蔑視理性，把一堆教條奉若神明，是頑固的蒙昧主義；若走到另一個極端，以為人的一切行為均絕對地由理性來支配，則是另一種無知與狂妄。但是，若以現實論，中國發展的威脅尚不是理性主義走過了頭，而是蒙昧主義還在肆虐。
從世界金融危機爆發開始，一部分西方學者，其中有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的理性概念開始了新一輪批評，筆者由此深感西方社會對知識消費的奢侈。若我們隨之對理性大加撻伐，就覺得不大對勁。在這個世界，理性稀缺，彌足珍貴。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裏茨新近的一篇文章披露 ①，因為美國在過去10年裏貧富差距擴大，以致普通美國人“不再相信公平競爭、機會平等和社區意識”。在斯蒂格裏茨看來，美國人的理性程度在下降。美國以外的情形又是如何？我相信，在很多方麵我們對比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這裏且按下不表。但理性生活的標杆是存在的。斯蒂格裏茨推崇的是一種托克維爾描述過的美國人的實用主義社會意識：關心別人不僅對靈魂有益，對生意也有好處。他希望美國人能迷途知返。其實，我們知道，需要求真向善的不隻是美國人。基於常識，在危機麵前，我們能確定人們增大了建立共識的可能性。經濟學家不遺餘力地建立和維護理性假說，其動機和信心應該與這種常識有關。
為把理性推到公共生活的前台，我們也不吝對理性本身做一個稍稍細致的檢討。
什麼是理性？對個人而言，它是利己的算計；對企業而言，它是對企業利益的算計；對社會而言，它是人們互利的算計。在自由競爭的前提下，利己的算計和互利的算計可以統一起來，個人的利益最大化和社會的福利最大化可以統一起來。這幾句話，可以說是全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關於理性假說的核心
① http://www.vanity fair.com/society/feature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內容。這是一個“美妙”到令人窒息的和諧理論，於是也留下了被人們廣泛批評的巨大空間。然而，理性也並非海市蜃樓，並非毫無意義的鏡花水月。
經濟學家對人類理性客觀性的認識，有一個從係統性的肯定到係統性的懷疑的過程；而懷疑的產生少說也有百年以上的曆史，並不是這幾十年的事情。但在我看來，經濟學家對理性的係統性懷疑恰好更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人類理性傾向的客觀性。
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思想大抵是以理性假說為基礎的。他們認為，在競爭條件下，生產者會有一致性選擇行為，並實現利益最大化。後來的學者發現消費者的行為也與此類似。但沒過多少時間，理性假說就招致懷疑。1848年，穆勒說，是慣例而不是競爭支配著經濟世界的大部分領域，而經濟理論隻可能建立在競爭的基礎上。此後，有不少重要經濟學家也開始懷疑理性假說。
對理性假說做出係統批判的經濟學家有阿羅、阿馬蒂亞·森和赫伯特·西蒙（均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等，其中最具顛覆性的批判來自阿羅。
人類總在選擇，經濟學正是研究人們在利益麵前的選擇行為。如果在一係列外部因素確定的情形下（這個條件本身就不現實），人們的選擇行為能保持一致性麼？如果能，理性就是客觀的；如果不能，理性就不是客觀的。遺憾的是，經濟學始終無法嚴格地證明這種一致性是真實的存在，從而無法嚴格地證明理性是真實的存在。例如，一個人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上擁有一定的選擇行為，他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後，會有新的選擇行為；但是，當他的收入水平退回到前一水平時，其選擇行為沒有恢複到原來的狀態。這就發生了選擇行為的不一致。在阿羅看來，這是非理性。
現實的非理性不止如此。古典主義經濟學在進入總量分析時假定所有個人都具有同樣的效用函數，這在阿羅看來完全不符合實際，因為經濟當事人完全相同就不會發生交易，所以，這個理性假說完全不成立。
阿羅對理性假說的一個致命批評是建立在他的信息經濟學的基礎上的。在他看來，在一個競爭的世界裏，經濟當事人必須知道所有的價格，否則無法爭取某種最優化。這和我們針對中央計劃工作人員的批評是一樣的情形，因為他們要做好計劃工作也需要海量信息。決策中依從的信息總會出現缺口，要用猜測來填補。在阿羅看來，這是追求最大化個人的嚴重局限性，甚至符合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並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