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是聰明人惟圖苟活，而聰明人懂得算賬。也許隻有王國維，隻是為了“義無再辱”的那個“辱”，投湖自盡。用結束生命的辦法擺脫了辱，同時也把他的珠璣文字，錦繡詞藻，三墳五典，殷墟甲骨，隨之沉幹湖底的爛泥之中。
這個賬，怎麼算，誰來算，都是劃不來的。
因此，中國文人之怎麼折騰也不死，實在是了不起的一種精神。
後來，“文革”期間，即使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神州陸沉之際，休看北大、清華，離頤和園咫尺之遙，從未聽說過有哪位教授、講師、學者、權威，再跳昆明湖，重蹈自屈原起，到王國維的赴水之路。可從《牛棚曆險記》，到《九死一生錄》皇皇巨著中，那十年間，在“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宗旨下，在決不提倡“溫良恭儉讓”的主張下，知識分子所領教的辱，當不遜色於彼時的王國維。
他們之所以寧可當孫子，當王八蛋，當臭狗屎，當牛鬼蛇神，寧可被踩上千萬隻腳，踩得喘不上氣，踩得遍體鱗傷、體無完膚，也堅決不死的緣故，就是算清楚怎麼劃算，怎麼不劃算的這份賬。否則，如今種種集會的主席台上，要沒有這些巍巍長者，矍爍前輩，耄耋泰鬥，文化象征在座，該是多麼寂寞和令後人生出無所傍依之感啊！
現在回過頭去看那時的中國文化人，當然不是全部，但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對工宣隊的俯首帖耳，對軍宣隊的唯唯諾諾，對造反派的低三下四，對紅衛兵的惟命是從，所表現出來的含垢忍辱的求生哲學，其實，倒是值得後人敬重的。
不管是否有汙清聽，不管是否有褻先賢，在這方麵，兩千年前的，那位身殘處穢的刑餘之人，那位著“無韻之離騷”的大師司馬遷，開創了中國文人苟活貪存的傳統，才是中國文人所以求生拒死的榜樣。
說到底，在人類發展的全過程中，文化、文藝、文學，永遠隻是一個有也可、無也可的零配件。文人的這等角色身份，注定了他們的依附和從屬的命運，以及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的生存準則。也許外國文人不盡如此，但在封建社會裏我的那些古代同行，卻是必須如此，一定如此的。
一個堂堂關中漢子，血氣方剛，憑什麼像一頭豬那樣，被按住了，活活地把那話兒給閹了，不就因為漢武帝那老匹夫，是他的主子嗎？試想，哪是一種什麼樣的辱呀？當將他宮刑以後，他不但失去“一種非凡的力量”，他不但無法“再一次開始奎新的生活”，甚至連一個常人的力量也不具備，像一個男人那樣生活也不可能。如果，他按茨威格的想法，一百回都死過了。可是司馬遷並沒有在蠶室裏一頭撞上牆去，弄死自己，而是忍受著創傷的折磨和比創傷更痛苦的羞恥，埋頭在一車一車的竹簡中，著書立說。
正因為他存活了下來，中華文化寶庫裏，也就有了這部不朽的《史記》。
如果，屈原在汩羅江邊趔趄地站住，聽漁夫的話，然後，打道回府，當一個自由作家，不拿楚國的工資，寫自己想寫的東西，他的作品就不會僅僅是《離騷》以及《九歌》、《九章》、《天問》等篇。王國維在頤和園長廊的盡頭坐上一會兒，然後，叫一輛黃包車，心平氣和地拉回清華學堂，那他遺留在世的文集，就不是那兒本《觀堂集林》了。
對文人來說，功名、財富、聲望、褒譽，是暫時的，隻有閃爍著你的睿智，活躍著你的思想，當然，還有流露著你的才華的作品，才是永久的。這也是軟弱的中國文人，最終能夠在精神上勝於強大的秦始皇、漢武帝、朱元璋、康雍乾這些帝王的原因。
隻有活著，便有一切。隻有活著，而且寫作，便也擁有未來。這就是說，早在達爾文學說形成之前的兩千年間，中國文人就明白“適者生存”這個人類演化的原理了。由此推斷，若普希金和萊蒙諾夫不去決鬥而死的話，他們將會為俄羅斯文學貢獻得更多，當是毫無疑義的。
嗚呼！雖然很難熬、很痛苦，但在曆朝曆代帝王的挫折底下，中國文人終於活明白了，不但不肯死，不便死、不想死、不去死，而且，求不死、求長生、求活得更久遠，成為他們的追求。
司馬遷也是好不容易才明白的。他在《太史公自序》裏說到，也是在他《報任安書》中強調的，“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幕義，何處不勉焉？仆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絏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妄，猶能引決，觀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隱恩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稱焉。”
他這種“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的“苟活”哲學，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目標，“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他“就極刑而無慍色”，“雖被萬戮，豈有悔哉？”
雖然這種樣子的“苟活”，缺乏最起碼的抵抗和鬥爭，有點消極，尤其會被當下的革命青年瞧不起。若從大曆史的長遠角度來看，不死而且活著，應該承認，那倒是具有積極意義的行為。這種盡量使生命延長的做法，是以時間在我的優勢，換取空間在你的劣勢，絕對是中國文人的聰明之舉。
拿雞蛋跟石頭碰，石頭無損分毫，雞蛋卻是要粉身碎骨的，這是封建社會裏的文人與統治者的相處之道。因為石頭有一種磕碰碾壓雞蛋的嗜好，努力避免發生這種狀況，便是智者的抉擇。倘若雞蛋完整地存留，孵化為雞，雞後有蛋，蛋後有雞，如此往複，以至無窮。想到達點，也就欣欣然了。
石頭，隻不過是石頭，永遠定格在曆史的那一章、那一節。作為雞蛋的文人，也許搬不開它，但當曆史掀過這一章、這一節，時間和空間便統統劃歸“書生意氣，揮斥方道”的範疇裏了。
或許因為這點明白，中國文人通常不采取普希金和萊蒙托夫“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做法，更不讚同從屈原起到王國維的那種因為想不開而撲通一聲的行為。先賢司馬遷一定等到寫《封禪書第六》，等到寫那個老匹夫的完蛋，然後才如釋重負地不知所終。
從這則端陽節的文人舊話，聯想到屈原，聯想到王國維，也隨之想到與這兩位截然不同的司馬遷。
我想，這位中國文學史上的絕對強者，之所以要“苟活”下來，道理恐怕也就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