，他們宣稱皇後並沒有卷入趙竑被廢的陰謀當中，轉而把所有責任都推給史丞相。該傳順便提到了一份被偽造的遺詔，但隻有在其他篇章中，楊皇後才被認為是矯詔者之一。史彌遠本人也享受了同樣的待遇。盡管他的官方傳記對他評價不高，但在這件複雜的繼位事件上，傳記作者隻用了一句非常簡短的話來概括：“擁立理宗。”爭議就是來自這種模棱兩可。
元代的官方史學家盡量把人物往好的方向描寫，意圖回應他們被直接鎮壓或遠貶他方所帶來的負麵信息。這種寬容的做法可能會顯得相當客觀，但又不完全如此。事實上，這種筆法源自《春秋》，在此書中，簡單的事實，也包括衝突，可以自己說話，並由讀者自己作出不同的倫理解釋。但這一傳統到宋代似乎就變得一蹶不振，隻有到了14世紀才重新出現。大規模的修史工程，體現了元朝對實證主義的複興所起的顯著作用。這不但在他們曆史著作的內容中顯而易見，這些著作的形式同樣也能說明問題。例如，這項工程的主導者脫脫曾經受到來自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壓力，他們要求把遼和金的曆史並入複雜的宋史當中，以此突顯宋朝在眾多國家當中的正統地位。他拒絕了，他更傾向於保存過去大量的文獻記載，並把正統朝代的認定這一敏感的問題留給後人。要加強曆史敘事上的統一，就必須去掉當中一些矛盾之處，脫脫等人對這一做法的厭惡，其實也是上述精神的體現，他們力圖保留各種不同的觀點，而把道德評價留給後世的評論家們。這或許也能說明朝中史官沒有把史彌遠歸為“奸臣”的原因，這個詞本身就帶有成見。把史彌遠的傳記歸入一般的列傳當中，是一種實證主義的做法：在材料還不足以作出結論時，就要避免過早定論。這部史書的編撰者們也許還不是很多人所想的那麼粗心大意。
二、非官方史料的中立性
在傳統中國的學術界中，官方修史和私人著史是不容易分開的。朝廷史官會促進史學價值觀的定義，但他們同樣會反映流行於私人著史領域的價值觀。
對當時大多數的中國曆史學家而言，要專注於把過去——宋代文明——寫成永久的記錄，就不容許他們有更多的時間沉溺於過度的道德教化之中。因為有爭議的繼位和受責難的大臣隻會破壞一個帝國的正統，而這個帝國的曆史，又正是他們要努力保存的。今天，人們對元代修史的學術認知水平可以說低得令人汗顏。現代對宋遼金夏時代的觀點，多是一種膚淺的粉飾，隻有少數學者在涉及官方正史的情況下，會去研究政治正統的概念，當然，這種研究也在逐漸增加。然而，更需要綜合研究的不是官方正史，而是私人作品。元代的中國文人盡管在政治上被疏遠，但他們幾乎都不是沒有自信的學者：他們不但成果豐富，而且還經常互動，集合成群，發展出一套堅定而一致的史學價值觀。就嘉定十七年（1224）的繼位事件而言，私人著史者跟朝中史臣一樣，顯現出持續的謹慎，不妄加讚譽，或橫加責難。他們這樣做是有理由的。
跟史彌遠同處一個時代的名人當中，沒有人很詳細地記述這次繼位事件，甚至連稍長的評論都沒有。畢竟，這對理宗來說是一個敏感的問題，他的正統地位還沒有得到鞏固。如果政治上的變通不足以打消學者們的念頭，那還有曆史寬容和曆史視角的問題。按照宋代史學的習慣，他們通常會等到一朝皇帝的統治結束之後，才開始寫它的曆史，無論官方還是私人都是如此。
然而，理宗的統治長達四十年，且離王朝隕落已經不遠，故留下的時間非常稀少。《理宗實錄》首次完成是在鹹淳四年（1268），而那時，整個帝國的關注點都轉移到了日漸惡化的邊境問題上。因此，關於晚宋時期的政治，除了《實錄》（已不存在）和一些朝廷奏章（有些被保留下來，但不完整）外，已經沒有其他當時不同的材料了。
即便在事件發生之時，繼位問題也沒有引起很多書麵評論；那些質疑理宗正統性的人發現，沉默就是唯一合理的回應。即便如此，這種權利也是由新皇帝提供的。在繼位不久之後，理宗立即把真德秀（1178—1235）和魏了翁（1178—1237）等幾個最為明顯的潛在批評者晉升為京官，而他們對史彌遠的不滿是長期記錄在案的。真德秀由於私人理由拒絕了，但更為自負的魏了翁接受了起居郎這一敏感職位。這種和解沒能挺過一年，因為在寶慶元年（1225）二月的“霅川之變”中，被廢的趙竑不幸去世。他是被殺的，傳言說，這是史彌遠發出的命令。一股不可壓抑的情緒開始形成，猛烈地反對史丞相，不但質疑湖州事件，更質疑在此之前的繼位之事。最為嚴厲的指控出現在寶慶元年（1225）夏天，最初由異常大膽的鄧若水（嘉定十三年進士，1220）提出，至少在提交這份奏章之前，此人是默默無聞的。如果他措辭中的惡毒言語還不足以激怒整個朝廷的話，那他奏章的內容肯定是做到了：
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其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並殺皇孫而奉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死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
其他很多人迅速加入，批評朝廷的政策，尤其針對趙竑死後的地位。在由此事引起的所有言論中，隻有鄧若水的尤為特別，指控史彌遠偽造寧宗遺詔。其他批評者——最明顯的是真德秀、魏了翁和胡夢昱（1185—1226）——都顯得非常謹慎。他們的批評都小心地回避了繼位一事，主要關注皇帝最近對已故繼兄的憤懣之情，而很多人又把皇帝的這種情緒歸因於史丞相。史彌遠卒於紹定六年（1233），就在此時，年紀漸長的魏了翁上了一份奏章，列舉了他的“八失”，包括濫用權力和政策失敗。奏章沒有顯示嘉定十七年（1224）的繼位是不法行為，實際上，這一話題仍被禁止。沉默是有代價的，至少對後來研究此事的曆史學家來說，一件神秘發生並充滿禁忌的事件，是很難恢複原貌的。
隨著歲月的流逝，原有的禁忌本應被消除，但元代的學者繼續晚宋的傳統，規避繼位的爭議。傑出的善本鑒賞家及野史作家周密（1232—1298）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例子。他的父親周晉是吳興（今浙江湖州）的當地人，跟史彌遠同處一個時代。周晉沒有當過京官，但卻在史丞相的晚年時期擔任過杭州近郊的錢塘縣令，這顯然能讓他接觸朝廷上的一些流言蜚語。評論家認為，年輕的周密能自如地利用父親的所見所聞，他的《齊東野語》也大量涉獵了一些政治事件。
周晉肯定對發生在嘉定十七年（1224）和寶慶元年（1225）之間的事有特殊的興趣，因為周密在書中詳細討論了湖州事件、趙竑的命運，以及官員們對趙竑身後地位提升問題的激辯；但對引起湖州事件的繼位爭議，他同樣奇怪地保持沉默。在另一本書《癸辛雜識》裏，他提到了趙竑與楊皇後緊張的關係。這是他最接近繼位問題的一篇論述了。沒有材料能說明他為什麼要對此事保持沉默。周密本人忠於前朝，並拒絕為元朝廷服務，也許正因為如此，他不願提及這一問題，以損害宋代一位重要統治者的正統性。對我而言，還有一個動機同樣引人注目，那就是他對此事的困惑。在缺乏權威資料而又謠言滿天的情況下，選擇慎重對待，總比不公平的謾罵要好。
這樣做的並非隻有周密一人。元朝佚名所撰《續編兩朝綱目備要》是光宗和寧宗朝的編年史書。書中認為，趙昀被立為皇子，是在閏八月二日，正是寧宗駕崩之前一天。在這本書中，立皇子的詔書被全文引用，當中並沒有進一步表明把新皇子指定為繼承人的意思。這裏麵的含義很微妙，也很引人注目：趙昀被立為太子是到最後一刻才決定的，這很有可能是史彌遠的傑作。《續編兩朝綱目備要》依然沒有指控史丞相偽造遺詔。《四庫全書》編於清朝全盛之時，它的編者嘲笑《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內宋而外元”，亦即損害本身所處之元朝，以維護宋朝的正統。跟周密一樣，本書的匿名作者並非出於文化偏見，而是認為嘉定十七年（1224）的繼位事件含糊不清。他沒有隱瞞事實，也沒有扭曲事實，而僅僅是在事情沒搞清楚之前，減少不必要的爭議。另一本成書於元代關於宋代的著作《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後簡稱《宋史全文》），在此事上同樣是模棱兩可。這本書同樣是編年體史書，它的作者同樣是匿名。這部三十六卷的史書比元代其他私人史著所包含的細節更多，很明顯，它利用了大量的材料。然而到了後麵，從理宗朝開始，它的敘述幾乎跟官方的《宋史》一致。這說明，第一，《宋史全文》乃成書於正史之後，並且毫無疑問是作為一個補充；第二，到14世紀中葉，可選用的材料已經不多，這讓曆史學家們隻能依靠正史。但依賴性總是導致對某些曆史事實的描繪前後不一致。以《宋史全文》為例，它在嘉定十七年（1224）閏八月的條目下，堅稱瀕死的皇帝親自指定繼承人，以此維護理宗的正統。在另一個不太顯眼的位置，它指控史彌遠廢濟王而立理宗，顯然自相矛盾。這種不一致很有可能繼承於正史，作者在證據並不確鑿的情況下，選擇不下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