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演瀟灑、裝瀟灑式的炒作，都不會離這利益的原動力太遠。因之，對於敏感的王子猷而言，雖然他和他的弟兄們都擁有與生俱來的風流和根本推不開的富貴，但客觀存在著的高低之別，上下之分，這種心理上的隱痛，也會使王徽之活得不那麼百分之百的開心。在王羲之的幾個兒子中間，王子猷，一直處於這種覺不出來的壓抑氣氛之中，所以，他才有“雪夜訪戴”、“竹園鬧主”的表演，他不但需要人知道他的存在，更需要人為他的存在喝彩鼓掌叫好歡呼。
然而，他總是失落，有一次，他們弟兄三人“共詣謝安”。在王導以後，這位曾經指揮淝水之戰的謝安，便是朝野眾望所歸的人物了。不過，在很長時間裏，他一直隱居，時人有“謝安不肯出，將如蒼生何”的輿論，把希望寄托於他。所以，這位頭上有光圈的名流人物的品評，一句話，便舉足輕重。“二兄（徽之、操之）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而且，謝安對王獻之“其欽愛之，請為長史，安進號衛將軍，複為長史”，如此重用，如此信任，在一向自視甚高的王子猷心靈裏，能不留下難以抹去的陰影嗎？
他先在大司馬桓溫屬下，任參軍，後在其弟車騎將軍桓衝手下，任騎兵參軍，成了一個弼馬溫的角色。這種與他家門光榮不相稱、與他兄弟們職務不相稱的安排，也不能讓他心理平衡。有一次桓衝問他：“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如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最後一句，是孔子答複子路的話，他竟然拿來調侃上司，這瀟灑也相當夠意思的了（以上均引自《晉書》）。試想一下，琅玡王家，東晉政權中的第一豪門，皇帝都不得不讓出龍椅的半邊請姓王的坐，現在他卻坐在冷板凳上，受命於行伍，那情緒會好起來嗎？
更何況他的婚姻狀態，顯然屬於太過平庸一類，在史書上找不見一筆記載，比之娶了金枝玉葉的弟弟王獻之，比之討了謝家才女的哥哥王凝之，王猷之也無法神采飛揚起來。尤其他弟弟在當駙馬前，與愛妾桃葉浪漫的戀情，與前妻郝氏繾綣的摯愛，那首為心上人寫的《桃葉複桃葉》的愛情歌曲，竟流行江南一帶，所有這些風雅漪麗的韻事，都與王子猷無緣。作為一個男人來講，豈止是感到掃興、窩囊、別扭呢？更多的倒怕是泛上酸不溜丟的苦惱吧？
所以，他時不時地要瀟灑一番，要製造一些足夠上娛樂版的頭條新聞，在當時的南京城裏，他肯定是娛記緊緊追蹤的明星。“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雲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雲：‘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世說新語》）
直到他弟弟垂危之際，出於手足之情，使他道出了心底的隱衷，“吾才位不如弟”，正因為才力的不逮，權位的差別，才不得不一個勁地裝瀟灑，演瀟灑，填補心靈中的空虛。然而，王獻之一死，他也未能活多久。至此，這位公子那可怕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才中止進程。
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懂得當今文壇，那些熱衷於炒作的作家，幹嗎要死去活來地折騰了。估計這些先生們、女士們，與王子猷一樣，大概都有他（她）們見不得人的精神上的隱痛，和不可告人的內心的苦衷。
文人嘛，大部分具有表現欲，甚者，還具有強烈的表演欲。這兩者，從本質上看，是一回事，隻是低度酒和高度酒的區別而已。從語義上推敲，表演應該要比表現更外在，更誇張一些。表現，主要是突出自己，讓別人知道他的什麼，而這個什麼，基本上還是屬於真我。表演，當然也是突出自己，但突出的什麼，很有可能並非真實的自我，而是假我，或者壓根兒的非我。然而，無論他怎麼興高彩烈地表現或者表演，總是會有他內心裏不快樂的一麵。
偶讀明代唐寅的詩作，題為《夢》：“二十餘年別帝鄉，夜來忽夢下科場，雞蟲得失心尤悸，筆硯飄零業已荒。自分已無三品科，若為空惹一番忙，鍾聲調破邯鄲景，依舊殘燈照半床。”
小時候，隨大人在書場聽彈詞《三笑》，覺得在這個世界上，誰也比不上這位風流倜儻的吳中才子唐解元，更快活無比，更開心自在，更得心應手，更放浪不羈的了。他的瀟灑，他的炒作，他的表現，他的表演，無不臻於登峰造極的地步。然而，從這首詩，從這其實也是他伴其一生的夢裏，我們不也體會出他內心深處的陣陣隱痛，聊作佯狂的背後苦衷，和那掩飾不住的悵惘！
所以說，瀟灑難得，難得瀟灑，想到這裏，對於時下喧囂的市場化炒作，對於時下文化人的忙忙碌碌、烈烈轟轟、奇奇怪怪、熱熱鬧鬧，也仿佛多了一份理解，也就隨之豁然了。於是，還有什麼好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