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任玨方，江蘇丹陽人，1969年生，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從事過語文教師、報紙副刊編輯等工作，現為機關文秘。2008年開始中篇小說創作。2009年在《天津文學》、《北方文學》發表中篇小說《二丫》、《飛舞的蝴蝶》，係列隨筆刊發於《三聯生活周刊》。小說《養雲記》入選“2009年年度排行榜”。2010年在《大家》第2期發表中篇小說《王村的童話》。
一
一個人到十七、八歲就會經常尿不出來。這話是哥哥對我說的。哥哥當時叉著雙腿站在那裏，手裏抓著褲襠裏腫脹的東西，臉色極為難堪。看著哥哥痛苦的樣子，我深深為他擔憂。哥哥說，你到了我這個年紀就會明白。
哥哥飛快地把那東西塞進褲子後，立即會把拳頭落在我臉上。拳頭很硬，像是一塊有棱有角的石塊，有時候把我眼睛打腫，有時候把我鼻子打出血，有時還會把我的牙齒打落下來。如果我驚愕在那裏，或閃躲得很笨拙，情景則相當糟糕：眼睛腫了，鼻子歪了，牙齒沒了。哥哥比我大五歲，已被母親帶到棉紡廠去上班了，成天扛一捆捆布匹，長出了一身結實的肌肉，活像一隻沒有閹割的公牛，從平靜到粗暴隻是轉眼間的事。所以，隻要哥哥願意，他隨時可用拳頭向我解釋一切事情。
我隻能自認倒黴，就像赤腳踢上石頭或踩了一堆狗屎。遇到這樣的狀況，作為一個人就沒有跟石頭或狗屎較勁的理由。我自認笨，但幸好不是一個到處較勁的瘋子，所以現在還能在這社會上活著。
大人的世界在我看來很是莫名其妙。比如挨了哥哥拳頭之後，我肯定不能出現在母親麵前。那時，母親圓臉蠟黃，稀少的頭發盤成髻，蝙蝠一樣伏於後腦。這讓我很不爽，總是擔心那隻蝙蝠正偷偷地吸食母親的腦漿。雖然我不願意盯著母親的臉看，但我得小心謹慎地防備母親的臉一下子出現在我麵前。如果讓母親見到鼻青臉腫的我，她會咬牙切齒，滿臉肉橫，頭發張揚，像一頭母獅咆哮：“怎麼還會有這樣的事！”母親一麵咆哮，一隻手就奇快無比地朝我腦袋伸過來。起初我以為母親是來安撫我的，但母親兩個手指一弓，對我的腦袋使出“二指鑿”，幾個大栗子隨即就在我腦殼上鼓了起來。隨後，母親的五指變成鋼牙，拎住我的耳朵，讓我差不多像件衣服被拎在空中。這樣，我隻能努力踮起腳尖伸長脖子來配合她的動作。母親一邊拎著我，一邊痛心疾首地嗬斥：“連挨打都不會，你還能做什麼！還能在這世上混嗎？呃！”
母親不喜歡用“嗯”字。因為母親長得矮胖，脖子粗，那“嗯”字吐得極為不爽，像是喉嚨口有百年吐不掉的粘痰——她自己不舒服，我們聽了更是喉嚨癢癢。於是母親喜歡用“呃”這個字。她深吸一口氣吐出的“呃”字短促而又尖利，匕首一樣鋒利地插進我的軀體，把我活剝成一件衣服。
但母親很快把我扔到地上——隨便哪個地方都扔，即使下麵有一堆狗屎也毫不遲疑，讓我一點規律感都沒有。所以下麵的事就有點費神。既然不再是母親手上的一件衣服，作為一個人我就沒理由坐在地上。但要爬起來，我得清楚自己要到哪裏去。一想要去哪裏，我就又要坐在地上想好一陣子。
此刻我有三種選擇：
一是到工人文化宮去轉轉，看能不能混進去看場電影。混的辦法是緊跟大人後麵進場，冒充人家的小孩——文化宮允許買了票的大人帶個小孩免票進場。這方法很有效。但有一次，我跟在一對夫婦後麵準備混進去，被一個中年女檢票員攔下來。我敢說這個女人一定給他的男人打了，或者是被別人罵了，正在賭氣，所以特別較勁。我說前麵的人是我爸。檢票員就跑兩步把“我爸”叫住，與我對質。我嘴硬，一口咬住那男人就是我爸。由於我這個私生子的出現，“我爸”和“我媽”當即在文化宮裏打了一架。“我爸”的臉被“我媽”抓出了好幾道血印子。結果很不妙，“我爸”完敗於“我媽”，隻能楸住我的衣領死活要到我家去證明自己的清白。為此我頭上挨了母親無數個大栗子。母親威脅我：“你要是再叫人家爸，就拿刀劈了你。”母親說話時作了個向下劈的動作，很誇張，一點也不像是她平時的舉止。由此我斷定母親是真生氣了。為此，我以後要去混場電影看，就要思考一樣，上映的電影是否值得我去冒被劈的危險。
二是到湖邊上找同學玩。我知道那兒肯定熱鬧，一到星期天，我們白雲街的孩子與西城區的孩子就在湖的兩岸進行一場打了十多年的戰爭。戰爭的起因我們都不清楚。一茬小孩長大退役，後麵一茬小孩就投身其中，戰爭的起因就在孩子們中間失傳。但誰會去關心這個呢。戰爭的情形是這樣的：湖是葫蘆形狀，兩邊的孩子就在葫蘆灣裏開戰。戰爭中我們分炮兵、運輸兵、彈藥兵。彈藥兵在湖邊找瓦片，製成大小適宜、飛行不變向的瓦片，運輸兵向前線輸送瓦片，炮兵向對岸扔瓦片。男孩在前麵開戰，女孩則在後麵歡呼。但那些越尖利越讓人興奮的歡呼聲我從來沒有分享過，歡呼隻獻給威風的炮兵，而我隻是個運輸兵。我的手勁相當差，扔出的瓦片到湖中心就掉入水中，極其丟臉，參戰的積極性很低落。我非常羨慕我的同學楊小寧——他是三軍指揮官。
三是回家或在街上繼續發呆。顯然這兩者都很無聊。所以12歲的我很迷茫，不免要坐在地上發一陣子呆——繼續像一件衣服一樣，想想自己到底要去幹什麼。因為我不是一塊石頭，卻像石頭一樣一動不動在坐在地上，街坊們看我的眼光就格外放光。他們毫不避諱，當我的麵就會說：“王家這個二子真的是呆子哦！”——白雲街的大人們乏善可陳，也是無趣的很。
那年是1976年，我在白雲街小學讀四年級。學校是由寺廟改建而成的。走廊裏偌大的墨色方磚，門廊上被鏟平臉部的木雕人物，以及牆壁上白石灰剝落後呈現的殘黃，都會泄露學校的老底。雖然菩薩已經被打碎十幾年了，但磚縫、木梁等被香燭味浸泡得淋漓盡致，一到潮濕悶熱的黃梅天氣，就飄散出來。我們的教室是菩薩呆過的屋子，彌漫在校園嗡嗡的讀書聲，與和尚念經聲並無太多區別，仔細聽裏麵大多有口無心；鍾還是那口鍾，隻是敲的姿勢不同罷了——和尚是用一根木棍撞，老師是用一根細小的鐵棍敲。在我聽來，由於缺乏氣勢，鍾聲無精打采，讓人昏昏欲睡，以致我坐在課堂上常產生錯覺，恍惚覺得自己是廟裏一個混日子的小和尚，不知道在等待著什麼。
學校與我家在一條街上，相隔不遠。早晨，我聽到學校敲第一遍預備鈴時，從家裏飛奔而出，趿拉著鞋跟在街上跑。隻需跑過為民雜貨店、大眾飯店和衛國開水鋪，不用半分鍾時間，就到了教室門口。所以我上學的情形常是這樣的：前半分鍾在自家院子裏發呆，後半分鍾則在街上奔跑，有時還要到路邊揀一下從腳上飛出去的鞋子。過年時才穿的鞋子，一到六月，我的腳趾頭就會準時從鞋頭鑽出，像是鞋子長出的一個鼻子，同時鞋後跟就稀爛不堪，以致鞋子經常在我飛跑之中從腳上飛走，讓在街上發呆的狗吃一驚。
我們四(三)班上課時亂糟糟的。原因有三：其一，好像全校最調皮的45個學生都來了三班，而且大都是男生，苗紅根正的工人階級後代，基本是混到初中畢業就進廠子當學徒去了，所以老師也高瞻遠矚不與我們計較什麼。其二，因為我們的老師膽小得很。這一點也不奇怪。學校有點膽量的老師在文革時死得差不多了。有從樓上跳下砰地摔死的，有咚一聲跳河淹死的，有噗一下上吊噎死的。膽小的活了下來更膽小了。其三，家長不是省油的燈。老師在街上走著，會突然挨到耳刮子。回頭一看，是一張怒目圓睜的臉：“還敢打我兒子？”顯然那時候尊師重教沒現在這樣盛行。不可避免我們的課就上得很亂——這一點也不能怪老師。
比如王茂林就很怕來我們班上課。看到他夾著書本走進教室，我們大家就亂哄哄地笑。王茂林懇切地說：“上課了，上課了，請同學們安靜，注意課堂秩序。”沒人買這個賬，最後他都快要哭出來了——王茂林要哭不表示他會向我們屈服，因為我們一大聲，校長就會在教室門口探頭探腦，把眼光在王茂林的臉上掃來掃去。在校長淫威恣意的目光下，王茂林臉紅脖子粗，嘴裏囔囔著，像是一個挨了家長責罵很委屈的孩子。我們都在想，要是王茂林能夠一巴掌拍在校長的臉上，再回頭平靜地繼續上課，這樣我們就會對他愛戴得要命。但王茂林隻會臉紅，隻會低聲說“謝謝，你好，對不起”，這有什麼用呢。我們都知道他很熊——整個街道都知道。這是因為有一天白雲街街道辦主任何東發，在王茂林的床上就把他老婆趙桂芝給辦了。辦的時候木頭窗戶隻是半閉著，沒關好，等於進行了現場直播。那時看一場現場直播是多麼稀罕的事，結果是一夜之間婦孺皆知。白雲街本來就是一個市井俗氣之地，一點小事就能讓大家津津樂道幾天。加上白雲街上的女人看來看去就那麼幾個，都是平常人家的，灰頭灰臉、少色少姿，十分不耐看，所以風流韻事一般不易遇到。現在竟然出了這樣的事，人們自然有理由去期待，等著事情向前不緊不慢地推進。這當然比看大戲還過癮。要是有人出外一天，回家就會急切地問：“那事怎麼樣了？”“那事”為何事，不用明說，心知肚明。家裏人會很興奮地說：“快了，快了！”這時街上的平靜，就像是一鍋沸水被鍋蓋遮住，隻要鍋蓋一揭開，熱熱鬧鬧的高潮立刻就會撲麵而來。人們熱切盼望王茂林有一個精彩的故事續寫，但王茂林無動於衷，趙桂芝臉不改色——這讓全街道的人暗自氣憤。我們也很氣憤，認為王茂林沒有一點四(三)班的風格，簡直不配做我們班的老師。所以即使他在我們麵前痛哭流涕，我們也不會心軟半分。
我們班的班主任楊文娟卻是個例外。首先，楊文娟長得五大三粗，我們一致認為她是武鬆的妹妹，或是母夜叉的姐姐。從塊頭和力量這個層麵來看，誰要是與楊文娟開戰的話，無疑是雞蛋與石頭的戰爭。這樣，我們班裏誰人敢惹她呢？其次，楊文娟的丈夫就是街道辦主任何東發。全班學生的家長誰敢去扇她的耳刮子？甚至在許多家長看來，讓楊文娟不高興，簡直就是讓何東發不愉快。為此造成的後果相當嚴重：你要是挨了楊文娟的耳光、大栗子，家長很有可能再補上十多個耳光、大栗子。其三，何東發“東窗事發”後，楊文娟臉繃得緊緊的，好像她被人家強奸了一樣，態度愈來愈惡劣，連校長看到楊文娟走過來，還要從另一個方向溜走。楊文娟手心癢癢，要對人狠下毒手是不爭的事實。綜合以上三點因素，我們班一致認為，誰率先栽在楊文娟手裏，後果堪憂。
所以，我們班上楊文娟的語文課，課堂秩序相當之好，讓人吃驚。大家正襟危坐，認真聽講，作業寫得中規中矩，每次考試得95分以上——全校平均分第一。我們班數學成績則是全校倒數第一。從這個對比可以看出，我們是在多麼惡劣的環境下，克服自己貪玩、胡思亂想、不愛做作業等種種不良誘惑，努力刻苦學習語文這門重要功課。但這讓楊文娟十分失望——這似乎是很奇怪的邏輯。有時候楊文娟上課時，突然說：“同學們，我有事出去一下，大家自習。”我們就安靜得像一群綿羊，一聲不出，埋頭自習，楊文娟隻好氣憤難平地現身。有時楊文娟會說：“同學們，我們的課堂有點沉悶了，我來講個笑話，活躍一下氣氛。”於是我們一聲不吭地聽她講。有時她故意滑稽地把書、粉筆掉在地上，讓她失望的是，大家嚴肅得很。我們估計不要一個月楊文娟準要瘋了。
我又一次被母親扔在了地上。剛才她到隔壁王昌榮家去借油，王昌榮把她堵在門口，一臉歉意地說：“唉呀，我們家油也吃完了呀。”我母親不死心：“我剛才看到亞娣打油回來的麼！”王昌榮心痛地說：“唉呀，亞娣剛才把油打翻了呀。”王昌榮死活不讓我母親進門。碰到這樣的聰明人，母親隻能悻悻而回。碰了一鼻子灰，再見到我眼眶青著，或是鼻子流血，母親就會立即撲上來把我收拾成一件衣服，還要高叫：“你連挨打都不會，呃！？”
母親是個鬱悶的人，她時常會感歎：“現在我說話就等於放屁哦。”
母親感歎說話像放屁，多數時候是對父親說的。我父親是電機廠的一個技術員——從年紀輕輕開始做技術員，一直到48歲還是一個技術員。作為技術員的父親，曾給我做過一把鏈條手槍——那種把火柴壓在鏈條拚成的槍膛裏進行射擊的玩具槍。其精美程度和驚人威力讓街上的孩子垂涎三尺。這是父親給我唯一的最炫的禮物。在母親喋喋不休之下，父親日益沉悶——因為父親沒本事讓母親“說話”不是“放屁”。父親每天一早提上印著上海外灘圖案的人造革包到廠裏去，很晚歸家，盡量躲著母親。母親沒一點退讓的意思，父親再晚回家，都會向他嘮叨埋怨家裏家外的事。那些事像一粒粒芝麻，從母親口中吐出，很快在床踏板上吐出黑糊糊的一堆，讓父親心煩氣悶。父親隻能逃進睡夢中去擺脫母親。在進入夢鄉前的最後一刻，他嘴裏嘟噥著迎合母親，忽然在一秒鍾後發出了鼾聲。母親十分失望，憤怒地冒出那句“我說話是放屁啊”。如果母親這句話隻是自言自語，那我們一家這一晚可以睡個安穩覺。如果母親一巴掌把父親打醒，則說明母親已經決意要與父親吵上一架了。父親沒有選擇，一場爭吵順利開始。母親的罵聲就像是湖裏的波浪，連綿不絕，氣勢恢宏。父親則是被卷進波浪裏的一條小魚，東奔西突，無法跳脫，狼狽不堪。最後，這條小魚會徹底暈頭暈腦、放棄抵抗。父親很願意昏厥過去。接下去就是母親聲淚俱下的獨角戲，直到把我奶奶逼出來：“衛東他娘，我也活不長了，讓我清靜清靜吧。”母親會很爽快大聲答應：“媽，你睡吧，我們也睡了。”母親好像是給奶奶麵子，其實是需要梯子下。母親吃一塹長一智，對吵架的火候分寸掌握得恰如其分。有一年冬天，母親與父親吵架跑去跳湖。奔湖而去時指望父親會攔著，苦苦哀求，這樣她的目的就達到了——她可沒真想在冬天跳到湖水裏去。母親跑到湖邊，身後白雲街一群人跟著看。母親在湖邊哭了一陣，從指縫間偷觀，見不到父親的影子，又沒人出來勸，心裏就叫苦不迭——不跳湖怎麼向觀眾交待啊。母親就咬牙跳下去了。但跳下去不能立即爬上來，隻能在冰冷的湖水裏呆著，嘴唇凍得烏紫，全身成了一片狂風中的樹葉。在對眾多觀眾有了滿意的交待後，母親狼狽地爬上岸來。經過這段極其刻骨銘心的恥辱經曆，母親在日後的吵架中收放自如、老練灑脫。
我們家是臨街的兩間瓦房。東邊一間前半截是堂屋，後半間奶奶住著。西邊一間是我父母的房間，還有通往廚房的通道和通往閣樓的樓梯。西邊牆上，在2米多的高度鋪了木板，搭了一個閣樓，由我與哥哥住。正房邊是一個10平米的天井和用作廚房的附房。我喜歡天井。父親在裏麵種了好多花草。當春天花兒怒放的時候，或是夏天石榴花開時，母親打著井水洗衣服，奶奶在院子裏躺搖椅，父親領著我們翻泥土。我覺得此刻我們家是溫馨的。除了小院，我還有一個喜歡的地方。每當父母開始吵架，我躺在閣樓上除了認真聆聽——一層木板怎麼能擋住母親那匕首般的聲音，也有不錯的選擇，可以打開閣樓上的窗，爬到屋頂上去看滿天繁星。
二
楊文娟沒瘋。有人救了她——那個不幸的人是我。
緣由大致如此：楊文娟講到革命的老黃牛時，對我們大講特講牛肉幹的美味。我應該知道楊文娟的居心叵測，也知道自己肚子裏的饞蟲已經在上下串動。結果是饞蟲戰勝了楊文娟，我的哈喇子流了下來。我伸出舌頭添了一下。作為一個空手多時的獵人，楊文娟當即朝我撲來：“你上課笑什麼？”我說沒有笑。楊文娟如願以償揚起手臂，迫不及待給了我一記響亮的耳光。楊文娟對這一巴掌很有期望，很有信心地等著看我呆若木雞或者痛哭失聲。但我表現一般。對我而言，挨打已如同吃飯，早已習慣。為此，楊文娟深感失望——殺一儆百的願望嚴重落空。加上她的一巴掌拖泥帶水，把我的鼻涕也捎帶上了，她就更加惡心。
楊文娟盯上了我。
這的確是很不幸的事。楊文娟要我每天放學後到她辦公室談話，對我進行思想改造，直到我能夠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
“認識到錯誤了嗎？”楊文娟問。
這個問題其實不用回答。但我一點也不知道，很慚愧地說：“老師，我認識到錯誤了。”
話音未落，楊文娟就把手指弓起，朝我頭上猛鑿：“你要是能認識到錯誤，全城的狗就不去吃屎了。”
第二天，楊文娟問我：“你認識到錯誤了嗎？”
我吸取教訓：“老師，我還沒認識到錯誤。”
楊文娟立即在我頭上鑿大栗：“你要是能認識到錯誤，全城的狗還去吃屎？”
從第三天開始，我就知道，無論我答不答，全城的狗一樣去吃屎，這樣楊文娟的大栗子肯定是要鑿上的。沒有退路，我隻能主動把頭伸出來，讓楊文娟在上麵很方便地鑿栗子。
楊文娟鑿完大栗，看著我問：“疼嗎？”
我搖搖頭。實事求是地說，楊文娟鑿大栗子的水準在我母親之下。楊文娟就在我腦袋上仔細觀察，再找一個地方來幾個大栗子。
“這下疼了吧？”楊文娟問。
我不知道要怎樣回答這個問題。看樣子，楊文娟是在拿我的腦袋進行大栗子栽培試驗。楊文娟看我不回答，很生氣：“不可以欺騙老師。我看你的眉頭都沒皺一下。”
楊文娟又在我腦袋上找了幾個地方鑿，效果不甚理想，反而是她的手指關節處紅腫起來。
“王衛東，你不要得意，我總會把你收拾得服服帖帖。”楊文娟警告我。
後來聽說，楊文娟為此找醫生認真學習了人腦結構，差不多成了一個腦科專家。即便如此，她還是未能解決我這個疑難雜症。事情隻能怪楊文娟對我的生活沒有進行深入了解，隻注重書麵知識，就想當然行事。否則，她就會意識到，憑我經過母親和哥哥的鍛造，她即使把手指敲斷，也不會實現她的期望。
那一段時間，楊文娟孜孜不倦地在我頭上研究大栗子。開始時我以為她瘋了，直到後來才知道原委。
放學就成了我的一件心事。我僅有三種選擇，但效果都極差：
一是放學後憑我的速度朝校門外狂奔。但楊文娟總是會在家逮到我，無論是晚上七點，還是晚上十點——楊文娟家與我家隻隔幾間房，她隨時可以到我家來堵我。要命的是，母親與楊文娟的大栗子道理幾乎是一致的，這讓我的處境更加惡劣。楊文娟當著我母親的麵問：“認識到錯誤了？”我照舊不答。楊文娟就來我的腦袋上鑿一個大栗子。隻鑿了一個大栗子，這對她來說已經很給麵子。母親在旁邊看了，感到難為情：“楊老師問話，你怎麼愛搭不理的，沒有規矩。”母親就來鑿我幾個大栗子。楊文娟見我母親鑿得比她還要用心，就有點不好意思，使出母夜叉的勁補上幾個。按照人活著要能夠挨打的理論，母親自然會對街道辦主任的老婆認真負責地鑿我大栗子感到滿意，也有理由要照顧好上門對我進行教育的老師，就很是真誠地鑿我的腦袋，讓楊文娟不要有所顧忌。母親一邊鑿一邊對楊文娟說：“我家二子皮得很。你鑿他栗子，不要把五根指頭都弓起來，隻要兩根就行。”在鑿栗子上麵，母親成了楊文娟的老師，耐心地傳道授業解惑，在我頭上示範起來。於是兩個女人就在我頭上開展鑿大栗子經驗切磋。楊文娟終於得了真傳，高興地說：“這種方式好，你看你家傻二皺眉頭了。”如此，我認為還是在楊文娟辦公室挨大栗子為好。
二是放學後躲進男廁所。這種方式的好處是可以減少呆在楊文娟辦公室裏的時間，壞處是我得忍受廁所裏濃烈的大便味道。長時間在廁所的臭氣中泡著，以致我日後一看到廁所兩個字，那股臭味就會從這兩字上蒸發出來，讓我很惡心。我躲在男廁所，默默地挨到楊文娟在外麵大叫：“王衛東，我數三下，你就滾出來。”要是我聽到警告，還是堅守廁所不肯投降，楊文娟一點也不忌諱男廁這兩個字，也不會顧忌我這個學生正露著下體，一等校園沒人就怒氣衝衝地殺進來，把蹲在茅坑上的我俘獲去。有時我蹲在坑位上，時間一長會即興拉上一點。楊文娟可不會給我擦屁股的機會，所以我被她拎著耳朵拉到辦公室時，屁股很不幹淨，渾身不自在，不停地扭動屁股。以後我就相當注意，盡量穿著褲子在茅坑上蹲著，翻點小人書看。
三是裝病。看著我無精打采的樣子，楊文娟會關心地說：“病了嗎？早點回去吧，好好休息。”說完，她一口氣把開始的大栗子與結束時的大栗子一塊給鑿上，讓我回家養病。比較起來，還是這種方式簡單直接明了，一點也不拖泥帶水，我最為喜歡。但我不能天天稱病，甚是遺憾。
但有一天，楊文娟不鑿我大栗子了。她對我說：“王衛東，我是在教育你，幫你做一個好學生，將來做國家的棟梁。你要珍惜這個機會。但你的表現讓我很失望。從現在開始，你要用實際行動，認識錯誤、改正錯誤。你說說，今天班裏有哪些同學做了錯事？”聽了這話，我倒情願繼續挨她的大栗子。
“說吧，一天至少說兩個。否則就在這裏站到天亮。”
我不想出賣同學，就準備站到天亮。
哪知楊文娟又威脅道：“等一會把你媽叫來？”
對我而言，這的確是個威脅。兩個女人聯合審問，再加上鑿栗子經驗交流，我的頭上將開滿花朵。想到這一點，我那副寧死不屈的樣子就鬆垮了下來。
楊文娟見狀，又積極引導：“幫助同學改正錯誤，有利於他們成長，是一件很重要、很光榮的事。”
說完楊文娟繼續批改她的作業，好像一點也不在意我說不說什麼。過了十多分鍾，我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決定“光榮地”幫助同學，幫助他們成長——這就充分顯示我的愚笨，沒有遠見。
“楊小寧今天踢女同學的屁股。”我羞恥地說——這裏我用上了“羞恥”這個詞。這是我對羞恥的初次感受。12歲前我的確沒有什麼可覺得羞恥的。此刻我站在楊文娟的辦公室裏，覺得無邊的羞恥，把我緊緊包裹起來。
“很好。”楊文娟很滿意。隨後，她似笑非笑地看著我：“你這是在出賣同學。在解放戰爭時期，你就是叛徒、奸細，要被拉去槍斃掉。”
這話比大栗子還傷人，我來了氣：“老師，我是打入敵人內部的偵察兵。”
“喔，你想當楊子榮。”楊文娟裝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臉上浮現出奇怪的笑。她說：“你的同學是敵人嗎？這可是人民內部矛盾。”
楊文娟硬把我往壞人的道路上逼。我思辨不過楊文娟，隻能接受了自己是個壞人的事實。說實話，那時我十分委屈，差不多想放聲痛哭。後來長大了，這樣的事情經曆多了，就根本感覺不到悲憤了。比如我的領導做了錯事，被他的領導責罵，我的領導就把責任全推在我頭上。在聲聲責罵中，我要表現的不是悲憤，而是慚愧，這樣領導才會認為這個人還是有藥可救的。以此可見，楊文娟是我的啟蒙老師。
“你今天的表現不錯。來，再講一個就回家。”
在楊文娟期待和善的目光注視下，我牙一咬——實在沒辦法了：“鍾丹玉今天在牆上畫了個王八。”
“你說的都是真的？來，對毛主席發誓。”楊文娟把我拉到毛主席的像前。
我艱難地說：“真的。”
第二天，楊小寧、鍾丹玉吃到了楊文娟的大栗子。我忐忑不安，一旦被楊小寧他們知道我是一個奸細，掉一層皮是顯而易見的事。但我既然在楊文娟麵前開了口，就等於被她捏在了手心裏，每天必須揭發兩個同學的錯誤。隨著挨楊文娟大栗子的同學越來越多，我簡直是如坐針氈。
三
在母親與父親再一次開始綿綿不絕的爭吵時，我爬到了屋頂上。月朗星稀，整個城市被夜色籠罩著，沉沉睡去。湖也沉睡了，浪拍湖岸的“汩汩”聲，像是湖的鼾聲。這個城市，乃至這個世界，向我展示的生活，讓我很煩惱。我像母親扔下的一件衣服，仰臉躺在屋頂，任由煩惱在乏著青光的屋頂上蔓延。
許久，父母的爭吵還在進行中。我站起來，輕踩屋頂青瓦，像一隻悄無聲息的貓，往西走去。
隔壁是朱曉娟家。朱曉娟是我的同學，人長得很秀氣，在我們班級裏簡直就是一朵紅花，為此人就有點驕傲，對我不理不睬。但我一點也不怪她。我母親三天兩頭到她家去借東西，以致我在朱曉娟麵前都抬不起頭來。
朱曉娟父母的房間亮著燈。我透過明瓦往下瞧，吃驚地發現兩個白花花的內體。朱曉娟的父親仰麵躺著，褲襠間的東西像一門炮一樣高昂著。朱曉娟母親卷著身體側臉躺著。我趴在瓦上，聽兩人在咕咕嚕嚕地說著話。
朱曉娟父親說：“再唱一個。”
朱曉娟母親說：“你唱了還唱，年紀都一把了。”
我委實感到奇怪，兩個大人把衣服脫得精光，在床上唱歌，不是耍流氓麼？
往前走，在王昌榮家屋頂上，透過明瓦我看到了另一個王昌榮。皮膚雪白，頭發也是雪白，正坐在桌子前就著開水狼吞虎咽地吃饅頭。我以為見了鬼，王昌榮怎麼變成這幅模樣了？很納悶，這些人都是怎麼回事？與大白天大不一樣啊。再往前走，在楊文娟家的屋頂，我沒看到楊文娟往何東發的頭上鑿栗子，但這一點也不讓我失望，因為我看到了更具震撼的畫麵——何東發跪在床前的踏板上，楊文娟在床上躺著。看到在街坊中風光無限的何東發一動不動地跪著，我心裏一下子好過了許多，認為自己挨楊文娟的幾個大栗子不算是一件很糟的事。
第二天早晨，白雲街的人們依舊忙忙碌碌地生活。往廁所倒夜壺是白雲街女人起床後要做的第一件事。男人們則是用報紙、廢木料生煤爐，街道上青煙彌漫。小孩子則是做點跑腿買油條燒餅之類的事。等人們吃過早飯，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白雲街又開始了日複一日的循環。但白雲街在我眼裏一掃往日的灰澀，變得生動起來。知道那些熟悉的人，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秘密，這是多麼愜意的事情。我看到何東發拎著皮革包從我家門口走過，臉上仍是一副盛氣淩人的表情。一路上，人們恭謙地與他打招呼：“主任早。”何東發一言不發，隻是點下頭，氣派非凡，我看不到一點昨晚他跪在地板上的死氣和悲戚。朱曉娟的父親騎著自行車從我家門口走過。見到他的那一刻，我立即想到他的一身藍色的工作服裏，隱藏著那門又長又粗的大炮，以及晚上赤身露體的歌唱嗜好。白雲街的男男女女，誰知道他有這個愛好呢？早上，我也仔細地蹲在門口看了看王昌榮，他又變成了一頭黑色的短發，簡直是個魔術師。夜晚白雲街的人真是太有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