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那天金彩鳳還是批判你了，爸爸！妹妹提醒說。）
是的是的。媽媽點點頭說。還是批判你了。這件事最滑稽的就在這裏。他們把那個杜國江批判完了，放他走後，金彩鳳又跳到台上去，振振有詞地說：今天這個事情，雖然是搞清楚了。但是，張愷之必須要接受教訓，社會上到處都是階級鬥爭，一不小心就會弄出問題來的啊……
（嗨，還是讓我自己來講吧。爸爸又插話說。我聽金彩鳳那麼講，實在是忍無可忍了。刷地站起來，不管三七二十一，理直氣壯地對大家說：請各位革命群眾聽著，指導員讓我接受教訓，我不懂！我一沒有逃票、二沒有冒充別人逃票、三沒有誣蔑人家逃票，要我接受什麼教訓呢？金彩鳳惱羞成怒，馬上打斷我，尖聲喊道：這是階級敵人的猖狂反撲！張愷之，你給我回答，他為什麼不冒充別人，偏偏要冒充你呢？你和他狼狽為奸，互相勾結，企圖破壞“文化大革命”，罪責難逃！我根本不理她，指著她的鼻子說：金彩鳳你今天給老子講清楚，你說我到城站去搞什麼反革命勾當了？你身為指導員，不調查研究就血口噴人，讓大家說說看，到底是我接受教訓，還是你應該接受教訓啊？我講完就坐了下去。台上的金彩鳳臉色鐵青，“哇”地哭了起來，歇斯底裏發作一樣，大叫大嚷：我不幹了，我不幹了，你們牛鬼蛇神都翻天了……台下的人笑嘻嘻地一哄而散，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那天晚上你回家以後還在生氣呐。妹妹補充說。我真怕你把火氣發到我頭上來。不過還好，你就是罵了金彩鳳幾句。
我罵她了嗎？我罵她什麼呢？爸爸覺得很奇怪。
妹妹吞吞吐吐地說：我不會講，那是一句粗話。
我罵粗話了？爸爸越發驚訝。我怎麼會罵粗話呢？
是真的。難道你自己不曉得嗎？妹妹很認真地望著他。
我不曉得。我一點感覺都沒有啊。
從你到了街道後，你一直是這樣的。尤其是這幾年。
嗬嗬，我想這不可能！爸爸似乎有點不好意思。
嬰音說的是實話嘛。媽媽公正地加以確認。我也作了旁證。
是這樣啊……爸爸若有所思地搖了搖頭。街道……他歎了口氣說。街道這個地方……不過，那些講粗話的人，可都是好人呐！
故事三：關於“磨刀霍霍”
時間：“文革”後期
這一次，是妹妹講的。任何事情經她一講，即使原本很平常，也會忽然就好笑得很。
——噯你記得那個汪永連嗎？就是那個每次來我們家，離老遠的地方，就開始喊爸爸名字的那個人。喉嚨有點啞殼殼，聲音一往上翹，就會突然跑調的那個人。想起來了嗎？嗯。你不要看他這麼邋邋遢遢的一個小個子，爸爸說他以前參加過土改工作組，是工人提拔的廠工會主席。不過他這個人有點喜歡自說自話，那破喉嚨又不動聽，一跑調，往右邊一拐，就拐成了“右派”，後來弄到街道裏來。爸爸做白鐵工的時候，他給爸爸打下手的。
——你曉得劉學謙嗎？那個瘦高高的長條，戴副眼鏡，一看就是很聰明的樣子。聽說他從前是礦冶學院的大學生，念到三年級，那一年暑假，到天津去看他姑夫。他姑夫是天主教教區的一個神……神什麼？（爸爸提示：神職人員）你說他看什麼不好，偏偏去看神……神父。其實他父親解放前是上海海關的檢疫專家，解放後弄到新疆去了，後來也不知怎麼又變成了反革命。他對我說過，他們家在杭州耶穌堂弄裏的私人房子，也被沒收了。他自己的父親太遠了沒法去看，就隻好去看姑夫。沒想到這麼一看，就看出麻煩來了。回到學校，說他同宗教組織有聯係，勒令他退了學。不過他功課好，懂機械什麼的，就到一所中學裏去代課。代來代去的，同一個教數學的青年教師很要好。到一九五七年，那個數學教師變成了“右派”，讓他揭發，他不肯，就被學校趕出來了。反正他有技術，七弄八弄的，到了服務站來當了技術工人。同爸爸一道，給新房子做水電安裝。
還有一個叫邵岱南的電工，說他寫過反動標語。他爸爸解放前當過縣長，後來逃到台灣去了。有一次他看報紙，一邊看一邊隨手亂劃，在報紙的邊邊上，寫了好多字。讓別人發現了，說他是反革命。他仔細一看，才看見那報上有張領袖像，他在旁邊寫了好多“打倒”。其實是因為那天的報上登了美軍入侵黎巴嫩的消息，他解釋說自己是想寫打倒美帝國主義，隻是後半句還沒寫完。但沒有用，還是把他送去勞教，他真是跳到西湖裏也講不清楚了。那個叫黃其煌的人，你認識的，十七歲時在上海交大念一年級，就打成“右派”了，他不是還會寫詩的麼。還有一個“章木陀”，力氣很大，專門管搖絞板的。他原來是個派出所的戶籍警呐，三年困難時期，他老婆生了孩子，餓得沒有奶，他就在業餘時間去“柯黃魚”，做點小生意，好給他老婆買豬腳爪發奶，結果被送去勞動教養了，出來後隻好到街道裏混日子。這麼一批牛鬼蛇神，在一道做生活，街道裏當然是眼睜睜盯著他們的啦。
（爸爸插話：還有一個叫俞通的人，一九四九年參過軍，向大西南進軍時，在部隊做文化教員。隻因他姑夫是國民黨官員，他後來被清洗出部隊，弄到街道上來。他做過會計，有經濟頭腦會算賬，也是個人才。我們這幾個臭知識分子，臭味相投，大家相處得很好的。劉學謙以前在安裝隊幹過好幾年，懂設計施工，又會操作，我們以他馬首是瞻，互相配合，一連幹了好多個工程項目，房主都很滿意。有一段時間，我們甚至想，也許可以設法同某單位掛鉤，籌建一個獨立經營的水電安裝隊。）
你先讓我講下去嘛。哦，偏偏工地上有一種大鋸條，鋸一段時間，就會斷掉的。斷掉了沒有用，劉學謙看扔了可惜，出個主意，說是可以用來磨水果刀。爸爸他們都讚成，每個人都很起勁地磨了好幾把。（爸爸插話：那種鋸條的鋼極好，又韌又薄，安上一個木頭柄，可以當菜刀用。）刀片長長的，亮得像鏡子一樣。劉叔叔還專門送了我一把小的，我用來削鉛筆，刀片還沒碰到鉛筆，木屑就掉下來了。同學都和我搶。爸爸要用它來剔肉骨頭，我是不肯的。
可是突然有一天，爸爸回家時臉拉得長長的。對我嚷嚷說那些刀呢？統統去找出來，派出所要我們上交了。不上交就變成階級鬥爭啦。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我說那我用什麼削鉛筆呢？爸爸說都到這時候了，我還管你用什麼削鉛筆呀！
（爸爸糾正說：不對，你漏掉了關鍵的細節。事情是這樣的：那次派出所所長把我們找了去，板著臉說：最近你們都在幹些什麼？劉學謙笑嘻嘻說：沒幹什麼，不就是管道安裝嗎。派出所所長喝道：我不是問你這個，有人反映，你們在工地上不好好幹活，搞什麼名堂？劉學謙說：我們也搞不出什麼大名堂，就是混口飯吃……所長一拍桌子：你們還想抵賴，有人反映你們磨了很多尖刀，你們到底想幹什麼？劉學謙嚇了一跳，連忙解釋說：我們隻是用斷鋸條做了幾把小刀，是削水果用的，沒什麼意思啊。所長想了想，命令說：那你們回去吧，明天把所有刀子，統統都給我繳上來，一把也不許留！以後再不準這樣搞，誰搞就對誰不客氣！我們走出派出所，鬆了口氣，又歎了口氣，第二天，大家隻好把刀子都繳了上去，才算拉倒。）
妹妹又說：爸爸你忘啦？那天晚上汪永連偷偷跑到我們家來，告訴我們，千萬不要把那大的水果刀繳上去，要繳就繳小的。我說小的我還要削鉛筆，要繳就繳大的吧。他說那我可一定要留一把大的，到時候你們就說我沒做大的好了。就這樣，總算混過去啦。
（媽媽補充說：後來我聽說，這件事，是你們修建隊裏的積極分子反映給隊長的，那個退休老工人，隊長吳阿四，一聽就趕緊跑到派出所去彙報說：不得了啦，階級敵人都在磨刀霍霍啦，你們還不去管一管！）
妹妹最後說：後來有一次我到派出所去換戶口簿，看見劉叔叔的那把刀兒，就放在所長的辦公室桌上，他們正在用它切西瓜呐。那把刀頂漂亮了。劉學謙還說等以後有機會，他一定要把它“偷”回來的。對了，你想不想看看我那把小刀呢？我去給你拿來噢！
妹妹去找那把小刀的時候，爸爸說：可惜那樣一來，我們幾個人想籌建水電安裝隊的計劃，自然就落空了，沒有人再敢提起。
聽完這些“故事”，我啞然無語，哭笑不得。比起“文革”中那種種驚心動魄、血肉橫飛的大事件，這些小故事實在是平常而又平淡。但多年後我依然難以忘卻。
很多年以後，當我們重新溫習那些愚昧荒誕的往事時，我們看到，在“革命”這個神聖偉大而崇高的旗幟麵前，“人”顯得何等渺小、卑賤而微不足道。假如人們為了“革命”而成為非人，那麼革命究竟又是為了什麼？
在那個喪失了理性和良知的歲月裏，張愷之隻能將他的疑問深藏於心底。
在那個“磨刀霍霍”的故事發生以前，爸爸一直在糧食局的倉庫，做些收貨出貨的雜活。
他考慮到自己的年紀一天天大了，即使外調結束，他也不能再去做裝卸工了，應該掌握一門手藝才好。當時倉庫來了個白鐵工胡師傅，正需要人幫忙，爸爸就去給胡師傅打下手。
聽說這個胡師傅，小時候學過這門手藝，抗戰時當了兵，鈑金工的手藝就扔了，後來重操舊業，也就是個三級工的水平。胡師傅解放前在國民黨軍隊當少尉文書，後來部隊在四川起義，所以解放後，他持有國防部頒發的複轉軍人證。原在一個廠裏做合同工，因為他認識肉鋪的人，常常走後門給食堂買些便宜的肉骨頭下水之類，有一次食堂用餐的人吃了那些排骨，全都上吐下瀉，送去醫院急救。查來查去查到他頭上，被安上一個階級報複和蓄意破壞的罪名，有口難辯，判了三年勞動教養。從此不知哪根神經搭牢，竟然逢人便說，他奶奶生前告訴過他，他是偉大領袖早年離散的親生骨肉毛岸龍，早年由毛澤民送來杭州。因此他一有空就給中南海方麵寫信，那些信都被轉回到街道裏，久而久之，大家習以為常，也沒人理會他。刑滿後到了糧食局倉庫。爸爸說這個人其實挺正直的，他跟著胡師傅學手藝，胡師傅提出的第一條守則，就是不準用公家的白鐵做私活。他平日不肯給人做私活，單位的頭兒對他還算不錯。
過了三個月，胡師傅要爸爸自己攬活做，我爸爸隻好硬著頭皮去獨立操作。他係上了長圍裙，拿起了檀木方尺，開始跟人叮叮當當地敲白鐵。又買了些《鈑金工實用手冊》之類的書籍來看，憑著胡師傅教給他的一些基本要領，自己一點點用心琢磨。幾個月下來，漸漸熟練了，居然也就有些入門。開始時，爸爸做簡單的隔漏、落水管，再學做水桶、水壺等實用家什。後來就依樣畫葫蘆，嚐試做通風保暖設備、蝦米彎頭、圓錐體等等。“文革”以後，社會上生產早已萎縮，這些白鐵業務，都是隊裏的泥水師傅，設法同業主聯係來的。所以爸爸很珍惜自己的活計。他是在學會了鈑金工的技術後，才進一步發展到後來那個水電安裝組去的，據說他專門分工做白鐵水管，人稱張師傅。
奶奶活著的時候，曾說“換一件活計換一副骨頭”。爸爸做了鈑金師傅後，手上胳膊上，常常被劃上一道道的血印。肩上挑煤的老繭未退，手掌上的老繭又一層層壓得老厚。冬天的時候，隻要他粗糙的手一碰上絲綿被的被麵，就會勾出幾根細細的長絲來。白鐵皮一般被用來做屋簷下的隔漏，鐵皮卷成形封嵌好了，還得爬到屋簷下去安裝。有時幾層高的樓房，他戰戰兢兢地爬上去，腳下發虛，身子直晃。爸爸從小就有恐高症，一登高便冷汗淋漓，天旋地轉。但他居然能把那些隔漏，一隻隻地裝在屋簷下，真不知道他是怎麼堅持下來的。
爸爸終於能夠憑自己的手藝過活了。他的技術日益熟練，於是他常常忍不住在我和妹妹麵前，吹噓自己的手藝如何如何，不過我們總是不大相信。媽媽對爸爸自稱的四級工水平，也抱著十分懷疑的態度。為了證明自己的技術，某一日爸爸回家的時候，從包裏拿出了一隻方形的白鐵盒子，蓋子可以打開關上，雖然開合有點費勁，總算是能開能合的。他很驕傲地告訴我們，這是他利用休息時間，用白鐵的邊角料做成的，給媽媽用來做針線盒，實在再好不過了。那隻針線盒至今還保存在媽媽的抽屜裏，封存著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我每次開啟那隻不太靈活的盒蓋時，總會有許多往事的碎片，在手中綿綿的長線中，絲絲縷縷地連接起來。
後來他還做過一隻水筲和一隻形狀粗笨的罐子。那隻罐子盛上凝固的豬油，隨托運的食品，發送到北大荒農場，一直伴隨了我許多年。
許多年過去了，那些少年時代的往事漸漸被記憶洗得淡漠。浮於表麵的瑣屑，被歲月的流水淘篩，隻剩下了沉澱於底層那些最沉最重的顆粒。隨著起起伏伏險惡多難的人生波浪，隻有當我自己也逐漸經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敗後，才開始向我飽經風霜的爸爸漸漸走近。
在後來北大荒凜冽的寒風中，我許多次爬上積雪覆蓋的草垛，遙望著家鄉的方向——我看見爸爸背著蔬菜走過漫長的公路、看見他每天“挖山不止”走上漆黑的煤山，他仍然是高高地揚著頭、極目四眺，儼然一副俯瞰眾生的神態。他用自己頑強的生存意誌和體力，擔起了所有壓在他身上的重負。當他煩惱、當他苦悶、當他暴躁、當他憤怒——他卻終未有過怯懦和悔恨、終未有過諂媚和妥協。他走過“卑賤”人生，還始終堅持了他自尊堅忍的個性人格。爸爸同那些身處逆境，而心理先行頹喪的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之處是：他無論經曆怎樣悲慘的遭遇，在精神上卻是永遠“打而不倒”。
爸爸和媽媽正好是一個相反。媽媽在苦難中沉湎於她的幻想。用一種可以稱為“童話理想主義”的浪漫精神，抵禦了命運的殘酷。而爸爸在苦難中逐漸拋卻了他的幻想，變成一個腳踏實地的勞動者，笑傲塵世，獨立於天地之間。
我想，當我的青年時代和“文革”同時戛然而止時，我才真正理解了我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