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萊德裏克·卡爾說過：“無論表指藝術還是表指政治，”現代“都是一個革命的詞令，是表示讚成或反對的激烈的口號，它與各種矛盾，競爭的觀念密不可分。有時人們會為了‘現代’殺人！”這突出點明了“現代性”作為一種信念時的“準宗教”性質。現代性作為一種信仰，其實是一種“現代人化宗教”，（胡適語）是人取代了傳統的對“上帝”、“天理”的崇拜之後代之而起對“人”的信仰，對人的理性的信仰。如果說西方的現代性隻是一種“非神化，並不意味著無神論主義，隻是以個人、我思取代了作為一切之基礎的上帝”，人仍然可以繼續保持他的信仰的話。在中國，現代性文化所代表則主要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無神論主義文化，科學與玄學的論戰，最後以科學大獲全勝即表明了這一點。這種對“現代”的強烈籲求、激進化理解，又加上“不現代”，就要被開除“人藉”的亡國的恐懼和焦慮，因此人們對“現代”的呼喚就更為急切，帶有更為濃厚的唯意誌主義和烏托邦色彩。這種準宗教性的“現代性”訴求，主要吸取的是法國大革命的思想資源，以激進的不斷革命的方式去追求神聖正義、平等、自由的實現，它集中關注的是民族解放、社會公正、人民民主問題。它是一種烏托邦思想和曆史思想的融合，或者說烏托邦力量向曆史意識的滲透。它不但構成了本世紀中國不斷革命的時代精神，它也同樣是西方近現代以來的時代精神。哈貝馬斯這樣說過：“近代的時代意識展示了一個維度、在其中烏托邦思想和曆史思想融合在一起。烏托邦力量向曆史意識進行的這種滲透，就是造就法國革命時期以來近代各民族政治的那種時代精神的特征。”這種融合喚醒了一種較為現實的曆史主義烏托邦。它們把科學、技術和計劃經濟想象成合理控製自然和社會的無可失誤、廣為造福的工具。但是這種期望被隨後產生一些強有力的證據動搖了。科學技術的高度發達，可能產生一種相互矛盾的後果：生產力可能變成破壞力，計劃能力可能變成潛在的幹擾力。近代曾經從中獲得自己的自我意識和烏托邦期望的那種力量，事實上都可以使自主性變為依從性，使解放轉為壓迫，使合理性變為非理性，這使現代社會成為與傳統社會不同的高風險的社會。這種現代烏托邦主義者未曾預料到的理性主義的自反性結果引發了人們對“現代性”反省，“現代性”也就由一種為現代人所信守的信念，轉化為一係列的需要予以反思的“問題”。“以把勞動從異己決定下解放出來為目標”的實現勞動解放的烏托邦，在實現過程中的嚴重受挫，導致了社會文化中烏托邦力量的枯竭。在這種形勢下，後現代主義者開始反省“現代性”的一些核心問題。雅克·德裏達對近代主體性的批判引出了如下結論：“我們隻有通過無目標的鼓動才能擺脫西方邏輯中心主義這種單調乏味的苦役。我們不是要掌握這個世界明白可見的偶然事態，而是應當更加致力於世界開辟時那些帶有神秘編碼的偶然事態。”意謂要尋找不為人的意誌所左右的那種宇宙自身的程序。福科把霍克海默和阿為諾對工具理性的批判，推進為關於“力量永恒回歸”的理論，昭示出一種不斷更棄的旋轉式結構的永恒同一的力量的循環。總之，後現代主義是對現代以來的文獻和話語的重新梳理、重新估價、重新編碼，如果說“現代性”文化以認識世界，獲得知識的“建構”為主，後現代主義則是對這種建構的解構為主，其中某些流派也表現出了重構的意向。
2、“反傳統”與中國“現代性”文化的激進化趨勢（2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