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八十一歲的歌德，愛克曼結識他的第八年，他索性毫無顧忌地說出來他的憎恨：“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許多人的眼中釘，他們很想把我拔掉，他們無法剝奪我的才能，於是就想把我的人格抹黑，時而說我驕傲，時而說我自私，時而說我妒忌有才能的青年作家……”
這位老人沒完沒丁的埋怨，一直持續到1832年的3月22日逝世。
死前不久，他對愛克曼還爆發了一次：“你知道我從來不大關心旁人寫了什麼關於我的話，不過有些話畢竟傳到我耳裏來，使我清楚地認識到，盡管我辛辛苦苦工作7一生，某些人還是把我的全部勞動成果看得一文不值，就因為我不屑和政黨糾纏在一起。如果我要討好這批人，我就得參加一個雅各賓俱樂部，宣傳屠殺和流血。且不談這個討厭的題目吧，免得在對無理性的東西作鬥爭中我自己也變成無理性的。”
這部書的中文譯者朱光潛先屯，對歌德的這段夫子自道加以注釋：“歌德因政治上的保守而為當時進步人士冷落甚至抨擊，他到臨死前還耿耿於懷，這也體現了偉大詩人和德國庸俗市民這兩重性格的矛盾。”
這還不僅儀是“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了，而是人老了以後，老一旦成為精神上的負擔，比純生理的老，更麻煩。
無論對別人，還是對自己，弄小好，都會成為災難。所以，人之老，不如樹之老，樹雖老，可貴在不失態，不糊塗，幣張狂，更不老而作孽。文人之老，作家之老，好像又不如一般人之老。而文學大師之老，包括真正的大師和不那麼夠格的自以為的大師，因為像蝸牛背負丁太重的包袱，老起來以後，更令人為他捏把汗。
於是，我想起前不久，在《文藝報》上發表出來，一位寫曆史小說的老作家生前對人口授的，但卻要求在他逝世後才能公開發表的一段遺言，倒是發生在我們這塊文學土地上，那種拘謹慣了的樹，生前不敢大放肆，死後倒敢大發作的一件趣聞。
如果說，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莫斯科印象》那部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記錄他訪蘇的真實日記，封存起來，要求留待半個世紀以後才公諸於世，表示出這位大智慧音的遠見。
那麼，我們中國這位自以為是的老作家，其實不過是宣泄他未能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所積蓄已久的那種牢騷、不滿、憤懣、失落罷了。其實，他罵東罵西，批這批那，即使生前，直言無諱地用大喇叭喊將出來，又其奈他何？充其量無非是目空一切的自負、自大、自戀罷了，和目中無人的過於良好的自我感覺罷了，用得著學羅曼羅蘭的辦法，要通過時間的驗證，說明自己的正確嗎？
而且，規定的期限如此短促，眼睛一閉，即可公布，又何必多此一舉？除了說不好的什麼心理上的怯懦，想不出理由要留下這盤死後才供發表的錄音帶。
歌德與這位中國曆史小說家的不同之處，雖然同屬夫子自道，憤憤然的理由也許不同，但憤憤然的感情是差不多的，但從愛克曼記錄下歌德的談話裏，他對於前輩，同輩和後輩的肯定，不像我們這裏的那位老作家，在遺言裏把上下古今的同行，都掃入垃圾堆。也許正是這種對別人成就的坦然和對他人充滿妒忌的不同胸懷，可以分辨出誰是真正的大師，誰是自以為是的“大師”。
歌德說過：
“每個重要的有才能的劇作家都不能不注意莎士比亞，都不能不研究他。一研究他，就會認識到莎士比亞已把全部人性的各種傾向，無論在高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描寫得竭盡無餘了，後來的人就無事可做了。”
“莫裏哀是很偉大的，我們每次重溫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驚訝。”
“萊辛之所以偉大，奎憑他的人格和堅定性，那樣聰明博學的人到處都是，但是哪裏找得出那樣的人格呢！”
“雨果確實有才能。”
“弗勒明是一個頗有優秀才能的人。”
“席勒特有的創作才能方麵，可以說，在德國或外國文學界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
“曼佐尼什麼都不差，差的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個很優秀的詩人。”
“我對拜倫的作品讀得愈多，也就愈驚讚他的偉大才能。除掉拜倫以外，我不知道任何其他人可以代表現代詩。”
“梅裏美確實是個人物。”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當然還可舉出很多，就從略了。
歌德，這位文學巨人，既不自我封王，也不糞土同行，盡管有時也偶爾開開玩笑：“聽眾對於席勒和我誰最偉大這個問題，爭論了二十年。其實有這麼兩個家夥讓他們爭論，他們倒應該感到慶幸。”但就衝這一句話，可以看到歌德從未認為他是這個世界上橫空出世的惟一，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惟一，是文學史上就他絕戶老哥獨自的惟一。
凡大師（真的，而不是假的），應該像太廟裏那些古老的樹，在屬於自己的方圓世界裏，巍然挺立，不倚不傍，但並不反對別人的存在，也不在意別人活得比自己更好。天地如此之大，陽光如此之足，空氣如此之新，水分如此之多，讓每個人擁有他自己成長發展的份額，豈不“萬類霜天競自由”的相得益彰？若是能夠共襄盛舉，樂助其成，相互聯結成一片綠陰，豈不“環球同此涼熱”進入更美妙的文學世界？
人之老，若能如樹之老那樣，共沐陽光，同受雨露，那該是多平和，多自如，多愜意，多自在的晚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