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八十李澤厚：寂寞的先知
時代和它的李澤厚
《南方人物周刊》編輯部
據說，魯迅曾經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描摹包括自己這代人在內的四代知識分子，可惜最後沒有實現。而李澤厚曾經想寫一部思想史論，記錄中國近現代六代知識分子，研究每一代人的時代使命、道德責任、現實功能和其間的傳承、衝突等。在他的構想中，康有為（第一代）、魯迅（第二代）、毛澤東（第三代），可能是最為重要的三位。我們不得而知，他把自己歸為第幾代，對自己這代人的時代使命、道德責任、現實功能，又如何認識和踐行，因為這部思想史論最後並沒有按預想的麵目問世。
今天，李澤厚“過時”、“落伍”了沒有？他一度“盛極”，如今“而衰”了？這位曾獨領風騷的“青年導師”，是否已經完成了他的使命默然退場了？如果是這樣，他過的是什麼“時”、落的是什麼“伍”？如果並不是，他又仍在言說著什麼、傳遞著什麼？
先來看看他的“盛”：上世紀50年代，在“美學論爭”中，李澤厚尚未“而立”，已成一家之言；70、80年代，蟄伏了20年的他一氣拿出《批判哲學的批判》（1979）、《中國思想史論》（近代1979、古代1985、現代1987）、《美的曆程》（1981）、《華夏美學》（1988）、《美學四講》（1989），一時洛陽紙貴，成了一代青年的偶像。有人這樣概括：在80年代，鄧麗君是愛情的啟蒙老師，李澤厚是思想的啟蒙老師。雖然他也同時受到老年學者、青年學者的兩麵夾擊，一責之以自由，一責之以保守。
彼時的“文化熱”名副其實。“從北京到上海，從官方到民間，從研究生、大學生到老學者、老教授，統統出場。各種講習班、研討會此起彼落。九十餘高齡已被人完全遺忘了的梁漱溟先生重登學術講壇，再次宣講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學，仍然強調儒家孔孟將是整個世界文明的走向”。更熱的其實是改革時局之心——然而，“熱情有餘，理性不足”，欲速不達。
斷點出現在了20年前。1992年，李澤厚離開中國，遊走美國。偶然的政治局勢，聯手必然的經濟潮流，結果到90年代，“大陸學術時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王國維、陳寅恪、吳宓被抬上天，陳獨秀、胡適、魯迅則‘退居二線’”。李澤厚曾總結說，最近二三十年中國社會有過四熱：美學熱、文化熱、國學熱、西學熱。如果我們作一粗疏劃分，前兩熱可以歸屬思想，關心現實；後兩者大致偏重學問，旁觀時局。而他以那種哲學性視角、提綱式寫作，自然是將“被淡出”的思想家。更為重要的則是，無論思想、學術，大眾根本已是冷眼相看，現在，經濟收入、物質生活才是主流了。文化英雄，於此絕跡。
身在異域，異常寂寞。不說別的，每天的飲食也讓人生出思鄉之情。到比較大的超級市場買菜時，李澤厚總喜歡去看看有沒有“中國白菜”。在威斯康星、密歇根、斯瓦斯摩、圖賓根、科羅拉多等學校轉了一圈，他最後定居於科州小鎮博爾德。美國“沒什麼人知道我”。所以，當家鄉的一位年輕人突然打來電話請求他作序時，對鄉音“極感親切”的他竟沒能按慣例拒絕。
好在每年還是能回國一次，短則一個月，長則半年，見見朋友看看書，打聽打聽學界的八卦消息、自己著作的銷售情況，去舊書店看看有沒有被人拿出來“拋售”。幸好並沒有，於是欣欣然。
用他的話說，在他的思考中，“盡管不一定都直接說出，但實際占據核心地位的，大概是所謂‘轉換性創造’的問題。這也就是，有關中國如何能走出一條自己的現代化道路的問題……”就像當年有人批評他“跑到美國去找民主”，他心下想的卻是：今天我不又回來了麼？而且以後我還要回來的。北京的民主、中國的民主比美國的民主，畢竟對我更為重要。
他和劉再複合著的《告別革命》，主張“要改良不要革命”，提出中國現代化的“四順序”：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而其前提則是“社會穩定”和“生態環境”。
今天，李澤厚的許多思想，或者已成為“常識”而為大眾習焉不察；或者仍被視為“異見”而無法流行；或者引發“又是這一套”的不耐煩；或者直接被更多不關心的大眾忽略。這和他說得對不對無關，也許他隻是錯過了這個時代的人的興奮點，又或者，是時代辜負了他。他曾想請朋友刻一枚“上世紀中國人”的印章，“加印在書的封麵上，以驗明正身：這確是落後國家過時人物的作品，決非當代英豪們‘與國際接軌’的高玄妙著”。
但他實在是中國屈指可數的原創型思想家，既熟知西學，又與本土資源、精神有內在聯係。十數本著作數十個概念，幾乎可以自成係統，囊括人一生所要麵對的問題：如何認識，如何審美，如何安身立命。
他，不再被模仿；但，仍未被超越。
如今，八十之壽，再次回首人生，他還想對我們說些什麼？
寂寞思想者
衛毅
李澤厚習慣在下午三點後接待來訪的客人。有了足夠的休息，他會更有精力應答。他20多歲開始失眠，現在每天都要吃安眠藥，“一共吃過11種，知道每種藥的藥性。”
他喜歡別人提新問題，喜歡說沒說過的話。一些問題拋過去，他會說：“這個問題我已經說過。”從夏天到冬天再到夏天，我們有過好幾次長談。
冬天的一次談話，屋裏暖氣充足，但李澤厚穿得很厚，毛衣毛褲，再加羽絨馬甲。他已年老，怕冷。到2010年6月13日，他將年滿80。他在北京翠花胡同的居所隱於繁華的王府井街市之後。他每年都從美國回來，住上一段時間。從他家的窗口望出去能看到景山、天安門、美術館。“你看，我坐在這兒，就能看到美術館裏有什麼展覽。”李澤厚坐在書房裏，拿著望遠鏡說。雪後北京萬物蕭瑟，但仍微微泛著午後的光澤。
50多平米的屋子頗具令人賞心悅目的整飭之美。李澤厚說，這都是太太的功勞。李太太說她很少進李的書房，也不看書房裏的書，“他寫什麼，我都知道了”。
書架上有個相框，貼著“超女”、蔣雯麗、章子怡諸位明星的照片。2005年回國，李澤厚還看了“超女”的比賽。他喜歡周筆暢，問：“她現在怎麼樣？”
書房裏的書已經不多，大多已送給嶽麓書院，一部分送給別人，少部分帶到美國，但有套《清史稿》很顯眼。李澤厚祖上姓王，“李”為賜姓，高祖父曾是江南水師提督，在《清史稿》有傳。李澤厚說，“相當於現在的艦隊司令之類，我不大重視。跟我兒子沒講過，弟弟、妹妹也都是這幾年才知道的。毛澤東時代這是不能講的。”
李澤厚給我看他父親李叔陶的一幅字，是讓他臨習毛筆字用的。這麼多年他保存著許多長輩之物。他深愛著自己的家庭，那是決定他一生經曆的起點。
小康陷入困頓，師範考到北大
父親寫這幅字時35歲，三年後他就去世了，這時李澤厚12歲。“祖父有很多錢很多地，到我父親就什麼都沒了。他是郵局高級職員，自己奮鬥，一個月有兩百多銀元。我保留著一個賬本，我們家花錢很大方，到月底沒剩什麼錢。我很小就吃過巧克力、烤鴨什麼的。父親一死，什麼都沒了。”
他由此看清諸多勢利眼。他喜歡魯迅，因為對後者一些相似經曆（魯迅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麵目）感同身受。“這樣對自己也有好處，對世界的看法比較理性，世態炎涼，人情冷暖。”
母親靠做農村小學教師，勉強送李澤厚和弟弟上學。有人對她說，等你兒子長大了，你就可以享福了。她回答，隻問耕耘，不求收獲。
幾年之後，母親也去世了。讓李澤厚愧疚悔恨的是，當時他不在母親身邊，等他趕過去，母親已經入土了。“到現在都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事，過去好多年了還是那麼地痛。”他進入了最困苦的時刻，失學失業。他說，決定了他一生性格的就是那個時期。
由於貧困，李澤厚雖然考上湖南最好的高中（湖南省立一中，朱鎔基的母校），去的卻是湖南第一師範（毛澤東的母校），因為師範免交學費，且有補助。他還成了馬克思主義者，偷偷閱讀相關書籍，並冒死送過信。由於和聯絡人失去聯係，最後不了了之。“我接觸馬克思主義是自己選擇的。當時國民黨的書店各種各樣的書都有。”
師範學校規定，畢業後需當兩年小學老師才給文憑，許多同班同學就此當了一輩子老師。李澤厚卻考上了北大哲學係。當時他自然科學的成績更為突出，許多人為他沒有考理工科感到奇怪。這一選擇大抵是因為他在12歲時遭遇的精神危機：那次他因想到人終有一死惶惑不已，廢書曠課數日，“想著為什麼而活。”
因為買不起火車票，他一度想去賣血，但身體不行，最後去北大報到遲了一個月。在北大，李澤厚從來不買牙膏，用鹽刷牙，每個月三塊錢的補助攢下來資助正在上中學、父母雙亡的堂妹。他也買不起筆記本，隻能買活頁紙。見到別人吃個煎雞蛋，就羨慕得不得了。而且他還患上了肺結核。這讓他減少了活動時間，卻意外地增加了讀書及寫作的時間。
當時全國各大學哲學係都撤了，集中到北大。但那些哲學名師，像馮友蘭等都在當“運動員”。李澤厚隻好整天在圖書館看書自學。“我認為導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時間、書籍和不斷從方法上總結經驗教訓。”
北大哲學係老師任繼愈給了他一些照顧，成了他多年後唯一保持聯係的老師。任先生去世時，李澤厚為錯過之前一次探望機會深感遺感。當時他在美國接受我越洋電話采訪時說了句：“和國內聯係的一條線斷了。”
地震棚裏寫完康德述評
從北大畢業後，李澤厚進入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當時叫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證編號是：哲字01號。他隨即參與了美學大討論——“美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論戰對手是已經聲名顯赫的朱光潛、蔡儀等人。
“我反對美在自然、與人無關的論點；也反對將美等同美感，隻與人的心理活動、社會意識相關的論點。我主張用馬克思‘自然的人化’觀點來解釋美的問題，認為人類的實踐才是美的根源，內在自然的人化是美感的根源。”這是李澤厚的觀點。
此次論爭使他名聲大振，開創了中國美學的一大派別：實踐美學，此時他才20多歲。在他之後，以如此年紀在學術界確立地位的事幾乎再未發生。50年代，他發表了兩篇長文。“當時是千字15塊錢，兩篇加起來剛好一千元。一篇發在《哲學研究》，一篇發在《曆史研究》。”
成名並沒有馬上給他帶來好處，既沒提薪提級，也沒分配住房，還是擠三人共住的集體宿舍。後來結了婚，“當了愛人20多年家屬”（住在愛人單位的宿舍，愛人是煤炭文工團舞蹈演員）。
但他的經濟狀況大為改善，有一個很短的時期，對錢有一種報複心理，收到稿費就花，以至於有個朋友說他“揮金如土”。
因為年紀和名氣“不成比例”，他去一些地方演講，剛一走上講台，下麵就響起一陣“好年輕啊”的竊語。有一次講完散場，人都快走空了，還有四個女生在那裏發呆。等他走過去，她們卻一下散了，就像突然醒來一樣。這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李澤厚嶄露頭角不久，來自福建南安的少年劉再複考入了廈門大學中文係。“當時李澤厚已經是年輕美學專家了，我在大學裏就讀他的書，沒想到後來亦師亦友，更沒想到曆史把我們都拋到了落基山下。”從美國去香港特區任客座教授的劉再複說。
“反右”來臨之時，李澤厚正在敦煌考察壁畫，躲過一劫。
他們這些人，最好的時光都在下放勞動（他經曆了兩次下放、兩次“四清”），就像當時《人民日報》一篇社論的標題：《哲學工作者到農村去滾一身泥巴》。1958年大躍進時，整天都是在幹體力活，有時還要搞“夜戰”。淩晨兩三點起來，走到地裏，鋪上一張油布，睡到天亮就起來幹活。這令李澤厚哭笑不得。他常常感歎，他最好的20年就這樣過去了。所以“文革”中，他經常上午開批鬥會、學習會，下午一個人到地壇公園去散步，想些願意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