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筆者有幸在岷江上遊雜穀腦河畔的理縣薛城箭山羌寨生活10多年，確切地說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幾乎完全是在那裏度過的，這是一段值得懷戀而又令人難忘的經曆，它不僅讓我在不知不覺中學會了羌族的語言，習慣了羌族的生活方式，而且在日常生活與社會生活的各個環節幾乎完全與羌族融為一體，因而自己確實感覺不到與他們有什麼不同之處，除了衣著、體質、語言與外貌特征外，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羌人了。由此親曆的一段與羌族共同生活的經曆在筆者的記憶中是刻骨銘心的，這應該是筆者萌生研究羌族宗教文化最基本的動因吧。
羌族是我國具有悠久曆史和璀璨文化的一個民族，羌族文化或羌族宗教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羌族不僅是華夏族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幾千年的曆史長河中，為中華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因而羌族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和重要的曆史地位。正如費孝通先生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一文中所言：“從曆史上看，作為一個保持著民族特點的集團來說，羌人和中原一直維持著密切的關係，是甘陝一帶夷夏之間的強大集團。在1038—1227年間曾建立過西夏國，最盛時包括今寧夏、陝北和甘肅、青海、內蒙古的一部分，與遼、金先後成為與宋代鼎持的地方政權，從事農牧業，有自己類似漢文的方塊文字。自從西夏政權被蒙古人擊潰後，羌人的下落在漢文的史料中就不常出現了。可能大多數已和當地漢人及其他民族融合。”又說：“羌人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起的作用似乎和漢人剛相反，漢族是以接納為主而日益壯大的，羌族卻以供應為主，壯大了別的民族。很多民族包括漢族在內從羌人中得到血液。”
童年與少年時代在羌寨生活與成長的親身體驗，還原於對羌族宗教文化的認識，感覺這個由遊牧轉入農耕的古老民族，正在隨著文明社會的步伐，悄悄地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從衣著到語言，從居室的簡陋到現代化的設施、從“依山居止，累石為室”到定居河壩、城鎮，從農耕到城鎮務工與經商，乃至社會生活習俗的諸多方麵都無不透露出現代民族的氣息。社會的變革必然導致人們觀念意識或精神文化生活的變遷，宗教信仰似乎淡出了人們的生活或視野。然而宗教信仰作為一個民族曆史心性的標記，必然隨著曆史前進的步伐而融入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宗教可能淡出人們的生活或視野，但永遠不會淡出人們的心靈。因此，基於當前社會的急劇變化與遭受現代文明衝擊造成的某些羌族宗教文化正在消失的現狀，如某些釋比文化現象的消失，一批頗有見識的老釋比的相繼謝世而後繼乏人，古老的祭山大典趨於減少，某些釋比唱經和釋比圖經的逐漸鮮為人知等，使得我們發掘、保護和傳承羌族宗教文化具有十分強力的時代緊迫性。
羌族宗教文化作為羌族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具有十分廣泛的內容，蘊含大量豐富、珍貴的思想，其中有些項目已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就世界範圍而言，2003年10月17日，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第三十二屆會議在巴黎正式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隨後，我國也成為這一公約的締約國。按照該《公約》的闡釋，“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相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各種團體和群體隨著其所處環境、與自然界的相互關係和曆史條件的變化不斷使這種代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創新，同時使他們自己具有一種認同感和曆史感，從而促進了文化多樣性和人類的創造力。”由此可見，羌族宗教文化中的許多項目，理應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部分。2006年5月，國務院公布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四川省推出的42個項目中有27個入選，其中羌族文化方麵有“羌笛演奏及製作技藝”和“羌族瓦爾俄足節”。2008年6月，在國務院公布的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羌年”、“羌族多聲部民歌”、“羌族羊皮鼓舞”、“羌族傳統刺繡工藝”作為四川省申報的項目人選。2011年6月，國務院公布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羌戈大戰”作為民間文學類被選入其中。由此，羌族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也進一步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重視，羌族宗教文化在中華民族光輝燦爛文化寶庫中的地位得以彰顯。就岷江上遊羌族宗教文化變遷的曆史演變脈絡予以係統的闡述和研究，對於人們進一步對羌族宗教文化有比較全麵、深入的認識和了解，把握其整體風貌，領會其精神實質，弘揚民族宗教文化，促進社會和諧進步都具有潛在的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