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天我被邀作2007年“費孝通先生紀念講座”主講人感到無比榮幸。費孝通先生是二十世紀一位偉大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他一生的學術工作，不隻為中國人類學、社會學的奠基與開拓，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而且也豐富、擴大了世界社會學、人類學的遺產。費先生終生獻身學術，懷抱學術興邦、知識富民的襟懷，用他自己的話，是“為祖國的建設出主意，想辦法，貢獻自己的力量，這是我的心願，也是我一生的追求。”
費先生學術生命最後的十年中，他關懷最切、所思最多的是全球化問題。全球化是人類世界進入一個史無前例的大接觸、大交融的時代，這就帶出民族文化如何自主存在，以及不同文化的人如何在這個經濟文化上越來越相關的世界裏和平相處的問題。他提出了“文化自覺”的重要觀念。他說這是“表達當前思想界對全球化的一種反應”，這也是“當前時代的要求”。
費先生說：“文化自覺隻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曆、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複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的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費先生的文化自覺，不隻是對中國社會文化未來的發展說的，也是對建立未來世界和平秩序說的。他說：“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隻有在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並接觸到多種文化的基礎上，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裏確立自己的位置，然後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種文化都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原則”，又說，“當前重要的新風氣就是文化自覺”。費先生還以他在八十歲生日時所說的一句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作為“文化自覺”曆程的概括。“注釋2”
我今天選用“文化自覺、全球化與中國現代性的構建”作為講題，正是對費先生所倡導“文化自覺”的新風氣的回響，也用以表示對費先生這位前輩學人的尊敬與追思。
文化自覺與中國百年現代化曆程
中國跨越三世紀的百年的社會變遷，最適當的描述應是中國現代化的曆程。在不同曆史階段，中國的知識精英都曾對中國文化有過重要反思，也可說是“文化自覺”。
十九世紀中期，西方帝國主義以炮艦叩關，不隻轟碎了中華帝國的天朝之夢，也使中國傳統的文明秩序遭到根本性的顛覆。李鴻章認為這是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實是識時知世之言。天朝麵臨這樣的巨變，當然不能不使朝野有所反思與自覺，當時一切反思與自覺的焦點，則在救亡圖存、富國強兵。曾左的“開鐵礦，製船炮”的洋務運動可說是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自覺的實踐。甲午一戰，天朝再敗於近鄰維新之島國日本，舉國深感恥痛，中國知識精英於痛定思痛之餘，在文化自覺上又進一層，知西方之優勝者不隻在機器，更在政教，因此康梁維新的著力點是把同光的洋務運動之“器物層次的現代化”轉進到“製度層次的現代化”。康梁之維新雖失敗，但1905年清政府“廢科舉，設學校”之舉，則是中國文化與教育上“現代轉向”的標誌，而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二千多年君主製的帝國型態，代之以共和製的“民族國家”，則是中國政治發展上“現代轉向”的裏程碑。毫無疑問，在中國現代化曆程中，胡適、陳獨秀領導的新文化運動激起的是一次影響極為深遠的文化反思與文化自覺。新文化運動是一多音調的運動，但其主調則是批評儒家傳統。胡適之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陳獨秀則繼譚嗣同之後針對“名教綱常”提出了全麵性的攻擊。他的中心思想是“尊重個人獨立自主的人格”，在他眼中，三綱“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而家族製度則是“東洋民族社會中種種卑劣不法慘酷衰微之象”，他認為“欲轉善因，是在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於是，名教綱常造成傳統社會之君權主義、父權主義與夫權主義，皆在抨擊推倒之列；而新文化運動在正麵上則標舉“民主”與“科學”，這是五四知識精英對西方啟蒙運動所展現的理念的認同與擁抱。
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初葉，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向”是中國主流的知識精英在不同程度上的文化自覺中展開的，可以說，自此中國走上現代化的不歸路。“注釋3”無疑地，中國的現代化對傳統中國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它顛覆了中國二千年來構成的一個自成體係的文明秩序。這個中國傳統的文明體係，就文化規範的角度言，誠如陳寅恪所說，是建基於儒家的“三綱六紀”的。這個文明的規範秩序在二十世紀初葉已解體了。名教綱常是儒家文化價值的製度化的陳現，我稱之為“製度化的儒學”（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注釋4”但必須指出，從洋務到維新到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它們對中國傳統文化雖是越來越烈的批判，新文化運動中激烈派，且有“打倒孔家店”“禮教吃人”“全盤西化”之論調。實際上中國文化並沒有消亡，並沒有被完全打倒，儒學也隻是被“去中心化”了，但“製度化的儒學”卻是壽終正寢了。而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的工作，基本上是政治、經濟、教育、法律、學術、藝術、文化各個領域尋求新製度的建立，也即從事於“製度的現代化”。製度的現代化是建構中國現代新文明秩序的中心支柱。很顯然的，中國的現代化，上世紀中葉之前，在不同的製度領域隻有不同程度的建樹，日本侵華戰爭，則使中國現代化進程受到極大阻滯與扭曲。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各在大陸與台灣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早期有三民主義之色彩）的方式推動社會發展與現代化（工業化為主）。七十年代後，中國台灣經濟起飛，與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成為亞洲“四小龍”，台灣到八十年代，繼經濟現代化之後，再走民主一關，在政治現代化上跨出了關鍵性的一步。“注釋5”台灣與香港這兩個中國人的社會，在二十世紀末已具有一定的現代性，香港雖無形式的民主，但它深植的製度化的法治使它比台灣更具有一個自由的文明秩序。值得一提的是，台灣與香港固然沒有“製度化的儒學”，但這兩個社會仍保有深厚的中國文化，二者在現代性建構過程中，不難見到傳統與現代之交涉，融合與並存的現象。
1978年，“四人幫”垮台，鄧小平倡導開放、改革，把經濟建設定為國家發展的中心，實行“四個現代化”，在“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理性驅動下，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三十年來，中國的變化之大、發展之快，舉世矚目，今日已被稱為“世界工廠”，國內總生產值位居世界第三、第四位，中國國力國勢急劇上升，不隻翻轉了百年來中國衰敗下沉的局麵，更改變了自十六世紀以來西方日益居於支配性地位的世界格局。應指出者，中國三十年生猛的現代化幾乎是與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新一波的全球化同步的。中國進入世界，世界也進入中國。繼台灣與香港現代化之後，中國大陸的現代化使中國百年的“現代轉向”展現了強大的發展生機，同時也因現代化（特別是它基本組成之工業化）而產生種種新問題（環保是一顯例）。因而在中國崛起的強聲中，不能不冷靜地自問，中國現代化的最後目標是什麼？也即中國現代化所構建的“現代性”應是怎樣的？現代性是單一的，抑或是多元的？是否有“中國的現代性”之可能？這些問題在今日麵對全球化的浪潮時變得更為迫切了，因為全球化有一個“去疆界化”的趨同趨平的力量，民族文化都會受到衝擊，都會出現適應與文化轉型的壓力，說到底，這也是中國的現代化、中國現代性的構建能否在全球化中保有“中國性”“民族性”的問題。費孝通先生倡導的“文化自覺”的觀念，正是在這樣的曆史情景中提出來的。他的“文化自覺”是為了思考民族文化“如何自主存在”。
應該理解，費先生的“文化自覺”固然是在中國的曆史語境中提出的，但它所針對的問題卻是世界性的。二十世紀，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現代化不是一個民族國家特有的發展之路，它幾乎是非西方社會所共有的曆史行程。並不令人驚訝的，在這個曆史行程中許多非西方的社會都出現過西化與現代化的爭議，事實上，現代化與西化是不可避免地有重疊性的。亨廷頓有一個觀察大體上是符合實際情勢的，他說，“在開始，西化與現代化是緊連在一起的，非西方社會吸收大量的西方文化，逐步走上現代化，但當現代化步伐增大後，西化的比例減少了，而本土文化再度複蘇”。“注釋6”八十年代，當非西方社會特別是東亞正在現代化路上大步伐前進，也即在構建其現代性時，西方學術界發生了一場由後現代主義學者引發的“現代性論辯”。這是一場圍繞著“現代性問題”的論辯，“注釋7”其中涉及緣於西方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理性觀”建構的“現代性方案”的內在問題與正當性，特別是對“西方現代性”的普世性宣稱的質疑。幾乎是同時的，全球化引起的“全球化論辯”，也觸及到民族文化的自主性，“現代性問題”已發展為或被包涵於“全球性問題”中。“注釋8”
“全球性問題”，從文化角度看，涉及全球文化的一體性、同質性，抑或多元性與異質性之爭論，我想指出，不論是“現代性論辯”或“全球化論辯”都直接間接地關係到中國的現代化或中國現代性的文化構建。
全球文化之多元性與多元現代性
從世界的視野來看，西歐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使歐洲社會決定性地進入了現代，啟蒙的中心思想是理性，理性用以正當化人們的信仰，並以之規範社會的公（甚或私）領域，亦即以理性作為構建“好”社會的基礎。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即是啟蒙的價值理念，此後一百年，這種價值理念，更從歐洲擴展到美洲，並具有了世界性的影響。有趣的是，正是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熱情地擁抱象征啟蒙的“科學”“民主”的一年，德國的韋伯發表了著名的《政治作為一種誌業》與《科學作為一種誌業》的演講，二者有異地同調之感。但五四所關懷的是在思想上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展開中國文化的啟蒙運動，而韋伯所關懷的是歐洲啟蒙運動的後果，韋伯認為現代化的基本精神是理性化，但他指出啟蒙在現代社會中，不是理性的勝利，而是一種他稱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稱尊。工具理性之特性，不是導向普遍自由的實現，而是他所謂的“鐵籠”的出現。“注釋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