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那還是幾年前看電視連續劇《劉老根》時，我曾不經意地隨著電視屏幕去龍泉山莊轉悠了一圈。可萬萬沒想到，今天在陽春三月風和日麗油菜花亮黃的時節，我真的在藍天白雲下走進了南京浦口區的龍泉山莊。撲麵而來的不是商業氣息，卻是滿目書卷墨香，琴瑟風雅。更令我驚奇的是，此龍泉山莊遠比趙本山在黑龍江鐵嶺創辦的山莊，更加秀美怡人，更加富有人文內涵和時代意義。於是，我在朋友的引薦下，特意拜見了龍泉山莊董事長孔祥雲先生。我們一見如故十分投緣，從他的身世出生，一直聊到他由教書育人意外進入商界的跨世紀變遷。
孔祥雲先生竟然是孔子的第75代傳人。他於1947年11月出生在南京江浦縣差田村，也就是龍泉山莊所在地。據史考證，差田村取名於兩個含義：一是此處農田土壤貧瘠難種莊稼，屬最差之田；二是清朝官府專門將此處農田分給無權無勢的差人作為俸祿，被稱之為差人之田。可想而知，差田村的農民一定曆經貧寒，難以富庶。我拿著孔祥雲董事長的名片，仔細端詳起眼前這位極具傳奇色彩的人物。果不其然，63年崢嶸歲月在他黑裏透紅的臉堂上留下了明顯的印跡。孔總很健談，我也略通管理之道。所以，我們還沒聊上一會兒，便很快進入到熱烈而完全無障礙的溝通狀態。
“其實，我這一生並不順暢，磕磕絆絆能有今天，確實不易。但我好像天生就是個不安分的人，總是不願安於現狀，整天想著如何釋放自身的能量。”孔總爽朗笑談。“這可能和我不同於常人的出身有關。按成份論，我家是地主。父兄四人名字中各取榮華富貴，其中二叔是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軍營長，三叔是抗美援朝的誌願軍，因此我家又是雙軍屬。但畢竟是地主後代，我在極左的年代既沒能當上兵，也不能上大學。1964年，我盡管是江浦縣中學初中的優等生，但還是因為成份問題被拒之高中門外，不得不回鄉務農，一幹就是12個春秋。但我勤奮好學，吃苦耐勞。其間幹過會計，還有農業技術員、水利員等。當時，很多人貪汙腐化，可我一身清廉。所以，盡管我背著地主的成份，村裏老書記仍然對我高度信任，讓我在會計這個重要崗位上連續幹了七年。”
“請恕我直言，既然曆史原因致使你受教育程度不高，可我怎麼聽說你在教育上頗有成就，難道這與你是孔子後代有關，天生就有教書育人的遺傳基因？”我身為一個插過隊的知青，對他的農村經曆沒有太大興趣，而對其執著的教育情結卻充滿好奇，便中途截住他的話峰。
“這最好讓遺傳學家來做定論。不過，我認為與孔老夫子無關。應該是我的潛意識裏不願意其他孩子，再像我一樣失去讀書機會。”孔先生不失幽默且非常嚴肅地回答：“我記得非常清楚，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當天，鎮裏突然派我去高旺中學擔任初中一年級語文教師和兼一個班的班主任。性質為社辦教師，沒有工資，隻記工分，每月18元。我幾乎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這個任務。我邊學邊幹，一直兢兢業業將這個初一班帶到高中畢業。當時學校師資很差，加之待遇太低，肯好好教書的教師不多。一些學曆高的教師也對我有所非議，認為我根本不具備教書資格。可我非常認真，愛生如子，師生關係極好。因為我深深知道不能好好讀書的痛楚。我雖然當時住著茅草棚，無論嚴寒酷暑，堅持每晚走訪學生，檢查作業，煤油燈備課，連妻子生產都顧不上。結果四年下來，全校隻有我帶的這個班，考出了三名中技生。為此，我被評為先進教育工作者。1982年轉為正式教師，調往江浦建設中學，先後擔任副教導主任、主任，副校長、校長。與此同時，我針對社會企業用人需求，創辦了兩個職業班，即電子班和機械班，直接為社會輸送人才。由於我在學校首創了《一日常規管理》教學經驗，普教職教並舉，普教成績突出，職教務實創新，連續五年榮獲江浦縣初中教育質量獎，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先進工作者。1988年，我又被任命為江浦縣第三中學校長，在一片舊窯廠的廢墟上創建一所全新的學校。如今，這所中學的規模已達30個班，一千五百餘學生。”
“你一個隻有初中文化的人，能把教育搞得如此紅火，真是奇跡。那你怎麼又突然中途棄文從商，放棄教育事業，是經不住金錢的誘惑？”我知道自己的問題很刻薄，搞不好會令主人尷尬，但仍希望彼此能夠坦誠相見。
“可能很多人會有你這樣的疑問。古人雲教學相長，我在從教的過程堅持自學，最終取得了南師大中文本科學曆。從事中學教育應該是能勝任的。不過曆史可以作證，事實絕非如此。因為我當時在辦校期間，與時俱進地創辦了校辦工廠，為軍用被服廠製作塑料帽沿，為拖拉機油嘴、油泵製作配件，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你要知道，發展教育也離不開經費的支持。可再也沒想到的是，這一本該值得慶賀的驕人業績，卻從此斷送了我本想傾心一生的教育生涯。1992年，縣委、縣政府決定調我去一家擁有400餘名員工，瀕臨倒閉的國營工廠。於是，我從一個教書匠搖身一變，成了南京第五棉紡廠的廠長兼書記。第一次走進這家已停產11個月的工廠情景至今曆曆在目，荒草過膝，一片淒涼。我什麼也沒說，咬緊牙關，走馬上任，又是五年苦幹，工廠全麵恢複正常生產。當時，正值神州大地改革大潮洶湧澎湃。《南京日報》頭版刊登了我的事跡：當年在南京五棉廠率先打破大鍋飯，全員實行計件工資製，按勞取酬，多勞多得。這種企業改革措施推動了企業發展，在全縣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我還光榮地走上了南京人民大會堂的演講台。從此，我由過去單純的教育思維轉入現代開放的企業經營思維。1996年，我在老家差田村荒山薄地的丘陵上，開辦了200多畝的茶場。1997年，我被調回縣工業局機關。1999年，第五棉紡廠再次虧損停產。我又回到廠裏，為下崗職工創辦了再就業基地。2000年，我正式創辦了南京特爾麗服裝廠，將400多名國營下崗職工全部收進廠裏。2001年，我又創辦了南京江浦裝具廠，專為殘疾人解決就業生存問題。2002年南京特爾麗服裝廠改製民企，我擔任廠長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