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史上，文人當官者很多。官有做得大的，王安石怕是天字第一號，中樞決策，位極人臣。也有做得小的，陶淵明做彭澤令，頂多算七品芝麻官吧？有人是很想做官的，“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李白，看似清高，實際覺得當朝皇帝賞識不夠，沒給他一個像樣的官，就跑到永王磷那兒當幕僚去了，以為造反成功的話，還能不高官厚祿嗎？但也有人很怕做官的，董卓一進洛陽，文人都跑掉了，隻有蔡邕在滿門抄斬的威脅下，給董卓做事。有的為了做官，連氣節也不要的，作《燕子箋》的阮大铖，就是一個這樣的敗類了。有的為了不做官，還被砍掉了腦袋，這就是和司馬炎不合作的嵇康，所遭遇到的厄運了。而和嵇中散差不多心態的阮籍，不得不做了個步兵尉的小官，成天喝得醉醺醺地逃脫政治。有一回，竟醉了兩個月，不理政事，這樣才勉強保住了首級。
但也有人以不做官作為資本，傲世任情，沽名釣譽，大撈一把者，在這方麵，王安石可以說是一個最成功的例子，比之現代一些作家以隱求顯的小伎倆，不知高明多少倍。
在中國曆史上，唐宋兩朝，是文人做官最多的年代，唐宋八大家，幾乎每個人的官，都做得不小的。此前的漢魏時期，皇帝是不怎麼把文人當回事的，司馬遷自己都認為，史官不過是倡隸優卒之流的小人物；司馬相如、枚乘也不過文學侍從罷了。彌衡被曹操罰做鼓吏，楊修隻是隨軍參事，竹林七賢中，有的官職不低，但無實權。此後的明清時期，文人做大官者，就更少了；進入中央決策機關，能參與政要，發號施令者，絕無僅有。雖然有些禦用文人，隨侍皇帝左右，寫些應製文章，但隻有吾王萬歲萬萬歲的捧場權，幹政是輕易不敢的。惟有唐宋兩代，文人的價碼要高一點，像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在被黜被貶被流放的情況下，還能當上地方官。而王安石，能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改變了整個國家現行政策者，亙古以來，也隻有他一人而已。
王安石為了實現他的變法意圖，以不做官的手段求官，幾乎等待了他的前半輩子，能下這麼大本錢，連同時代的人，都認為他怪得可以，因為朝廷再三請他出仕，他就是拒絕任命。有一次，給他一個修起居注的差使，“閣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地堅辭，可見他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以怪製勝的怪人了。
他1042年（慶曆二年）考中進士，時年21歲。一直到46歲，也就是1068年（熙寧元年）得意，經曆了宋仁宗、宋英宗兩朝，一共二十五六年之久，進學金陵，不予奔競，“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麵。朝廷每欲俾於美官，惟患其不就也”。由於他謝絕到朝廷裏就任，恬退守職，聲名日盛。越表示不做官，朝野上下越希望他出來做官，越做出怪的行止，也越是吸引觀眾。輿論造得如此之足竟視他為“一世之偉人”，朝拜者、敬禮者、請安者、侍奉者不絕於門，“以金陵（指王安石）不作執政為屈”。如此極盡蠱惑煽動之能事的效果，試想這是傻不唧唧吃了一盤子魚餌的人，製造得出來的嗎？
近年來，這類文壇上哄抬物價的現象，也是屢見不鮮，可見古今同理。因為捧角的人，啃招牌邊，是啖飯之道。而被捧的人，也是招搖之術，所以，就有活著給自己立生祠的事。但即使如王安石者，也不曾讓人這樣香火奉祀他的，可見在某些方麵，今人要比古人，腦袋瓜子靈活得多了。
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即任命王安石為江寧知府。九月，又擢升翰林學士兼侍講，這比坐直升飛機還要快，因為他決心要把這位隔牆吹喇叭，名聲在外的奇才，從外任調入京師予以重任。因為當太子時，他的太子司文書事韓維（後來王安石把他一腳踢了），經常對政局發表看法。每逢這位王儲讚同時，韓就表示，此非臣之意見，乃王安石之見解耳。所以，神宗耳朵裏早被王安石的名聲灌滿了。王安石和韓維書信往來，很了解這位新皇帝對他的態度。看來，此公身在金陵，心在汴京，並不是無抱負的傻吃魚餌的呆子，更不是厭倦仕途的塵外之人，隻不過要看時機和什麼樣的皇帝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