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並非如此,這三位皇帝,在奠定中國的一統局麵,劃定國土的疆域版圖上,是作出巨大貢獻的。然而,盛世二字,是加冕不到他們頭上的。
第一,在經濟上,並未達到漢代孝文、孝景年間,“都郇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钜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的豐足。
第二,在政治上,也不曾達到唐代貞觀年間,“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齏糧,取給於道路焉”,“帝親錄係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救天下死囚,皆縱歸,使至期來詣京師。……(次年)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可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的清明。(以上均見《資治通鑒》)
第三,公元1662年至17%年,閉關自守的康雍乾三朝,故步自封,自以為是萬邦來儀的中央之國,老大自居,維護傳統的農本主義,不求進取,拒絕整個世界的變革潮流,這才是他們最大的甚至是不可饒恕的失誤。十六世紀起,資本主義發展較早的西歐國家,采取重商主義,已經積極向外拓展,而且人文精神的張揚,自由思想的提倡,促進科學技術的發達,處於方興未艾之勢。而康雍乾三朝,一以貫之的是一種異族統治者的防範心理,偏窄心態,對民眾實施嚴密的極權統治,對士子進行嚴酷的文化鉗製,對海外保持嚴鎖的封閉格局,對漢族精英分子加以極其嚴厲的、無所不用其極的鎮壓,尤其可怕的,是最廣泛、最深入、最徹底、最持久的“奴才”教育,使得中國人(除極少數例外者),都成了失去思想,失去活力,失去神氣,失去自我,永遠如匍匐在地,永遠罪該萬死,永遠不敢抬起頭來的磕頭蟲。
試想一下,一個三億磕頭蟲趴在那兒,一口一聲“奴才該死”的中國,怎麼能稱得上盛世。
甚至,到了18世紀中葉,近鄰日本開始明治維新,而康雍乾三朝的繼承人,仍以祖宗規矩不可改變的死硬,頑固抵製以大機器生產和廣泛采用蒸氣動力為標誌的工業革命。貽誤良機,磨耗時光。直到列強用堅船利炮敲開國門以後,才明白所謂的“盛世”光景,所起到的曆史作用,隻是使中國落後於歐洲一個半世紀。
人們不禁要問,何盛之有?
時下一些作家、一些編導,偽造曆史,鼓吹聖明,掩蓋真象,胡編亂演,熱衷於推銷清代帝王題材,這種見錢眼開的商業行為,倒也不值得當回事。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莫過於一些清史專家,應該是有學問、有見識的人,也跟著枉顧史實,顛倒是非,大彈康雍乾“盛世”高調,頗令人質疑其實用主義的治史學風。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這些文天祥《正氣歌》中耳熟能詳的詩句,秉筆直書,據實求真,不附不阿,嚴謹審慎,至少是為史者最起碼的操守呀!盡管冷板凳成為熱板凳,也不能為了吃滿漢全席,便歪嘴淨揀好聽順耳的話說,這不了胡適所言,曆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嗎?
這也是北京人,或者中國人,隻注意台上的戲子,而不注意破爛戲園子的整體環境,以偏蓋全的毛病。這些清史專家就是閉眼不看,也不承認這三朝,其實很不怎麼樣的,無論如何夠不上盛世的敗象。尤其康熙和乾隆,都是禦臨天下長達六十年的高齡帝王,在中國,老人統治的最大弊端,就是其晚年,幾乎無一例外地要倒行逆施,走向自己的反麵。正如這一時期最偉大的作家曹雪芹在《紅樓夢》一書描寫的賈府一樣,外麵看起來轟轟轟烈烈,其實,內囊早盡上來了。
但16世紀前後,在最初的起跑線上,中國那時的國力,差不多相當後來成為殖民國家的英、法、德、葡、意的總和。因此,彼時的西方世界,還是很在意東方的中國,不敢怠慢的。對這個龐然大物,認為是舉足輕重的存在。因此,雍正登極,教廷連忙派人,不遠萬裏,前來北京,祝賀這位皇帝登基。大典過後的1725年,雍正三年的冬十月,羅馬教皇的特使,要歸國複命了。這位新皇帝,剛剛鏟除掉他認為尾大不掉的年羹務將軍,心情相當不錯,特地接見來自羅馬的使節,並頒布了一紙敕書,交其帶回。
中國人就是這樣,你越說他胖,他越喘,你越巴結他,他也越自覺了不起。文書中那盛氣淩人的大皇帝口吻,很難用最起碼的外交禮貌來衡量。雍正以為是唐太宗李世民,是耶個真正盛世的天可汗呢!
西洋寓居中國之人,朕以萬物一體為懷,教以謹飭安靜。伊等果能慎守法度,行止無愆,朕自推愛撫恤。茲贈妝緞、錦緞、大緞六十匹,次緞四十匹。(《清通鑒》)
那時的中國,真強,可開始由強而弱,那時的西方,真弱,但開始由弱而強,這就是十六世紀的唯物史觀。套用“文革”間一句口頭禪,他們一天天好起來,我們一天天爛下去。
就在雍正登極這年,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資本主義理論的奠基者,亞當·斯密出生在英國。十六世紀的倫敦天氣,應該和今天沒有什麼不同,那類似北京南城古刑場菜市口的倫敦塔,院子中間的斷頭台,院子外塔山上的絞刑架,盡處決人犯。但莎士比亞那時期在倫敦橋上用長長的鐵矛,插著被梟的頭顱,以警嚇市民的做法,已不再執行。他們開始把人當成人,然而,在東方,仍舊不把人當成人待。雍正三年十二月辛已(十八日),一位名叫汪景褀的文人被“棄市”。
那時在北京,隻要“棄市”,就是押往菜市口殺頭。雍正嗜殺,當然,康熙和乾隆也並不少殺,不過,雍正更殘忍、更可怕些,手段和花樣,也更促狹更陰損些。這次殺汪景祺,大家原以為看一場熱鬧,隨後作鳥獸散,回家喝二兩,慶幸自己腦袋還在脖子上,也就罷了。誰知到得菜市口,才曉得花頭精多的雍正,又出了新點子。朱批上還有“立斬梟示”字樣,這個“示”字,什麼意思呢?臣僚們琢磨了半天才明白,不光要砍下腦袋,還要把這顆腦袋懸掛在菜市口示眾,也就是公開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