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順利“通關”的背景
多年以後，三門峽規劃的失誤原因成為眾多水利專家反思探討的一個課題。蘇聯專家在當時的影響力，以及當時缺乏經驗與認知成為一個相當的共識。
不過也有人能看到更深層次的因素——如果不是自己有強烈的主觀願望，蘇聯專家的方案是不會如此迅速地被接受。事實確實如此，在幾次的研討爭論中，蘇聯專家的方案幾乎一字難易。
三門峽工程的迅速上馬，是在泥沙淤庫問題得到了“解決”方案以及下遊決口改道威脅“日益緊張”的壓力下實現的。前者顯然缺乏科學的依據，後者則被許多水利工程師在他們反思總結三門峽工程的文章中證明至少有些“過分強調”。
在缺乏經驗與認知的前提下，以這一係列動作倉促上馬，卻又是為什麼？
一個字，急！根治黃河的心情太急。1949年後的激情與浪漫情懷，無孔不入地滲入到每一個領域。水利專家的愛國熱情，正是被如此的付諸三門峽工程上。
政治意義，在那個年代，尤其是1955年之後，開始成為淩駕一切的價值與利益，削弱了技術論證上的科學氛圍與嚴謹態度。雖然水利樞紐在規劃和設計的時候，“大躍進”尚未正式拉開帳幕，但公共工程的“高大全”方案、“大上快上”思維，本著不可辜負這個時代的豪情噴湧而出，已經征服了眾人。
就連水利世家出身的原西北水利部部長李賦都，都在1957年的討論會上表示：“解放初期我還不同意修三門峽水庫，等到農業合作化以後，有信心可以完成上遊水土保持工作減少泥沙……用我們優越的製度來根治黃河。”
少數派的抗爭
清醒的人，不是沒有。
清華大學黃萬裏教授提出自己對在黃河幹流上建壩的認識：由於黃河的多泥沙性質，大壩建成後，潼關以上流域會被淤積，並不斷向上遊發展，屆時不但不能發電，而且還要淹掉大片土地，“今日下遊的洪水他年必將在上遊出現”。
1956年5月，黃萬裏向黃委會提出意見，主張三門峽水庫應比360-370米為低，並建議“把六條施工導流供低洞留下，切勿堵死，以備他年泄水排沙減緩淤積的作用”。
而電力部水電總局的溫善章，也在1956年12月和1957年3月先後向國務院和水利部陳述《對三門峽水電站的意見》，認為關中平原乃中華文明最精華的所在，它的淹沒不能單純地用經濟數據衡量。為了減少淹沒遷移，溫善章提出低壩（水位335米），小庫（90億立方米）、滯洪排沙的方案，遷移可降到15萬人以下。
事實上，當時的決策層中也不乏擔憂者，時任水利部部長的李葆華在給溫善章的回信就透露了這個信息，信中寫道：“你所考慮的問題確實是一個重要問題，中央有幾個負責同誌也考慮三門峽水位不要太高，少移一點民，少發一點電。我們正在研究這一問題。”
得知不同的意見後，周恩來批示水利部對相關意見進行討論。1957年6月，70名專家聚集北京。親曆這次討論的溫善章表示，會上並無人反對修建三門峽工程，絕大多數主張高壩大庫蓄水攔沙。
支持溫善章排沙降低設計水位者，隻有葉永毅、黃萬裏、吳康寧三人，絕對的少數。針對自己因此挨整的傳言，溫善章澄清：“我從未挨過任何整，也未挨過任何批。”
黃萬裏與溫善章，一個憂心泥沙淤積之禍，一個焦慮淹土移民之失。恰恰是這兩點，後來正成為三門峽樞紐工程的傷口。討論會的情況上報之後，國務院將《報告》批轉給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甘肅等省。陝西省在回文中提出要求降低水位、縮小規模的建議。數百萬畝即將被淹的良田，近百萬的移民，主要都在陝西省。這幾乎是一個無法接受的“自我犧牲”。其他各省都沒有提出意見。而陝西省不屈不撓，在三門峽工程開工一年之後依然要求“翻案”。
作為回應，周恩來於1958年4月趕到熱火朝天的三門峽工地召開聽取各方意見的現場會議。
一方麵，他目的明確，有備而來，隨他一道前來的，是對西北局有著重大影響力的彭德懷和習仲勳。他們是周恩來請來對陝西省作說服工作的。
另一方麵，周恩來對於陝西省的困難深表理解，一再強調“要聽取反麵意見”；而且為了降低水位，周恩來也確實是在“半米半米地爭”。
作為一位深諳中國當時具體國情的總理，周恩來在兩難中努力調和，利用自己手中的決策權限，盡量為三門峽工程的沸騰情緒“降溫”，開始理性地對上遊的利益給予考量，明言“不能損害西安”。
於是，在“淹一家救萬家”的大義之下，陝西省表示“有困難，但中央決定了就服從”；而大壩的標準也改為：按360米設計，350米施工，1967年最高運用水位不超過340米；泄流孔底也做相應降低，以增加隨水排出泥沙的機會。
這樣一個決策，便使原本90萬要背井離鄉的人中有一大半得留故土。
從下麵的這段話裏，不難感覺到周恩來進行“降溫”說服工作的艱難：“有些問題我們能解決就解決，不能解決的後人會替我們解決的，總是一代勝過一代。我們不可能為後代把事情都做完了。”
堵孔後的問題
既然上遊的水土保持可以迅速生效，至少能夠“25%、50%地發生作用”，那蘇聯人便沒有理由不封死大壩。1961年，黃萬裏教授力爭要求保留的導流底孔，被全部用混凝土一一堵死。而就在這一堵孔工程緊張施工之際，水庫內的淤積已經開始迅速發展，15億噸泥沙全部鋪在了從三門峽到潼關的河道中，潼關河床在一年半的時間內暴長4.5米，黃河上遊及支流水麵也連漲連高，以西安為中心的工業基地受威脅。
大壩泄出的清水一路衝刷沙質河床，又卷起千堆沙，行至鄭州，河水又渾濁不堪了。
而對這些問題，領導人勇於承認失誤。周恩來後來總結當初“急了點”“頭腦發熱”“打了無準備的仗”。
令溫善章工程師耿耿於懷至今的，是1957年討論會議之後水利部形成的報告中，為了造成虛假的一致意見，將其“保留意見”寫成“他自己也放棄了這一方案（低壩方案）”。
“決策者要想使決策盡量科學民主，自己就不能發揮能量去創造一個多數派；就算有多數派，少數派還需要獲得國民待遇，這種國民待遇不能僅僅隻是一個發言的機會，而應該能夠獲得與多數派同等規模與力度的支持，以充分展開各自的論證和試驗，最終為決策提供盡量客觀的科學依據。”這是溫善章的結論。
亡羊補牢：兩次改建
如果沒有後來的兩次改建，三門峽水利工程將以一個徹底的水害工程被廢棄而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