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後來終於有一天，我徑自離家北上，去了北大荒的一個農場。那是“文革”第三年的夏天。
我走的時候，根本就沒有寫信同外婆告別。我似乎連想也沒想過這事。許多個月以後，媽媽來信說，外婆對我的走尤其傷心，難過得頭發都白了一半。她說那個地方那麼寒冷，應該給我做一件絲綿背心，再把舅舅的羊皮襖也帶上。她說這一去，不知道什麼時候還能見麵了。
我走的那一天，奶奶倚在門框上，看著我收拾行李。她看得津津有味，臉上浮現出十分罕見的微笑。末了，她送給我一句臨別贈言，我至今記憶猶新。她說：人都住在城裏不去種田，以後人都吃什麼呢？你去當農民，這是做人的本分。
她把自己排除在外，好像完全忘了自己住在城裏這回事了。
外婆和奶奶，便是如此的南轅北轍。
我從此退出了外婆和奶奶多年的糾葛，在幾千裏之外的北大荒默默耕耘，關於她們的情況，我僅從家裏的來信中，斷斷續續得知一些。後來有了探親假，我每年回杭州，同她們有過短暫的相處。也是若即若離，一直到她們相繼過世。
時隔多年，但她們生命中最後的影像，卻依然清晰如初。
外婆晚年最後的日子，過得還算是平靜安逸。
外婆在洛舍鎮上平安地度過了“文化大革命”，沒有人找過她的麻煩。但由於媽媽長達三年之久的隔離審查，外婆終日擔驚受怕；加上我的突然遠行，和那個她越來越無法理解的社會，外婆明顯地衰老下去。媽媽和舅舅都不放心她獨自一個人再在洛舍待下去，一再催她搬來杭州，與舅舅舅媽同住。
這一次，外婆沒有再堅持她要老死洛舍的諾言。也許她真已覺得力不從心。她退了租房，賣掉了老家僅剩的幾件家具。許多年前曾寄放在別人家的那些東西，早已在年長日久中，無形歸屬了那些親友，她連索要的意思都沒有。就像當年外婆兩手空空離開那所老宅一樣，這一次外婆兩手空空地離開了洛舍，告別了她曾經生活大半輩子的水鄉小鎮。
外婆走得很坦然。昔日的財物早就散失殆盡，七十高齡的外婆在離開老家時已一無所有。半個世紀來，她從一個小小的有產者，徹底淪為一個“無產者”，她心底究竟有著怎樣的感慨呢？
那是一個細雨濛濛的清晨，舅媽挽著外婆的胳膊，踏上小鎮碼頭上輕輕晃動的船舷。“春舟”駛過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從盛夏般的壯年、金秋似的暮年，最後駛向雪花紛飛的嚴冬。她選了一個靠近甲板的位置坐下，然後靜靜地望著窗外，眼前是她幾十年來看得太熟稔的河港，春水已漫上堤岸，拍擊著浸在水裏的一根根拴船木柱，木柱已被水流朽蝕得千瘡百孔，卻依舊穩穩佇立。她想起五十多年前，一條載著嫁妝的小船從湖州城裏搖來的情形，那一天喜慶的鞭炮快要把人的耳朵震聾了。那一天她沒有想到，這兒並不是她最終的停泊地。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裏，她還將開始一次冬天的旅行。
小火輪嗚嗚鳴笛離岸，送行的人漸漸遠去。輪船拐了一個彎，將碧波粼粼的洛舍漾拋在身後，彙入了水天茫茫的大運河。
那個瞬間外婆心裏忽地掠過了一絲不祥的預感。她想到了她的名字。春舟抑或是命中不該離水的，而她將要被送上岸去。那個城市有西湖有錢塘江，但那不是她的碼頭，不是她生生不息的水鄉，她看不見水下的暗礁和險灘，也許她的船將被永遠擱置在那裏。
外婆灰暗的目光在洛舍漾的盡頭久久停留。她悄悄歎了口氣，她想自己是不會再回來了。
舅舅家住在西湖區靈隱上天竺街邊的一所民宅。因舅舅所在的工廠，“文革”中占用了上天竺的大殿，廠裏的職工便都搬到這風景區就近而居。那地方四麵環山，清幽寂靜，有潺潺的小溪從山間流過，秋天桂花開時，落在溪澗裏，連溪水都散發著濃鬱的香味。外婆很喜歡這個地方，她說這兒不像城裏那麼氣悶。到了星期天，媽媽爸爸和妹妹常去看望她，也使她很得安慰。現在她既能在杭州與兒女兒孫們長久團聚，生活上又有舅媽悉心照料，更重要的是，她還終於擺脫了那個廣東奶奶的語言轟炸，再不必受廣東咒語的折磨。外婆有一種被解脫的輕鬆之感，那時的外婆心寬體健，勇敢地做了一次膽囊手術，麵色越發地紅潤。還常常一個人走到山邊的茶葉地去，采些野薺菜回來，拌上肉餡給全家人包餛飩吃。
誰也不會察覺，外婆實際上已經做好了永遠離去的準備。
因為上天竺是一座山。山間清清的小溪，終究載不動隻能在運河裏蕩漾的小船。
而在她，一生中辛苦養育的兒女都已長大成人，連孫兒孫女都已齊全。她已沒有什麼放心不下的事了。她已具備了撒手西歸的資格。
一個無產無業的人，在這世上自然是無牽無掛的。
我相信自己是第一個察覺了外婆想法的那個人。
每一次從東北回杭州探親，到家後的第二天一早，我便上山去看望外婆。我能給外婆帶去的東西，僅是一些東北的大豆、黃花菜和木耳什麼的土產。外婆總是說下次不要帶了啊，這麼遠的路，背著太重了嗬，人回來就好了。她一邊開心地嗬嗬笑著，撫摸那些東西的手，已有些微微顫抖。外婆表示她疼愛的方式，就是讓舅媽給我做許多東北吃不到的菜肴。那時外婆已將她所有的烹調絕活，一一傳授與我的舅媽。我貪婪地大吃千層包、魚丸子、醬煨蛋和油爆蝦，一直吃到實在連一口也再吃不下了為止。外婆坐在桌旁笑眯眯地看著我大嚼，一邊問著關於東北的大炕、窩頭到底是怎麼回事，那個遙遠的北大荒，對於外婆來說，是一個難解的謎語。
那張冒著熱氣的紅木折疊圓桌，從我童年少年一直到成年，始終與外婆連在一起。我在桌旁大啖美味，而外婆坐在一邊靜靜地看著我——在我後來關於外婆的記憶中，這是一個固定不變的鏡頭，一幅永遠的畫麵。
天黑下來，我該下山回家去了。外婆撐起身子，送我到樓梯口。窗外小溪的流水聲，如雨簾潺潺，遮蓋了外婆輕輕的咳嗽。空氣中飄浮著鬆針和香樟樹的氣息。我說外婆你回吧，當心著涼。外婆站住了，黃昏時陰暗的樓道裏，傳來外婆蒼老的聲音：
下次你回來，還不知會不會看到外婆了……
我的心裏倏然一顫，掌上滲出一層冷汗。我說外婆你不要胡想啊，你身體蠻好，要活一百歲呢。
外婆搖搖頭。然後她急切地說你快走吧，騎車路上小心點。
我察覺了死神的陰影已在外婆頭頂盤旋，但我不能相信。家境正在一點點好轉，我多麼希望外婆健康長壽，讓她在晚年能過幾年舒心的日子嗬。
以後我每次回杭州，臨別時，外婆對我說的，都是同一句話。這句話重複了好幾年，但每一次我都看到外婆依然健在，還能幫舅媽做些簡單的家務。除了慢性支氣管炎，她很少生病。外表健康的外婆使我們大家都放鬆了警惕。1976年我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外婆把它放在床頭，閑時還常常拿起來翻閱。我不記得她曾對這本書發表過什麼意見了，但她總是把它放在床頭那些連環畫本和故事書的最上麵。可惜那時還沒有恢複稿費製，我的第一本書，沒有能與外婆同享哪怕一分錢稿費，是我一個永遠的遺憾。小學五年級那年，我曾在《少年文藝》上發表過一篇習作，得了十元錢，媽媽用其中的五元，為我買了一套前蘇聯維·比安基的《森林報》，其餘的五元，媽媽讓我給了外婆。幸虧媽媽曾經教給我這樣的孝心，否則我的內心將永無寧日。
那段時間外婆常說，你還是調回南邊來吧。到洛舍鄉下去，總是離家近些有個照應。我讓洛舍的人給你想辦法。我搖著頭。外婆的眼神幾近哀求，但她很快發現哀求並不奏效，以後也就再不提此事。
你下次回來，還不知會不會看到外婆了……
那聲音一直在我耳邊震蕩。遠在北國的日子，我常常會突然一驚一乍，毫無來由地滿頭大汗，又渾身陣陣發冷。但我從來沒有真正相信過，有一天當我回家時，外婆會真的不在了。
1979年初冬，哈爾濱城已是漫天皆白。那是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我從作家協會下了班，同往常一樣，走在路上便迫不及待地拆開了那封厚厚的家信。
一塊黑紗從信封裏掉出來。
黑紗在白色的雪地裏，黑得像茫茫波濤裏的一隻小舟。
那小船在平靜的水麵上慢慢沉下去，沉下去，波浪將它一點點淹沒，重又合攏。水波彌合了小船的最後一絲蹤跡，像是河上從來就沒有駛來過這樣一葉扁舟……
我的眼淚落在潔白的雪地上，積雪化成一個個深深的雪坑；我的眼淚凍凝在臉上，結成晶瑩的冰珠。我的眼淚即使流成小河，也無法打撈起那條沉沒的小船了……外婆終於是去了，在一個寒冷的冬日。
媽媽在信上說，外婆去世很突然，那幾日她覺得不適，讓她去醫院，她總是推辭。等送到醫院，第三天就已不省人事。偶爾清醒的時候，她隻是說她覺得冷，她想蓋上家裏的那條絲綿被。除此她再未向家人提出過任何要求，也沒有留下一句遺言。七十八歲高齡的外婆是在一個深夜裏悄悄走的，走得很安靜很平和，好像生怕打攪了她至親至愛的家人。她甚至沒有提出土葬，一切後事的安排，對她來說都已淡漠都已釋然……
媽媽說，外婆火葬時，她沒有忘記給外婆蓋上她那條心愛的絲綿被。蠶蛹化蛾，火中涅槃。外婆在另一個世界不會覺得寒冷了……
外婆就是到死，也沒有給家裏的人添太多的累贅。她去世時的情景如她一生為人的風格，她一輩子都在給予，直到生命的最後。
我站在雪地裏，將那條黑紗鄭重地箍在棉衣袖子上。風好大，綠色的棉襖上那黑色的紗環，像小舟的殘骸，被風浪衝至岸邊，迎風肅立，如一座永久的豐碑。
那條黑紗在我的袖子上佩戴了整整一年。冬夏寒暑，天涯海角，親愛的外婆都將與我同在。
她就是我的惟一的真正的親外婆——這一點我從小便深信不疑。沒有任何別的外婆能夠代替她。外婆一生中對我的摯愛，使我一向對唯家族血統之類的觀念極其憎惡。
我不知道廣東奶奶對於外婆的死，有過什麼精辟的論述。評論是一定有的，隻是她不便說出來。外婆的逝世，使奶奶一時失去了對手，她的生活頓時變得暗淡無味。
但她不相信死亡的結局，最後也終於會輪到她。她從不這麼認為。她決定長久地活下去，她必須活得比那個洛舍女人長久得多。外婆活著的時候，她和她之間，輸贏各半，似乎並未決出最後的勝負。那個外婆最終厭煩了這種爭鬥，於是搶先走了一步。那麼，如果她能夠長壽於人世，一直活下去，她就是最後的贏家了。
奶奶重新確立了她的奮鬥目標。冥冥之中的外婆又一次成了奶奶的假想之敵。戰勝死亡就是戰勝外婆，不獲全勝，她決不收兵。
繼續生存下去的欲望使她很快振作起來。她的心情愉快、勇氣倍增，每天每時每分每刻都活得有滋有味。如今每一口食物每一次睡眠每一聲呼吸每一滴尿液，都越發不能有絲毫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