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紙一出來，行署立即派人向謝獄索閱原稿，查問作者的真實姓名。謝獄一口回絕後，即被“請”上了天目山。行署中統調查室主任審問謝獄：——你為什麼發表這種攻擊政府的文章？——我不知道文章攻擊的是誰。——胡說，你會不知道嗎？——我們做編輯的，發表一篇文章，隻管文章寫得好不好，它所抨擊的腐朽現象是否應當抨擊，我們管不了文章到底是抨擊哪一個具體的人。——豈有此理！你當我不懂？我做過編輯，我懂你們那一套！於是謝獄被拘禁。半個月後，報社負責人擺了兩桌酒席，由民族文化館館長曹天風出麵保釋，謝獄才被放出來。但把他留在民族文化館“考察”了一段時間，才回到報社。
那位馬園太先生，並未因此畏懼，後來又寫了一篇《“學而優則仕”有補》，終於觸怒了賀揚靈，將他趕出天目山，貶去孝豐。
謝獄離開《民族日報》後，到浙東主編《東南日報》副刊《筆壘》，他的雜文曾蜚聲東南文壇，蔚然成風。我爸爸與謝獄再次重逢，是在六年以後。一九四八年，張愷之的黨組織關係轉到杭州，代表地下組織來和他聯係的，竟然就是謝獄。兩人相見時四目以對，不由啞然失笑。“地下”重又攜手，可謂殊途同歸，那條連接他們的通道，自然是彼此手中的利筆。解放初，他們又一起參加籌建中國文協杭州分會。（作協前身）然而世道多舛，張愷之在1952年即送去勞改，謝獄也在一九五七年中箭下馬，一隔幾十年各自飄零，至“第三次握手”，兩人都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
在後來幾十年那漫長而艱辛的日子裏，我爸爸的耳邊，曾經不止一次出現過當年天目山上那個調查室主任對謝獄的斥責。那些關於新聞審查製度的言論，竟同他眼前的情形何其相似。
一九八二年我見到謝獄伯伯時，他已複出，任《浙江畫報》主編，還出版了小說《地下》。他靠在藤椅上，十分和善而喜悅地望著我，像是望著當年《實生活》的一個作者。我鬥膽提問說，您為什麼要叫謝獄呢？說不定正是因此，您才會在解放前解放後，都受審查又被驅逐呢！謝伯伯抬一抬眼鏡，淡淡一笑說，我少年時讀過《獄中記》，對那些誌士仁人十分欽佩，故此以“謝獄”作為筆名。至今不悔，至今不悔嗬。
我也要說聲“謝獄”——感謝在我們不算太長的生命中，一再重複著的囚籠的經曆，所教給我們的那種獨一無二的體驗。我想說：也許人生來並不是自由的啊。
我未來的爸爸，目睹了天目山雲霧中的白色恐怖，他的心情壓抑，惶惑不解。正像在天目山訓練班時，指導員鮑自興介紹他去《民族日報》之前，對他說的那樣：自由祖國是不自由的，你可要小心。就在鮑自興對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他清楚地看到窗外有人影掠過。鮑自興其實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思想“左”傾，國民黨把他看作赤色嫌疑分子，一時又抓不到他的把柄，故調來天目山變相監管。後來鮑自興終於逃離天目山，一九四三年在遊擊區加入共產黨，並被地下組織派去做汪偽軍策反工作。鮑自興是年輕的張愷之在後方遇到的第一個終生難忘的人。於是，麵對一時“紅帽子”滿天飛的低氣壓，麵對著有人入獄、有人封筆、有人悄然離去的猙獰天目，張愷之卻是一天比一天激烈地在報紙副刊上，或刊登、或親自撰寫那些抨擊黑暗現實的文章。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是“天目王國”最反動的時期，他在《實生活》上，用“亦飄萍”的筆名，寫了《們》《幸福》《愛情》《圈內》等散文和小說，除了《愛情》一文得以保存至今，其他的文章，我隻能尋著題目，想象當年的爸爸，對於大眾的困苦發出的歎息，和他對於真理的無限憧憬了。
那一天夜裏，他像往常一樣坐在煤油燈下翻閱來稿。
那篇字跡十分稚嫩的稿件，從昏暗的燈影下，滑到他的麵前。一個十分平常的題目跳出來：《南國之冬》。
他隻是隨意地看了幾眼，心卻一下子就被揪緊了。
那是描寫淪陷區一個孩子和母親的痛苦處境的故事。
張愷之默默讀著，讀下去，便再也不能自製，眼淚簌簌地滴在稿紙上，洇濕了墨跡。他想起了正在上海淪陷區艱難度日的父母兄弟，他看見母親正背著妹妹，在日本人的封鎖線上掙紮……
他當即揮筆疾書，寫下了編者前言《中國的孩子》。
《南國之冬》配以編者按見報後，他才知道，這篇署名為葉可待的感人之作，竟出自《民族日報》排字房十七歲的學徒工徐運昌之手。由此，徐運昌很快被調到編輯部當校對。此人聰明好學，解放後參軍，又成為北京大學曆史係的調幹生。但至一九五七年，也被劃為“右派”。
然而，“天目王”賀揚靈及其手下的中統調查室，從未停止過對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的迫害。一九四二年民族劇團演出的一個夜晚，該團副團長陳才庸突然被抓，隨即在荒山上被秘密殺害。到一九四三年，一些常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的文化人，均置於嚴密的監視之下。十一月，文化界發生大逮捕，民族通訊社主任高流和著名詩人非蒙同時被抓。非蒙原籍河北，“七七”事變後流亡武漢，後輾轉浙東來到天目山。他寫過揭發官商走私桐油資敵的通訊，被看作“赤嫌”，上了“黑名單”。非蒙第一次被捕時，與我媽媽是在同一時期天目山調查室的難友，他隔著鐵窗向小玲姑娘索要那一盒火柴的故事，成為幾十年後珍貴的回憶。
在這一段血腥的日子裏，文化界被捕的共達二十多人，其中如非蒙、高流、李益中、金鬆等人，都是張愷之的至尊好友。這些人後被送往福建崇安集中營，到抗戰勝利後才獲釋。然而曆史的耐人尋味之處，恰恰在於，包括詩人珞珈（現居南京的老詩人高加索）在內的這一批鐵骨錚錚的文學青年（除了曾任《民族日報》總編輯，後來去美國定居的詩人沈達夫先生幸免於難之外），他們在建國後不久，即一九五七年，幾乎無一例外地被打成“右派”。我爸爸在後來幾十年悲慘的境遇中，常常想起這些曾飽受當局摧殘的抗戰時期文學拓荒者——有意無意中，他總是在報紙上搜尋著那些人的名字，渴望著能從哪個角落，發現一個不知流落何方的當年文友。然而每一次他都悻悻扔下報紙，失望地埋下頭去。童年時代，我已多次熟諳了爸爸臉上那種暗淡的神情，那個時刻我覺得世上還有許多比爸爸更可憐又可敬的人。
時間重新回到一九四三年秋，當時新四軍蘇浙縱隊，在浙皖邊界開辟的根據地，直接威脅了“天目王國”的生存。此時日寇集中兩千多兵力，企圖攻取天目山。情勢危急，浙西行署遷去昌化，《民族日報》也不得不隨同前往。一時，浙西文化為此遭受劫難。
一九四四年秋天，年僅二十一歲的《民族日報》資料部主任張愷之，以《民族日報》特派記者的名義，去杭嘉湖遊擊區旅行采訪。他背著簡單的行囊，孤身一人，走過江南平原上青翠的田野與河灣。他看見戰爭的硝煙正摧殘著這片昔日富饒的土地，聽見戰火中嬰兒饑餓的哭聲和老人的哀歎。這一次曆盡風險和辛苦的旅行，使他對後方血淋淋的現實，越發地切齒痛恨。他在旅途農舍昏暗的燭光下，寫出了長篇通訊《海北敵後來去》和其他一些揭露黑暗勢力的文章。成年後，我曾讀過他發表在上海《大公報》上的係列散文《杭州灣北岸的回憶》，我對戰爭的憎惡，很大程度上來自爸爸那些文章裏所表達的對遊擊區老百姓苦難的同情。
我未來的爸爸此行杭嘉湖敵後，除了采訪和寫作，另一項重要的、也可說是重大的收獲，是他在洛舍小鎮，邂逅了我未來的媽媽朱小玲。
在張愷之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刻骨銘心的戀情，始於秋波浩渺的洛舍漾。他和朱小玲在水鄉洛舍奇妙地相識，短短幾日間，彼此碰撞出雷雨閃電般的愛情火花。當即他們兩人相約，待他的采訪結束後，將攜手同去皖南。然而這個美麗的計劃，在紛亂的戰時卻陰差陽錯未能成行。他們經曆了幾年的離亂散失，直到抗戰勝利後，才在上海不期而遇。
那個晴朗的秋天，青春年少的張愷之內心熾熱的情愛和欲望，在江南水鄉溫柔的搖籃中，開始一日日蘇醒。
我已在他體內沉睡了多年。我生命的一半來自遙遠的南粵。年輕的張愷之在鐵蹄下的孤島上海，在流亡浙西的窒息和激憤中，一直被壓抑被擱置的情懷，在遇到朱小玲之後，終於有了傾吐和訴說的知音。他喜歡朱小玲身上那一種出白天然的無邪和坦率，同她在一起，他輕鬆而愉悅，就像登上一條水鄉的小船，駛入浩渺的煙波，隨風蕩去，未曾喝酒，人卻微微地醉了……
我看不見那個姑娘的麵孔。我隻聽見她天真而清純的聲音，飄散在河灣上空。我對她豈止是喜歡，而是一種近乎癡迷的依戀。從那以後，我總是有一種想要走近她的強烈願望。我知道我未來的爸爸同這位可愛的姑娘，在本質上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是那種熱情浪漫又不計後果的人——如果他們真的結合，那麼將會創造出一個什麼樣子的“我”來呢？
當然我一時還無暇顧及這點。張愷之已經在旅途上耽擱得太久了。人說禍福相依。當我經曆了一九四五年春天，我爸爸那一次終生遺憾卻又無法彌補的錯誤時，我從此對這句話深信不疑。
那是一個由於戰時新聞封鎖和消息閉塞造成的失誤。也許還有朱小玲這個潛在的因素。後來的許多年中，他一直對此耿耿於懷並且痛心疾首。他說他錯過了任何什麼，也不該錯過粟裕部隊，因為那恰恰是他多年的彷徨中，夢寐以求的機會——
一九四四年秋冬，張愷之在杭嘉湖淪陷區的艱難旅途中，陸續寫出了他的長篇通訊，一路沉浸於甜蜜的愛情回憶中。他本應該在十二月底之前回到德清去見朱小玲，誰知途中急性闌尾炎發作，未能及時治療，釀成腹膜炎，全靠當地“雙重政權”的鄉保長幫他搞到一張假“良民證”，送進敵偽據點硤石鎮上的教會醫院，動了手術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才慢慢痊愈。這場大病使他在途中延誤數月，無法再去洛舍小鎮。他隻好給朱小玲寫了一封又一封的信，請她原諒他的失約。並請她在收到這些信以後，一定設法到昌化朱穴塢的報館去找他。當他終於輾轉趕回到已遷至昌化的《民族日報》交差時，已是一月中旬。而後他便急急整理著《海北敵後來去》一稿，並開始在報紙上陸續連載。
浙西的大山連著大山。何況，又在戰時。有時他幾乎覺得這寂靜的群山，似乎已經同外界完全隔絕了。在昌化朱穴塢的山坳裏，就是在報館工作的人，都無法知曉，方圓百裏之內，正在發生著什麼樣的劇烈變動。3月的一個深夜，報社接到緊急通知，立即向淳安方向遷移。據說是二十八軍軍部下達的命令。有人悄悄議論著，聽說是新四軍部隊可能要打過來了。在一片慌亂之中，張愷之失去了主意。
他曾想過，也許可以趁著混亂，離開報社，到附近的鄉下暫避風頭，等待新四軍的到來。——可是，這樣一來，萬一朱小玲真的到報館來找他的話，她豈不就撲空了麼？她再到哪裏去找他呢？而他一旦參加了新四軍，也將無法再同朱小玲聯係。這簡直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所在。他不想再次失約，他不願意失去朱小玲。假如能與朱小玲一起去部隊就好了。可是，朱小玲此刻在哪裏呢？
再說，如果新四軍並沒有打過來呢？如果這隻是又一次虛晃一槍呢？如果……
時間已容不得他再猶豫了。情急中，張愷之作出了一生中又一次功虧一簣的選擇。他匆匆整理了行囊，隨同報社搬遷的隊伍，離開了昌化朱穴塢。那時他曾自作聰明地決定，一旦等到了朱小玲，一旦粟裕大軍真的來到了天目山地區，他再離開報社也不晚。
然而生活卻不會像他想象和設計的那麼如意。事實上，他隨報社到淳安的一個山坳裏安頓下來以後，由於長期勞累，飲食無常，再加腹膜炎引起的腸粘連，日複一日地腹痛難忍，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幾乎無法直立行走。山裏缺醫少藥，得不到治療，腸粘連的痛苦始終折磨著他，使他寸步難行。朱小玲音訊全無。從淳安到外界的通道也被重兵把守、嚴密封鎖，根本無路可走。從三月到八月，他就那樣一天天焦灼不安、度日如年地苦捱時光。在那偏遠的深山坳裏恍恍惚惚地過了幾個月，有一天忽然就傳來了日本人無條件投降的消息。
張愷之即此與新四軍失之交臂。按照他自己的解釋，也由此鑄成了繼十八歲投奔“自由祖國”之後，又一次人生大錯。他錯過了譚震林的“江抗部隊”，又錯過了粟裕的蘇浙縱隊。一次是為了讀書、一次是為了愛情。他說大軍沒來時，我走了；我走後，大軍卻來了。這是何等讓人惱恨的曆史誤會嗬。
那一段極度沮喪的日子裏，我爸爸似乎隱隱明白，或許是命中注定，自己無緣投筆從戎。他握定的武器隻能是紙隻能是筆。他隻能作為一個文化人，去完成曆史賦予那個時代年輕人的使命了。
抗戰勝利的消息似乎來得很突然。盡管人們已經等待掙紮了很久，盡管人們已熬過了長長的八年，但是當喜訊傳來時，人們卻是喜憂參半。張愷之不哭不笑，默然呆坐。他想著上海那個窮苦的家，想起了日夜思念卻無影無蹤的朱小玲，他拚命地咬著自己的嘴唇，直到咬出了殷紅的鮮血。那一刻他恍然發現，其實自己有許多該做的事，還沒有來得及去做。歧路惶惶，他將往何處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