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記起天目山裏那塊奇特的巨石“仙人跳”。她想自己曾經是加入過共產黨的。那是她最初的革命理想。她別無選擇。隻可惜，芸芸眾生、魚龍混雜，她孤身一人，上哪兒去尋找那革命的載體呢？
一九四六年年初，她隨同法政學院遷回上海。
去上海，是她一生的重大轉折。她絕沒有想到，在那個城市，她竟然會同那位年輕的記者張愷之意外重逢，並且真情依舊，從而開始了一種全新的生活。
冥冥之中，我在媽媽的體內沉默不語。我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等待那個將最終賦予我人世生命的那個男人。我希望我的誕生應是一次真誠的愛情結晶。
我相信情緣。我想這一定是他們命中有緣。
這一天，我媽媽在去學校的途中，在街上買了一份《大公報》。她買那張報紙的原因完全是因為可憐那個瘦弱的報童。她一邊走一邊看，看著看著，她忽然就撞到一個過路人的身上去了，那個人罵了一句什麼，她抬起頭，對他莫名其妙地笑了笑，然後就飛快地跑起來，往相反的方向。她不去上課了，她要馬上去大公報社。
在馬路的拐角那兒，她微微喘著氣，站住定了定神。她又打開那張報紙看了一眼，在副刊版的左上角，清清楚楚地印著那個標題：
雪之穀（散文） 張愷之
那個失去音訊近兩年的記者先生，差不多在她快要把他忘了的時候，就這樣，冷不丁冒了出來。
她急急地讀完了那兩千多字的文章，她聽見了他憂鬱和激憤的聲音。這個《雪之穀》的作者張愷之，就是那個在她最苦悶最迷惘的時候，告訴她再不能那麼麻木不仁地生活下去的進步記者；就是那個在短短幾天裏以他的熱情和才華，打動了她的心，然後又在水鄉的船頭朝她頻頻揮手依依惜別的年輕人。他仍然活著，在十裏洋場的大上海，用他的筆訴說著他對人民苦難的同情。
可是，他為什麼再也沒有去找她呢？
她嬌小的身影急匆匆穿過熙熙攘攘的大街。她懇切的請求總算感動了《大公報》的編輯，他們給了她一個張愷之先生的地址：四川北路崇業裏11號。
她輕輕走上那吱吱作響的窄小樓梯時，心都快要跳出來了。
樓梯中央那間昏暗的亭子間，門虛掩著。從狹長的門縫裏，她看見一個曾經熟悉的身影，正伏在桌上奮筆疾書。
他們的見麵既熱烈又憂傷。這幾百個日日夜夜，讓她愁腸百結、思慮萬千的尋覓和等待，原來竟隻出於一個幾句話便可弄明白的原因。——他在遊擊區經過幾個月的徒步旅行，寫出了長篇通訊《杭嘉湖敵後紀行》之後，由於緊張和疲勞，在一個小鎮上突然病倒。缺衣少藥旅資又盡，急性盲腸炎轉為腹膜炎。好不容易弄到一張假良民證，才送進敵偽據點硤石鎮的一家教會醫院，差一點就沒救了。病情好轉後，他給她寫了信，希望她能來看他，卻沒收到回信。那以後，他急著回報社去交差，經過德清縣城關鎮時，碰到一位寫詩的朋友。從這個洛舍來的人口中，他得知朱小玲在半個月前已到山裏去了。他以為她進山是為了到報社去找他，便直接回到了昌化。令他失望的是，他左等右等、左盼右盼，朱小玲始終沒有來過。不久後，他便隨同《民族日報》從昌化遷去淳安。在淳安鄉下待了幾個月，“八一四”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就傳來了。
那後來呢？她急急地問。
抗戰勝利後，《民族日報》遷回杭州出版，可惜不久就停辦了。那是一九四五年九月，我離開杭州之前，還特地去了一趟洛舍。隻見到你母親，我說我是來看信珠的，但她對我很冷淡，說你去丹陽了，我問她你什麼時候回來，她說不一定。我覺出自己好像有點不受歡迎，她又不肯多說什麼，就隻好走了。張愷之怏怏地說。
她長長地鬆了口氣。原來是這樣。原來這個張愷之，也是一直在想著她呀。她告訴他說，抗戰勝利後，她是回過一次洛舍的，正好父親要去丹陽料理祖田，讓她陪去，她就跟著父親在丹陽住了兩個月。等學校開了學，才來到上海。如果不是這次偶然在《大公報》上看到他的文章，她和他說不定還要繼續離散下去哩……她感歎說。
後來我又寫過兩封信給你，總是沒有回信，我真的已經不抱希望了。我想，說不定，你已經出嫁了，在哪兒當老板娘了呢！
你真是寫過信麼？她的眼神暗淡下去。
那一刻她明白，是她的母親，替她“收藏”了他所有的信件。如同過去她讀過或是演過的那些小說和戲裏的情節一樣，隻是讓她當了一回真的主角。這樣老一套的故事，怎麼湊巧就發生在她身上了？
我相信她沒有冤枉我的外婆。幾乎從一開始，我的外婆就對我未來的父親，抱著一種固執的偏見。外婆從來都沒有喜歡過這個耍筆杆子的進步記者。她將其視為無產無業、不可依靠的異鄉人，同她的女兒一樣地想入非非、好高騖遠。她有這麼一個難以調教的女兒實在已經夠受，女兒再嫁一個更加激情澎湃更為不顧身家性命的男人，可怎麼受得了？沒過幾年以後，外婆的擔憂果然不幸而言中。所以我對親愛的外婆那時的行為非常理解。而奇怪的是，當解放後我父親不幸落難以後，我外婆卻“見義勇為”，發揚了“共產主義精神”，一直接濟和照料我們一家，對我父親始終沒有一句怨言。
話題回到眼前的亭子間，兩個人都顯出了窘迫。
他說他家裏很窮，父親在吳淞路一家水果行做事，要養活母親和四個弟妹。抗戰勝利後，他回到了上海。但一直失業。家裏房子很小，沒有他住的地方，他隻好借住在這個同鄉家裏。但為了自己的政治信念，他又堅決不願意投靠反動的社會關係，這樣就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隻好當晚報的專欄撰稿人，靠賣稿維持生活。每月還要從有限的稿酬中，拿出一部分給父母補貼家用，同時還擠出時間，在中國新聞專科學校的研究科念書。
他抬起頭，環顧著低矮的天花板，歎了口氣：十裏洋場的大上海，有多少窮人連立錐之地都沒有啊。
一汪熱淚霎時湧上了她的眼眶。她囁嚅著說：假如再不遇到你，我恐怕也隻好回洛舍小學去教書了……我現在法政學院讀書，也是借住在我一個同鄉大姐家裏，她男人是警察局的會計主任，花天酒地的，還常常把一個小老婆帶到家裏來住，真讓人惡心。她整天傷心落淚，很可憐的。我不想再住在她家了，可到外麵租房子，又得向家裏要錢。我實在不願意再用家裏的錢了，我想去做事，想工作。本來出來讀書，就是為了做點有用的事。可是內戰已經爆發，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她把一頭黑發深深地埋在胳膊裏，掩住了濕潤的眼睛。
他輕輕地捉住了她的手。她微微震顫了一下，卻沒有挪開。
這幾年我已經看透了國民黨的腐敗。他很堅決地說。我是決心要跟共產黨走的。隻有共產黨能救中國。你看，這就是我前不久發表在《文彙報》上的散文《背道》。他從床鋪底下找出一疊剪報遞給她。——背道，顧名即知為背道而馳之意。與誰背道？當然是與阻礙中國實現民主和進步的反動勢力背道。我就是要同國民黨背道而馳。很清楚，這就是我的政治態度。今天，你如果並沒有改變你當初進步的立場，你就留下來，留在上海，和我一起度過這黎明前最後一段黑暗的日子，我們一起想辦法參加革命，再也不分離。
我父親這一席慷慨激昂的宣言，在那個低矮的亭子間裏，發出嗡嗡的回響。下午的陽光從狹窄的窗戶中斜射進來，使得他寬闊的額頭如燈塔般閃閃發亮。我父親一直具有強烈的煽動才能，我想我的媽媽就是在那一刻被他深深震撼。很多年以後，“文革”中的某一個下午，她在隔離審查漆黑的牛棚裏，貪婪地把臉朝向窗縫裏射來的一線微弱的光束，她眼前便浮現出亭子間裏那個閃爍著智慧與激情之光的額頭，它仍像一座海上的燈塔，令她永遠迷戀。
他們之間的默契既已達成，剩下的就是怎麼辦的問題了。
起初，他聽說大新公司工會辦的職工子弟學校，需要一名教師。大新公司工會表麵是黃色的，實際上完全控製在進步分子手中。他便去找了他的同鄉、小學同學盧坤，請他介紹她到那兒去工作。盧坤早在1944年就已是中共地下黨員，曾在“勸工大樓”愛用國貨運動“梁仁達慘案”中出頭露麵。但盧坤奔走的結果是，人家已經找到了教員。
她在失望中，恰好收到法政學院一個同學從南京的來信。那人在南京辦了一個民間的通訊社，邀她去當記者。這個機會對於她自然難得。她對他說，既然在上海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看來他們還是隻好再分開一段時間，讓她一個人到南京去闖一闖。她看出他很沮喪。但她去意已定，他說服不了她。
很多年中，她的夢裏總有一個追趕火車的情景。從一節車廂跳上另一節車廂。從一列火車跳上另一列火車。然後火車往她來時相反的方向開去，她擠過人群，拚命尋找著他，他在她的前麵走，她眼看就要接近他了，一晃又沒了影……
這是我媽媽一生中一個至關重要的情節——關於火車。這個細節她講過多次，以至於使我長大後坐火車，在每次火車快開車的時候，總以為馬上就會發生點什麼事情。然而這個類似我們早已熟悉的那些小說中，曾經多次出現過的細節，對於她卻絕對真實——她已登上了去南京的火車，然後又在開車前的最後一分鍾，被張愷之拽下了車廂。這關鍵的一拽，從此告別了她自被捕以後長達三年之久的迷惘，重新回到了一個進步的集體之中。
當張愷之心急火燎、滿頭大汗地從長長的列車這一頭，一直找到最後一節車廂，終於在開車前那一刻，不由分說地抓起她的手，連拉帶扯地同她一起跳下車門時，幾乎是雙腳剛剛落地，火車發出長長一聲鳴笛，從他們身後緩緩啟動。
他兩手緊緊地箍著她的肩，使勁地搖晃，她感覺到迎麵撲來他極度興奮的陣陣熱氣。然後他抓起她的行李就往車站外麵走。一邊走一邊用急速的口氣，一連串說出了以下的話：
我給你找到工作了找到工作了，這是一個最好的工作。你就要到一個小學校去教書了，那是一個特別的小學，真的，你什麼也別問什麼也別問，你去了就知道了，走走走我們馬上走快點走吧！
走吧走吧一路走去。反正這些年她一直是在走著，在黑暗中兜著圈圈走。如今管他是去哪兒呢，隻要是同他一起走，往前走。
那是一個叫做“方震小學”的地方。她走了進去，發現那裏灑滿陽光。她蓬蓬勃勃地燃燒起來。在她的生命中，那是一次無法再度重複的燃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