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他拙於炒作，墨守古風，埋頭寫作，不事推銷，是可以肯定的了。也許，他還保持著中國文人的那一份最可貴的清高品質；也許，他還相信“桃李無言，下自成蹊”的無須張揚的做人準則；也許，他對商品經濟的運作過程相當陌生，不是強烈的拜金主義；也許，他隻想當文學家，而不想當文學活動家，懶得去張羅那些外務。
所以，他未能如近來一些作家，拿到版稅，馬上擁有一輛屬於自己的私家車。由此可見，今人也許寫不過前人，但適應生活，獲得更大利益的本領，要比前輩們聰明得多，也狡滑得多。因此，有些為先生抱屈，假如，他若是另一個比較隨俗的魯迅，對於聲名、對於利益，也比較在意的魯迅，按照90年代出書的一般規格，我想他至少應該做到：
小說問世的第一個月，在中山公園裏的“來今雨軒”，設茶點，供小酌，並發紀念品，召開一次新聞發布會，邀請諸如《晨報》、《商報》、《京報》、《國聞周報》的主編、發行人，還有上海《申報》的駐京特派員，以及《朝日新聞》、《字林西報》等外報記者，發給他們新聞稿，在報刊上形成第一波的輿論攻勢。
第二個月的某個星期天，在台基廠的六國飯店，召開一次作品討論會，請柬印上“會後有工作餐”字樣，當然，不能一隻盒飯馬虎了事，總得有中西合璧的正餐供應才是。“老虎總長”章士釗，自是不會請的，“我的朋友”胡適之，請了也未必出席，但傅斯年、錢玄同、孫伏園、劉半農、齊壽山、沈尹默，以及京城文化界其他重量級人物，怎能不光臨呢？自然是魚貫入場，踴躍發言，鼓吹譽揚，不遺其力，這樣，就在文壇造出第二波權威人物攻勢。
第三個月，在沙灘的北大紅樓門前，組織一次盛大的簽名售書活動，可惜那時中國還沒有電視，不過，鼓號隊敲敲打打，鎂光燈啪啪作亮，還是可以做到。於是，購書者慷慨解囊，過路人駐足觀看。到了下午，晚報就有了“讀者太多，擠破了門，簽名太多，手脫了臼”之類的報道，對廣大市民層發出第三波群眾攻勢。
不要相隔得太久，第四個月，作者或出版商，就得出來發表聲明，書被盜版（下麵帶三個驚歎號）。反正放心好了，不會有一個盜版者跳出來反駁。但是，捉準了這個弱點，無妨做出“賊咬一口，入骨三分”的痛苦狀，你越說自己被盜版的無奈無訴無可如何，也就等於向世人宣示，我的作品是如何地受歡迎，這第四波借道滅虢的宣傳攻勢，應該說是最厲害的殺手鐧。
趁熱打鐵，第五個月，設法與翻譯家聯係，盡量套磁，拜托他們將自己的作品推向外國。當然不會是80年代頗受作家歡迎的楊憲益、戴乃迭夫婦了，20年代他們仍在求學階段，一時間指不上。但耆宿如辜鴻銘，新秀如羅家倫，洋派如林語堂，通才如梁實秋，都是刮刮叫的精通數國外語的天才。何不磨破嘴皮，踏穿門檻，登堂入室，親熱無比呢！至於用完了人家以後，再不理會也不遲的。
嚴格地說，上述的種種包裝手段，是最起碼的、最小兒科的，簡直不足掛齒的炒作行徑。這些年來，一些很一般的作品，不照樣弄到地動山搖的程度；如果今人當真寫出來一部類似《阿Q正傳》的劃時代作品，落入一位炒家手裏，要不鬧出七級地震那樣大動靜，是絕不會善罷甘休的。
堅信“文章得失不由天”的魯迅先生，看來，虧大了。
不過，話說回來，當年他也真的這樣熱衷於炒作的話，怕也不是能在曆史上留存下來，經得起折騰的大師了。所以，他若健在，我想他也許要修改一篇題名《死》的文章中所立下的遺囑。說不定會對“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的第五條，補充一點，“尤其不可去做炒作起來的文學家或美術家”。
因為，事實也證明著，凡炒作自己到了不可開交的當代文人，最後，除了落一個“萬人嫌”的罵名以外，還能剩下什麼呢？
如果能夠把20世紀文學界的優秀傳統，良好風氣，革新精神，求實態度，帶到從2000年開始的新世紀去，而把那些一說起來就皺眉頭的不雅、不潔、不妥、不像話的一切，都留在即將過去的舊世紀，讓其成為曆史，倒是個挺不錯的主意。
但是，有這個可能嗎？誰知道。
不過，說真的，“文章得失不由天”，讀魯迅這句箴言，至少能多一點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