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曆史文化地理的思維傳統
關於文化的研究有三種取向：從學理上探討其知識體係，這是文化學；從時間維度探討其曆時變遷，是為文化史；從空間上研究其地域差異，即為文化地理。如果將文化史和文化地理的研究結合起來，那便是曆史文化地理。它要求在探討文化變遷的同時展現其空間差異，或者說在考察文化空間差異的同時揭示其曆時狀況。這是由曆史、文化、地理三個坐標軸構建而成的一個三維研究領域。
作為科學術語，“文化”、“地理”的現代概念都是舶來品。文化地理的學科體係也是從域外輸入的。但我中國作為一個擁有數千年不間斷文明史的國度，其傳統知識體係中並非沒有與“文化”大體相當的概念，也並不缺乏關於文化地域差異的思考。隻是其思維方式與西方相形異趣。
在中國，“文化”往往包含著價值判斷，意味著某種發展程度。一提起文化的地域差異，傳統的意識首先是“別華夷”。《左傳》成公四年有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設若是王化同風，那便要比較各地文化水平之高下，諸如所出文化人物多少，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所占地位如何，等等。三國時北人袁淮說：“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正是這一觀念的生動說明。此外雖然也會注意到鄉俗的不同，所謂“千裏不同風，百裏不同俗”，但往往也要評騭其美惡。例如祠祀有正、淫，方音有正、訛，風俗有淳、漓，地方有善、互，都是同一觀念的邏輯延伸。
而在西方，“文化”更多地意味著某種生活方式。由於缺乏可資共享的文化價值體係，審視文化的地域差異主要便在於類型的區別。如語言和宗教，各地文化形態從譜係上可區分出親疏遠近，卻無法評判其高下優劣。盡管曆史上一度出現過將非歐洲民族的文化一律視為野蠻落後的殖民主義傾向，但總體觀之並非主流。
這種觀念差異有其深厚的曆史背景。在中國，數千年追求大一統的曆史進程，使得人們在文化上形成了強烈的定於一尊的遠大理想。
盡管事實上各地民風習俗的差異從來就不曾消弭於無形，但古往今來都認為這是一種不理想狀態，屬於理當整齊之列。自秦始皇“書同文”到當代的規範語言文字，從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到明初的文化革命乃至民國的“新生活運動”，一直都有貫徹這一文化觀念的具體措施。
而西方則大相徑庭，各種文化在彼此接觸時都極力標榜其自身的獨特性，以致有些地方其文化形態本來不構成類型差異，也被人為地標榜出不同的特色。例如丹麥語、挪威語、瑞典語，盡管它們之間交流並沒有太多的障礙，卻經常被人為地加以區分。更極端的例子出現於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地亞語之間，由此引發出錯綜複雜的國際問題，已是廣為人知的事實。正因為如此，西方不少“語言”之間的距離其實還不如漢語中的某些“方言”。
這種理念反映到文化地理學當中，便是關注的內容迥然不同。西方的文化地理學主要關注文化類型的地域分殊，其中最重要的是種族（或曰族群）、語言和宗教，旨在別其同異。而在中國，一個本能的興趣便是關注各地的文化發展水平，即對各地所出文化人物、文化成果乃至文化設施進行量化分析，要在較其高低。民國時期曾興起一股研究地域文化的熱潮，其中有不少涉及文化地理。如丁文江受梁啟超影響曾發表《曆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此文產生了極廣泛影響；賀昌群亦有《江南文化與兩浙人文》之作。而明確提出某地文化的便有江浙、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東、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四川、西藏、新疆、黑龍江等省區，其中福建還發行過《福建文化》一刊。
建國以後，人文學科的研究被中斷了三十年。1979年人文地理學複興，作為其中主要分支的文化地理學也迅即得到發展，此時優先受到關注的仍是文化發展水平的問題。從台灣引進的陳正祥著《中國文化地理》，其中與文化地理直接相關的僅一篇，該篇題為“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受陳氏此書刺激，各類人物以及著作、出版、藏書分布的研究風起雲湧，綜合性的文化地理著作也大多將這一問題當作重要研究內容。或小而言之，曰“人才地理”、“人物地理”；或大而化之，稱“教育地理”；或綜以觀之，名以“學術文化地理”，不一而足。顯然都是這一思維傳統的邏輯延續。
二、從文化水平、文化麵貌到地理感知
上世紀80年代國內大陸地區曾興起一波文化熱。與建國前研討文化的風氣有所不同，此時無論從思考深度還是從觀察廣度都大有拓展。1986年，譚其驤先生在《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和地區差異》一文中以高屋建瓴之勢提示了中國曆史文化地理的努力方向。他指出：
“二千年來既沒有一種縱貫各時代的同一文化，更沒有一種廣被各地區的同一文化”，可是“自五四以來以至近今討論中國文化，大多數學者似乎都犯了簡單化的毛病，把中國文化看成是一種亙古不變且廣被於全國的以儒學為核心的文化，而忽視了中國文化既有時代差異，又有其地區差異，這對於深刻理解中國文化當然極為不利”。
譚先生此文對中國曆史文化地理研究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當時他正指導盧雲寫作博士論文《漢晉文化地理》。盧雲的工作包括學術、宗教、婚姻、音樂四大塊，其中，學術這一塊主要是對當時各地所出人物、書籍進行分類統計分析，而宗教、婚姻、音樂的內容則是對漢晉時期這幾種文化現象在空間上的分布變遷予以複原。該論文於1987年通過答辯，後正式出版。到1990年，鑒於盧著是一項全國範圍的斷代研究，譚先生希望看到一個對稱的做法，又指導筆者以湖南、湖北為空間範圍，做一個區域性的通代研究。考慮到這一研究的工作量太大，當時學術界又缺乏成例可依，在資料收集完成後，筆者僅將湖南部分的資料撰寫成《湖南曆史文化地理研究》，於1993年通過答辯。
繼譚先生之後對曆史文化地理研究產生了重要推動作用的是周振鶴先生。早在1986年，他和遊汝傑先生合著了《方言與中國文化》，該書包含相當分量的曆史方言地理研究，產生了良好的學術影響。稍後，他又發表《秦漢宗教地理略說》一文，為曆史宗教地理研究作出了有益探索。在協助譚先生指導筆者完成《湖南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工作後，他繼續指導學生開展以省區為單位的區域曆史文化地理研究，已出版陝西、浙江、河隴等多部專著。與此同時，他個人也不斷發表新的研究論文。1997年，他將一些相關研究成果組織起來，出版了《中國曆史文化區域研究》一書。此書迄今仍受到關注。
與譚先生同為曆史地理學巨匠的史念海先生也很早對曆史文化地理有著濃厚興趣。早在1980年，他就撰寫了《兩〈唐書〉列傳人物本貫的地理分布》一文。稍後，他又發表了《唐代前期關東地區尚武風氣的溯源》、《由地理的因素試探遠古時期黃河流域文化最為發達的原因》兩篇具有開創性的重要論文，展現了他獨特的學術視野。他很早意識到宗教地理的重要性，指導學生開展了多項佛教地理研究。他的高座弟子郭聲波教授也指導學生開展了藏傳佛教地理的研究。
除了上述，藍勇先生出版了《西南曆史文化地理》；胡阿祥先生則獨辟蹊徑，推出了《魏晉本土文學地理研究》。此外，司徒尚紀先生先後出版了《廣東文化地理》、《嶺南曆史人文地理———廣府、客家、福佬民係比較研究》等書，還指導張力仁、朱竑分別完成了對河西走廊、海南島的文化地理研究。司徒先生及其學生的這些工作雖然未冠以“曆史”之名，但由於文化本身具有很強的曆史屬性，加之司徒先生素來的曆史地理背景，這些工作基本上也可視為曆史文化地理研究，隻不過其時段下限已延伸至現當代。
筆者從碩士時開始研習曆史文化地理，碩士學位論文做的是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地理。讀博後，承譚其驤先生指示，開始思考文化地域綜合體、文化區域等級係統等問題。可惜剛開始收集論文資料，譚先生便一病不起，次年竟駕鶴歸西，以致對他關於區域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構想領會很有限。盡管他對此並未作出明確係統的闡述，無論文字還是口頭論學中，但通過不斷反思他平常說過的一些隻言片語，筆者自感博士論文可能並未實現他的學術理想。
畢業後，經過兩年多時間消化，筆者於1996年集中精力開展湖北部分的研究。剛開始時並沒有太多新的想法，隻是不想簡單推廣湖南部分的工作。當方言、民居、聚落、太嶽朝香、佛教、女性文化景觀等專題探討逐一完成，漸次要考慮湖北綜合性的文化區域時，一個過去不曾碰到的問題浮現在心頭。
做曆史地理研究有一門功課，著手之前得把研究範圍內的政區沿革梳理一遍。1991年夏初，筆者遵譚先生之命將兩湖的政區沿革爬梳了一過。當時就感覺，湖北曆代的政區變化異常複雜。做過了湖南的曆史文化地理研究之後，筆者對政區與文化區的關係有了一個全新的理解———長期穩定的政區往往就是某種文化區的間接表現。因此，考慮綜合性的文化區劃，完全可以從政區設置入手，至少可尋出不少有益的線索。至此，筆者發現，湖北曆代的政區變遷雖然雜，卻不亂。自三國以後，曆朝都想將它分屬不同高層政區，可是怎麼分都不對，變來變去，到明朝隻好又回到漢朝的老路，將它與湖南合起來設一個湖廣省。這才奠定今湖北省的大致境域。中間左分右分，分了千餘年，到最後還是要合起來，這是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