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位徐衡伯伯，此時在民革辦的業餘學校搞教務，忙得不亦樂乎。他一九三九年入黨，一九四二年被捕脫黨。解放後被誣為大特務，報紙上曾登過大字標題。爸爸每次見他，都督促他快點去申訴。但這位前江西省南昌市地下共青團書記徐衡，卻仍是一派名士風度，總是說：隨它去吧！不久後中風而死。爸爸聞之欷歔不已。
當他的那些友人們終於被洗清了種種罪名，重新在社會上抬起頭做人的時候，很多人卻已先後走完了自己慘淡的生命裏程，在那片火紅而冰冷的烈焰中，無聲無息地化為灰燼。
雖然這已成為過去。
這個漫長的故事也許是該結束了。
但它卻似乎結束得很困難。
活著的人，雖然恢複了名譽，卻已無法重新再活過一次。而那些早已含冤死去的人呢，地下的亡靈仍然渴望著再生。
我看著爸爸周圍的朋友們，一個個相繼落實了政策，我想爸爸的心情定會一日日輕鬆起來。然而爸爸時而欣喜，時而又獨自悶坐，長籲短歎。難道還有什麼未了的遺案，在繼續困擾著他麼？
一襲低沉的濃雲，如一片不散的陰魂，始終盤旋在這個城市的上空。那個當年曾洪亮如鍾的聲音，一次次固執地在爸爸耳邊回響：還我頭來！
爸爸在某一個清晨醒來時，睡眼矇矓地對媽媽說：我還有最後一樁心事，實在放不下嗬。其實我不說，你也是知道的，那就是俞文奎的問題。
俞文奎死了。這個原海寧縣國民黨自衛大隊長，解放前夕向中共杭州市委領導的杭嘉湖遊擊支隊投誠起義、並為海寧和平解放作出貢獻的人，在一九五一年的鎮反運動中，以惡霸罪被處決。
當年爸爸到杭嘉湖遊擊區旅行采訪時，目睹“燒毛”部隊搜刮民財、為非作歹，親見俞文奎帶兵較嚴，一直堅持遊擊抗日，在當地老百姓中沒有惡名。這一點，當年曾隱居“和平軍”，一度與俞文奎交好的鮑自興，也能作出證明。
一九四九年俞文奎起義後，槍支人馬全部如數上交。他手下有個叫張關榮的分隊長，有民憤，解放前夕被當地群眾揭發，畏罪潛逃當了土匪。解放初期，俞文奎曾被介紹到杭州一家工廠做工。鎮反開始後，他被逮捕審查。他在“思想改造學習班”裏寫的“交心”材料，被認為是實事求是的。但後來風雲突變，政府有關部門限令時日，讓他去把當土匪的張關榮找來投降。俞文奎早已同張關榮失去聯係，自然是無處可找。於是，俞文奎便以勾結土匪的罪名被處決。
日複一日，爸爸苦思冥想：俞文奎一案，按照黨對待起義投誠人員的政策，應如何得到公正的結論呢？
他寫信給俞文奎的子女，希望他們能以家屬的名義提出申訴。他還在參加海寧縣黨史座談會時，發言呼籲為俞文奎平反。海寧法院曾來人作了調查取證。然而一晃幾年過去，此案卻始終被擱置，再無下文。
曠日持久的拖延，成了爸爸一塊鬱積的心病。
一個悶熱的夏日，爸爸終於決定親自出馬了。他約了鮑自興伯伯，兩個人一起坐火車到海寧，直接找到市委書記，談了此事。爸爸以一九四九年餘杭縣縣長白衝浩兵臨城下時投誠為例，餘杭縣早已為白衝浩落實政策，而海寧為何對率兵起義的俞文奎置之不理？他說得很激憤，呼呼旋轉的電風扇下仍是出了一頭大汗。急得鮑伯伯使勁地拽他的衣角，生怕他得罪了領導於事無補。那位書記剛上任不久，介紹他們去找法院的一位經辦人。於是他們才算得到一個明確的答複。
那位女同誌告訴他們，俞文奎的案子是認真查過的。問題出在當年與爸爸一起去海寧策反的唐為平身上。他在證明材料中說，當時俞文奎起義是假，一次俞文奎曾對縣政府建設科的科長說過，要伺機殺掉唐為平和張愷之，投奔嘉興的國民黨軍隊。——既然唐為平如此證明，我們感到事情非常棘手。那位女同誌解釋說。
這太奇怪了。我是當事人，可老唐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這件事啊。爸爸覺得很驚訝。
鮑自興伯伯提議，應該設法找到那個建設科科長，再次核實材料。
爸爸沉吟片刻，提出了兩個疑點：他說當時如果俞文奎確實有叛變投敵、並殺死我們兩人的打算，唐為平為什麼不及時告訴我，以便采取對策？二是當時情況緊急，我和唐為平的腦袋都架在刀子上，俞文奎有槍有兵，要想殺我們易如反掌。但他實際上並沒有叛變殺人，而且一直服從我們的指揮。這兩條，是不是可以推翻老唐的說法呢？
經辦的那位女同誌表示，一定繼續追蹤調查，把這件案子盡快徹底解決。
爸爸和鮑伯伯走出了法院的大門。他站在小城熙攘的街市上，眯起眼望著來來往往的人群。那些匆忙過往的人們，不會知道這裏曾經發生過什麼。正午的陽光，透過樹葉，在地上投下斑駁的黑影。酷暑燥熱的空氣，憋悶得人喘不過氣來。
老唐啊老唐，他在心裏默默念叨。你是怎麼搞的呢？難道你真的有點老糊塗啦？你從一個省辦公廳副主任，七鬥八鬥，一直到把你弄到勞改工廠去當管理員、拉大車，你自己就是一個冤假錯案的犧牲品，你怎麼能這樣輕率地對待另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呢？
回杭州的旅途似乎格外漫長。搖晃的車廂裏，爸爸斜靠在車窗邊上，遠望著西沉的夕陽。他已經奔波了整整一天，六十多歲的人已不比當年，他確實覺得有些累了。但他卻無半點睡意，心裏很亂、腦子很沉。窗外掠過清悠的小河和古樸的石橋，那一刻他腦中突然跳出一句話，是那位歐洲著名的左翼黨派領導人說過的一句名言：我們黨就是依靠不斷的清洗而生存發展的。——國際共運史的許多年中，這句話甚至已成為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但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這個世界上，大概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資格存在；任何一位革命者，隨時都可能、或者最終都將可能被清洗出革命的隊伍。
那麼，這種持續不斷的徹底大清洗，其目的難道最終隻為了留下一個徒有虛名的政權麼？
車窗外刮來的熱風吹幹了他身上的汗。他忽然打了一個冷戰。
當年他和曾一進、倪布明，就是從這條火車線上，奔赴海寧的。結果卻使得俞文奎走向了他生命的終點。人生真像是一個奇怪的圓圈，許多人興致勃勃地踏上遠征的旅程，繞了一個大圈，最後卻又回到了當初出發的原地。
——而對於他來說，命運似乎隻給了一個開頭和一個結尾。從他十九歲進入報界，時間已過去了半個世紀。這期間的大部分歲月裏，他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也許本應是厚積而薄發，然而他卻步將進而躊躇、筆將下而維艱。當人生的開頭和結尾最後相交的時候，他才發現在那個將他圈縛的圓圈中央，竟然是一塊偌大的空白。
他甚至不知道，這種“平反”的結局，究竟是一個喜劇，還是一種如今被人稱為黑色幽默的悲劇。
爸爸的心底湧上一陣無法言說的悲戚。
時針已指向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
連綿的細雨已下了多日，那一天忽而停了。雲漸漸散去，露出一隅灰茫的藍天。陽台上爸爸親手種植的薔薇和金銀花，濕漉漉的花瓣被雨打落了一地。
已是暮春了？爸爸茫然地放下了手中的報紙，走到陽台上去。
他覺得空氣中彌漫著一種熟悉的氣味。那是什麼呢？是雨是花還是草葉？不，似乎是同五月有關，似乎是同五月二十日有關，他們一生中的許多事情都和五月份的這個日子有關……然而那究竟是一種什麼氣息呢？真的想不起來了？他遺憾地搖了搖頭。
媽媽輕手輕腳地走進來，遞給爸爸一封信。一封從海寧市法院來的掛號信。
爸爸一反往常用剪刀剪開信封的習慣，急急地撕開了信封。
他看到了一頁文件的複印件，上麵是一行漆黑而端莊的文字：
撤銷原判死刑立即執行的判決。俞文奎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並做好善後工作。
爸爸沉重地歎了一口氣。
媽媽深深地鬆了一口氣。
那團久久不散的陰雲，從高樓的頂端飄過，悠悠升空，融入了蒼茫的藍天。蒼穹之下了無痕跡。
過了一些日子，爸爸得知，海寧法院曾派人四處尋找那位建設科長。此人在舊政權移交中有過貢獻，又是學技術的，解放後一直當工程師，如今已在安吉一所林場退休。他回答法院的人說：老唐這句話，我想來想去，好像是沒有說過。我覺得沒有根據。
這一年春節，爸爸去給八十高齡的唐為平伯伯拜年。爸爸沒有提起唐伯伯曾提供的那個材料一事，隻是告訴他說：俞文奎終於已被平反。政府給他的兒子發了三千元的撫恤金；俞文奎當年在斜橋鎮上的大宅院，解放初被政府沒收後改成了斜橋衛生院，他的家屬正在請求政府補配給一間住房……
這樣好這樣好……唐伯伯漏風的牙齒間，語音有些含混不清。
一切都結束了。
真的是該結束了。——爸爸的故事和我的故事。
盡管，生生不息、跌宕沉浮的人世間，那些悲傷和歡樂的故事，仍將和生命一起發生、一同延續下去……
一九八四年底，爸爸和媽媽先後辦理了離休手續。他們像兩塊一輩子冒著黑煙卻不能發光的煤餅，終於未及燃燒，就從爐膛中被搛出來，作為殘剩的煤核，回家去發揮餘熱了。
離休是一個含義明確的總結、一個最後的證明和補償。然而，每當他們長久地注視著這張離休證褐色的硬殼封皮時，常常覺得它像一個結痂的傷疤，在陰雨天氣裏，依舊泛出紫紅色的瘢痕……
風和日麗的黃昏，年逾七十的張愷之和朱小玲——我的爸爸和媽媽，會在忙裏偷閑，到湖邊去散步。山色空濛，湖光瀲灩，幾隻白色的水鳥，貼著湖麵自由盤旋，悠悠滑落，又簌然驚飛。西沉的夕陽，收斂著滿天彤雲，正無奈地繞過山脊，去作黑夜裏漫長的沉思。
我爸爸仍然每日騎著自行車，匆匆穿過擁擠的街市，奔忙著那些永遠忙不完的事情。老朋友已經一個個少下去，年輕的朋友，又有誰願意知道那些不可思議的往事呢？有時他胸口會突然襲來一陣莫名的隱痛，真理的許諾雖已幻滅，但他心底依然留著最後一個疑問，無處終了：他的一生，究竟為什麼會陷於一個晚年才得以糾正的錯案呢？究竟錯在哪裏？又為什麼會錯？是一不留神錯的，還是必然會錯的呢？改錯了以後，還會不會重新再錯呢？當然錯了還可以有非凡的勇氣改正，然後改了再錯，如此循環往複地走向光輝燦爛的明天麼？
……
我終於合上了爸爸保存的那本薄薄的剪報。
我想起在開始寫這部書的時候，我和爸爸有過以下的對話：
——那麼，你會為自己的一生感到慚愧嗎？
——不！我隻有遺憾。遺憾我沒有能用自己的筆，為社會的進步服務。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裏，我的筆不屬於我。當這支筆還給我的時候，我卻已力不從心……
——那麼，你覺得後悔嗎？
——不！因為我從來沒有向命運低頭。我慶幸自己從未諂媚，從未趨炎附勢，從未自怨自艾。沒有人能剝奪我的自尊。
——很不恭敬地說，爸爸，這樣是不是有點阿Q呢？
——不阿Q怎麼辦？中國人就是依賴這點民族文化的傳統精神，創造出五千年文明，支撐這苦難人生的嗬……
然而我想爸爸卻沒有說出那最重要的一點：每個人的生命，隻有一次。無論幸運和背運，都同樣是用一個人的生命來支付的。誰能說，一種受盡虐苛的人生，要比自由和歡樂的人生更有價值呢？
是他忘了還是他不願意這樣說呢？我不知道。
畢竟，我早已從爸爸媽媽體內脫穎而出，我們已分割為兩個時代的人。我活過兩次，對這一切真的還會懵懂無解麼？
當我寫出這最後一句話的時候，凝望窗外，以往北方夏季幹熱明朗的天氣，近日卻是連綿陰雨、濡濕沉悶；霧氣迷茫、薄雲層疊；天空說不出是什麼顏色——非黑非藍非橙非赤。唯有一隻碩大的氣球下垂掛的廣告條幅，正悠悠飄過這座城市的上空，那是我視線中僅有的一點亮色，像一條巨大而鮮紅的舌頭。
1994年8月完稿於北京花園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