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是剛性需求
卷首語
作者：孫婧
腐敗的最可怕之處在於，它能瓦解一個國家的效率。因為腐敗這種非產出性的尋租行為，與產出性活動爭奪資源，形成資源的扭曲性分配，造成稀缺資源的低效率與不公正分配，公共資源浪費、流失。
轉型中國，雖說挑戰多多，但旨在深層淨化各類環境的反腐，卻更顯緊迫和關鍵。兩個月來，高層就反腐高頻發聲。去年11月15日，剛剛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發表講話：“黨內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幹部中發生的貪汙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全黨必須覺醒起來。”隨後又有了“打鐵還需自身硬”、“有腐必反”、“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反腐宣言，可謂抓住了問題的“七寸”。
民眾期待轉化成廣泛的社會監督，“房叔”、“房妹”曝光於公眾麵前，海南貧困縣官員大吃大喝被停職，這些案例擺出了這樣一個現實：腐敗正危及社會穩定，引發資源和資本配置不當，妨礙中國在提升繁榮與福祉總體水平方麵取得進步。
貪官多房產隻是表麵現象，但腐敗會傷害轉型中的中國。為使經濟增長能夠持續，中國必須改變增長模式，依賴內需而非外需，依賴消費而非投資，這使得以啟動內需為目標的改革成為今日中國的剛性需求。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8％，2012年GDP已經接近527）-億元人民幣，人均GDP 39000元，人均6000美元左右。但按世界銀行2010年的分類標準，人均國民總收入（GNI）在3976到12275美元者為上中等收入國家，中國僅上海、北京等少數地方能踩到上中等收入的上限，而江西、寧夏等省份還達不到3976美元的下限。即使人均收入翻番，也隻是接近中等收入國家的上限。
經測算，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時間是12年6個月。中國麵前也有這樣一個機遇：從數量來說，到2020年中國要分別實現GDP、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翻一番；從結構上，中國2020年要實現農業現代化、新型工業化、城鎮化和信息化。
從數量上看，隻要沒有重大危機實現這些目標並不難。但從拉美漩渦到東亞泡沫再到中東北非危機，許多國家很早就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但遲遲未能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這些國家和地區遇到的無非是三個難題：內需不足；成本攀升、通貨膨脹；製度創新落後，市場化水平低。但歸根結底，這些國家都沒能解決腐敗帶來的國家效率低下，也無力推動製度創新和科技進步，消化不斷升高的成本。
在投資層麵，由於人力等各類成本的上升，各類外來投資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國家，而自身自主創新能力不夠，投資不足，拉動經濟能力減弱。在消費層麵，由於國民收入分配的種種問題，居民收入增長與國家發展不同步，消費拉動經濟作用不足。收入差距過大，貧富分化，不僅影響了公平，也影響效率和發展。應對成本上升，在各類成本較低時，僅僅靠擴大再生產就可以，但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後，必須從擴大再生產向要素效率的提高轉變，如果效率得不到提高，要素成本的上升就會轉到價格中，形成通貨膨脹。德國和美國也遇到過這樣的困境，但兩國通過提升效率與科技、體製創新，消化了不斷上升的成本。
這樣的路徑有可能被中國複製嗎？反腐至關重要。
在市場化水平較低時，資源總是掌握在政府手裏，越是重要的資源，就越不按效率指數而是按腐敗指數分配，結果造成了高腐敗低效率。腐敗的最可怕之處在於，它能瓦解一個國家的效率。因為腐敗這種非產出性的尋租行為，與產出性活動爭奪資源，形成資源的扭曲性分配，造成稀缺資源的低效率與不公正分配，公共資源浪費、流失。需要的得不到，得到的不能價值最大化。這樣的昂貴成本，是中等收入國家不能承受之重。
眼下的重點就是要通過製度創新來反腐敗，通過改革推動製度創新與國家和企業的科技創新，建設公平社會。就今天的中國現實而言，製度創新要比技術進步更重要，因為隻有製度創新了，其他改革才有好的發展環境，而技術進步則讓我們有新的領域可以開拓，使轉型擁有空間。
官員財產公示、杜絕官僚主義鋪張浪費、反特權，這些正在進行的適度改革，必然要啟動以“減少行政權力、製約政府權力”為目標的體製性變革，推動改革沒有退路地往前走。隻不過，小步要快走，不要行如蝸牛，讓大家等得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