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左拉為了寫他《盧貢——馬卡爾家族》第九部的《娜娜》，也是這部係列作品中最出色的一部，曾經專門去拜訪過巴黎的名交際花，到三等妓院去深入過，甚至在一個老鴇家裏做客長談，還待在後台的女演員化妝室裏觀察她們的生活，在那裏過了好幾個夜晚，盡量熟悉舞台的每一個角落。
這家刊物標明“新體驗”以區別於前人和他人，而不說天下唯一，世上無雙，這就是聰明之處了。稍有常識的人應該看透，文學和曆史一樣，所有的花樣和把戲，招數和功夫，名堂和噱頭，方法和點子，幾乎都被前人玩過。後來人的全部努力，包括作家在那裏苦思冥索，縐斷枯腸，頂多也不過是在前人玩過的基礎上，稍稍加以變化，賦予你自己的和你那個時代的特色罷了。
僅此而已，豈有他哉？
左拉的偉大，不僅僅是位出色的作家，而且還是一個吃過官司、堅強不屈的鬥士。
舊時的老百姓多畏官，不大願意鬧到衙門裏去。對於訴訟，有一種天然的拒絕情緒。所以，把愛打官司的人、會打官司的人，叫做訟棍。至於刀筆吏，至於紹興師爺等等，也都是善於挾嫌誣告、栽贓陷害、心腸歹毒、置人死地的告狀的行家裏手。人們往往深惡而痛絕之。外國人則不然，他們既善於用法律手段去收拾別人，也善於用法律手段來保護自己。不過，在上世紀末，左拉卻因他的正義，而被控犯了誹謗罪。一旦法律成了權力的私有品，這位大師就隻有引頸受戮的份兒了。
凡有關這位作家的傳記，無一不提到“德萊福斯事件”，無一不提到他的那篇以“我控訴——”開頭的聲討邪惡和不公正的文章。
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具有他這種和罪惡進行鬥爭的勇氣，都敢於站出來向欺淩無辜的強勢說一聲“不”，都會對無援的弱者伸出支持的手。凡攸關這類善與惡、是與非的抉擇中，我們看到了太多作家所表現出的對強者的諂媚，對力量的巴結，對權勢的討好，以及莫明其妙的隨聲附和。
在19世紀的90年代裏，左拉站出來為軍官德萊福斯申辯，而遭受迫害，最後不得不流亡英國，這件事本身要比他寫的任何一部作品，具有更大的影響力。1894年，發生了法國軍方陷害軍官德萊福斯的冤案。這位猶太商人的兒子，進入軍界後，很快升至上尉，然後調到國防部工作。不久，他就被指控向德駐法使館武官出賣軍事情報。年底，被判處在法屬圭亞那群島的魔島上終身監禁。這次裁決，實際是站不住腳的：第一，證據不足；第二，審判受到當時法國反猶主義的影響。於是，整個法蘭西對此案產生極大的分歧，一部分反猶主義、反共和體製者叫好的同時，絕大部分的政界人士、知識分子和一般老百姓，都認為這是一件冤案，發出了抗議的呼聲。
凡官司，審判者被情緒支配，被關節打通，被實力左右，被利益誘使，那就必然是對司法公正的嘲弄，這在曆史上是屢見不鮮的事情。更令法國朝野上下不解的是，隔了兩年以後，另一法國軍官埃斯特哈齊的罪行被公布，分明是犯了裏通外國罪，結果卻被這個法庭宣布無罪。這種明目張膽的枉法行為，很明顯，由於德萊福斯是猶太血統，從充滿偏見的法庭到大肆宣傳的排猶輿論，都相信他是有罪的，而埃斯特哈齊是非猶太血統，便從輕發落。
恰巧這時，爆出內幕，一位在法庭上指證德萊福斯有罪的情報部上校亨利，向報界透露為了維護法國陸軍的麵子，曾經在德萊福斯一案的審判中，提供過偽造文件。於是，群情嘩然，更多的要求伸張正義的人士，紛紛站出來為德萊福斯辯護，認為必須釋放這位受誣陷的軍官。
左拉那時正在國外旅行，很晚才得悉這一冤案的始末材料。他的正直，他的良知，他對於邪惡挾重勢以脅迫善良的憤怒，他對於無理攪理的莫須有式審判的憎恨，回來後便投入了這場為德萊福斯伸冤的鬥爭。他發表了一係列的演說、文章，最為震驚法國和全世界的，便是在《震旦報》上刊載他慷慨陳詞，痛斥當局的、致共和國總統的公開信，也就是《我控訴》這篇聲討文字。這也是文學史上，一位作家發出的最強音之一。
如果說，一個作家，無力抗惡，迫於情勢，保持緘默，尚可諒解的話，反過來，若是助紂為虐，為虎作倀，落井下石，出賣靈魂，就是十足的墮落文人了。因此，讀明末清初錢謙益的詩，歎其精妙高雅之工，慷慨意氣之韻，無論如何也忘不掉他和王鐸為南明小王朝所擬的《降清文》。“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命，保全億萬生靈，此仁人誌士之所為，為大丈夫可以自決矣！”這一派自己當漢奸，還動員別人也當漢奸的語言，這一張已經夠醜惡、夠惡心的投降派嘴臉，即使脂粉厚厚地塗抹起來，是怎麼也淡化不起來的。
近些年來，知堂老人忽然紅遍大江南北，為衝淡派散文家奉為大宗師。然而，寫得再飄逸的文字，能遮住他當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那副漢奸的醜陋形象嗎？我表示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