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看恍若隔世，當時的潼關縣城劇院有7個，各色大小不一的茶樓更是隨處可見。特別是那時的潼關火車站，光鐵軌有27條，就連有著千多人職工的西安車站機務段也設在潼關，可以想見它的規模。
南街村63歲的住戶周文化說，老潼關人的確很富裕，種地之餘，還可以抽空做些小營生，反正往來人多，不愁沒有銷路，即便是出賣勞力，也總有幹不完的活計，要知道潼關是華北進入陝西的必經之地，水旱碼頭都發達。“誰能想到一座三門峽大壩，讓這裏成了一地爛磚頭，破敗不堪。”
老周所說“破敗”背景，是1955年7月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作出“修建三門峽水庫工程”的決議，這項決議要求潼關縣城在庫區範圍內，必須全部遷移。次年，先農、後市民的遷移工作全麵展開。
當時的景象，從潼關縣政協編撰的文史資料中可以詳見。老縣城共有2.5萬人，來自全國18個省市。1958年冬，由於合並大縣，潼關體製變為人民公社，成立了“潼關人民公社移民委員會”，主要做兩項工作，對城區機關單位、工商企業和居民房屋、財產進行登記，同時對城鎮新遷地點基本條件進行調查。最終公社黨委會認定，吳村源建設潼關縣城適宜。從1959年到1962年，縣城整體遷建用了四年時間。
當時七八歲大的李文佑正在讀小學，“畢竟是建設自己的新家園，學校要求學生也參加遷建，我是和另一名同學抬城磚，一天至少要抬兩三塊。”遷建中，正值國家三年困難時期，建築物資大多數是利用老城舊料，老城距新城20華裏，僅靠數百輛架子車和不足十輛馬車日夜搞運輸。“如果那時讓我坐在今天的位置上，我想我會力保老城建築，現在看實在太可惜了！”
“記憶最深的是拆除老城西城門，那可是和西安西門規模一樣大的建築，結果以5000元的價格將木料賣給當地一家木器廠做棺材。一台履帶拖拉機冒著黑煙掛著粗繩把城門木柱一根根拖倒，再用大帶鋸切割。”李文佑不無遺憾地說，一座大壩淹沒了一座古城，預想會淹來的黃河水沒有見到，水位比從前還低，古潼關卻是真正落魄了。要知道古來文人墨客描繪的雄關虎踞、禁溝龍淵、秦嶺雲屏、中條雪案等八景就在這方城內，還有許多像馬超追曹割須刺袍的曆史故事都和老城有著密切關聯。
潼關新城當時按照5000多人設計規劃，規劃一街、二路、十五條巷，全城占地麵積800畝。而潼關老城和東西南北四關，麵積約有4000畝，居民住地大小街巷共計70餘處。這就意味著需要有更多人遷移。“作出這樣的選擇，是三門峽方麵的宣傳鼓動，他們說是大壩建成後，可以將黃河與渭河相連，坐船就可直達西安草灘，北方人要變成南方人了。”沈老說，久負盛名的金陡關，換來一個新的稱謂“港口鎮”，老城被曆史遺棄了。
雄關遠去
1956年8月10日，遷往寧夏中衛的潼關移民告別故土登上列車。64歲的王益民回憶說，“當時我家住在老城南街村，由於地處淹沒區、全村1.2萬人全部遷移。遷往寧夏中衛的有5000多人，其餘落遷白水縣。母親和小妹是一步一回頭，哭著離開家園的，幸好當時我在西安一建築公司上班，才免了這一難。兩年後再回到村裏，房子拆了，地也沒了。”
和王益民的經曆大致相當，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入住不到三年時間，移民返陝愈演愈烈。原因是不堪忍受自然災害之苦。由於移民外遷省外國家不許帶糧，移民將僅帶的一些家具和衣物都在百裏之外的香山換了洋芋。最後三個月，人均口糧（月）八斤半，移民稱“八斤關”，餓死人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有人餓死後，還用毛驢馱回來，以求魂歸故裏。“建成後的三門峽，並沒有讓人看到想象中的好處，洪水泛濫不斷，淤積泥沙使河床抬高，落差五米不止。”潼關縣一位官員坦言，陝西人從大局出發，義不容辭地舍棄了兩座縣城、21個鄉鎮、248個村莊和100萬畝耕地，28.7萬移民先遷寧夏，後又返回陝西，再返庫區，幾經磨難，付出了沉重代價。時至今日，三門峽水庫仍給秦人遺留下了複雜和繁重的庫區防汛抗洪及移民的生活保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