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是我國詩歌的生命起點。它收集和保存了古代詩歌305首（另有6篇隻存篇名而無詩文的“笙詩”不包括在內）。《詩經》最初隻稱為《詩》或“詩三百”，到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才稱為《詩經》。這些詩當初都是配樂而歌的歌詞，保留著古代詩歌、音樂、舞蹈相結合的形式，但在長期流傳中，樂譜和舞蹈失傳，就隻剩下了詩歌。
《詩經》是按《風》、《雅》、《頌》三類編輯的。“風”大多為周代各地的民間歌謠，是三百篇中最富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的篇章。“風”又叫“國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五部分，收詩160篇。根據十五國風的名稱以及詩的內容，大致可推斷出詩的產生地相當於現在的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和湖北北部地區，地域相當遼闊。《雅》是周人所謂的正聲雅樂，又分《小雅》和《大雅》。《小雅》74篇，大部分是貴族宴享時的樂歌，也有一部分是民間歌謠；《大雅》31篇，是諸侯朝會時的樂歌。這些詩大多產生於西周、東周的都城地區，即鎬京（今陝西西安）和洛邑（今河南洛陽）。《頌》是朝廷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又分《周頌》、《魯頌》和《商頌》。《周頌》31篇，是西周初年祭祀宗廟的舞曲歌辭，產生地在鎬京。《魯頌》4篇，是魯國貴族祭祀宗廟的樂歌，產生地在今山東曲阜。《商頌》5篇，是宋國貴族祭祀其祖先商王的頌歌，產生地在今河南商丘。
《詩經》作品產生的年代，大致說來，最早為西周初期，最晚至春秋中葉，以公元來計算，為公元前十一世紀到公元前六世紀，曆時五百多年。
關於詩三百篇的作者，古代學者作了許多考證，探尋出多篇作品的作者姓名。這些成果，有的被大家所公認，有的卻不那麼讓人信服。因《詩經》中大部分作品為民歌，是經過長期流傳，不斷加工而成的，作者雖有個人，但大多是群體，他們的名字是不會流傳下來的。即使那些文人、官吏或貴族的作品，有的在詩中也說明了作者的姓名，如《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凶”、《巷伯》“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大雅·崧高》“吉甫作誦，其詩孔碩”，作者的名字“家父”、“寺人”、“吉甫”我們知道了，但他們的身份、生平卻淹沒在曆史長河中。能確知作者的隻有《鄘風·載馳》等極少數篇章。我們在閱讀這些詩作時，如能分析出作品大約出於哪個階層、哪個時代就可以增進對其內容的了解。
這些流傳前後約五百年的詩歌，又產生在如此廣闊的地區，是如何收集和編輯起來的呢？對這個問題，曆來眾說紛紜，歸納起來，一是采詩說，一是獻詩說。據說“采詩”是上古時代的一種製度，到周代還有采詩官，他們稱“行人”、“遒人”或“軒車使者”，專門負責到民間采集民歌民謠，然後上報朝廷，目的是便於朝廷了解民情，以便察看朝政的正誤得失。獻詩說在《國語·周語》中有記載：“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目的也是“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這些選擇來的詩經過篩選整理，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編定成書。
曆史上還有“孔子刪詩”說，《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以此來看，詩的編定工作是由孔子完成的。對此，古人就提出懷疑。據《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劄到魯國觀周禮，魯國樂師為他演奏了十五國風和雅、頌各部分樂歌，其編排順序與流傳至今的《詩經》大體相同，而那年孔子才八歲，怎麼能作刪詩工作呢？《論語·子罕》中記載了孔子的一段話：“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看來孔子曾為三百篇作過正樂，即糾正曲調錯誤的工作。這是可能的。總之，《詩經》是經過很多人長時間的收集整理加工而成書的，非一人一時之功。
這些遠古時代留下來的詩篇，千姿百態，內容非常豐富，它如同一幅幅生動的畫卷，真實地描繪出兩千五百多年前那漫長曆史時期各階層人們的生活狀況以及社會麵貌。
在那個時代，周王朝及各諸侯國的統治者相互攻伐，對民眾橫征暴斂，民眾生活艱辛困苦，《詩經》中很多篇章對這些普通民眾的生活作了詳細的記錄。最典型的要數《豳風·七月》，它生動具體地記述了勞動者一年四季的生活，從春到冬，不停勞作，耕種收割，采桑摘茶，養蠶紡織，砍柴打獵，鑿冰釀酒，築場蓋屋，周而複始，沒有一刻閑暇。統治者享受著他們的勞動成果，過著優裕的日子，而勞動者卻住破屋吃瓜菜，“無衣無褐”，二者形成鮮明對照。在《魏風·伐檀》中，指斥統治者不耕不稼，不狩不獵，卻糧滿倉獸滿院。在《魏風·碩鼠》中，把統治者比喻成貪吃的大老鼠，喂肥了自己，卻不顧百姓死活，因而百姓發誓要離開他們，到那沒有碩鼠的理想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