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晏子說：“陛下，頭三年我治理東阿，認真負責，懲治腐敗，發展生產。那些做了錯事的人，我懲罰他們，那些想賄賂我的人，我拒絕他們，我按照法律嚴格辦事，合法的就嘉獎，不合法的就處罰，正因為如此，得罪了很多人，他們買通朝廷裏的官員，串通起來說我壞話，謠言傳到您耳邊，於是您認為我辜負了期望，要懲罰我。”
晏子又說：“後三年我再次回到東阿，改變了方法。不懲罰那些壞人，不督促那些懶人，隨便他們想怎樣就怎樣；大小案件我都不處理，地方豪強們非常高興，對達官貴族我也巴結討好，所有官員們也都很喜歡我。所以朝廷上下都誇獎我，您也認為我治理有功。”
“我頭三年秉公辦事，得罪了許多壞人，造福於老百姓，您真正應該獎勵我才是；我後三年玩忽職守，和壞人們沆瀣一氣，您才應該處罰我。”
齊景公這才明白過來，認為晏子是真正的人才，從此重用他。
晏子不愧是有魄力、有耐心的政治家，他通過兩個三年的不同治理，用最現實的反差告訴齊景公、乃至我們後世之人：清官難做，貪官橫行。
自古以來，雖說“官場黑暗”，但明朝之前的社會畢竟能夠給人以活路，官員們的衣食住行有國家俸祿的保障，貪汙腐敗尚未發展到嚴重之極。可自明朝以來，官員們的收入都不能保證基本生活，斷絕了人們道德的最後底線，“劣幣驅逐良幣”，逼迫所有人都走向了腐化墮落。所謂“天下烏鴉一般黑”，明朝中期以後，整個中國社會都浸染在這種風氣下，反而成為人們眼中的“常態”，乃至於出了個清廉的海瑞，竟代表著“絕無僅有”，成為明王朝的“模範標兵”——當某種現象被政府宣揚鼓勵時，恰恰說明這種現象的稀缺。
海瑞雖然一生坎坷，家境窘困，但畢竟他受到了政府的嘉獎，名留青史，被百姓們稱頌，好歹也是一種安慰吧。更多的清廉之士可就沒有海瑞這麼幸運了，很多時候，他們一生遭受打擊，被整個官場排擠，最後也未能被世人所記住。
《明史》中有一位叫秦紘的官員，已經沒有多少人還記得他：
明英宗時期，二十六歲的秦紘考中進士，授為南京禦史。按理說秦紘年輕得誌，好好在官場裏摸爬滾打，應該是“前途無量”。可這位“憤青”想必是完全遵照聖賢書上的規則，耿直正派，眼裏容不得沙子，遇見不公正的事情就要出手，管他是同僚上司，還是皇親貴族，一律得罪光了，乃至於政治上屢遭打擊：
景泰二年，秦紘上書朝廷，彈劾太監收羅江南特產，擾亂百姓，受到王公貴族忌恨，被貶為湖廣驛丞；
天順元年，秦紘擔任雄縣知縣，太監杜堅在雄縣殘暴橫行，擾亂百姓，秦紘命人把太監捉住打了一頓，惹惱了明英宗，於是將秦紘下獄；
成化十三年，秦紘任山西巡撫，彈劾鎮國將軍奇澗，奇澗是皇親貴族，明憲宗為照顧皇親的麵子，於是又把秦紘逮捕入獄，查抄他的家產；
弘治二年，秦紘擔任兩廣總督，抓捕當地殘暴的安遠侯柳景，下罪論死。柳景也是皇親，反誣告秦紘，於是明孝宗下詔逮捕秦紘，並解往京城，親自審理此案，結果柳景所告全無證據，但皇帝為了照顧麵子，仍給秦紘罷官處分。其餘大臣聯名保奏，請留秦紘，但皇帝卻不準秦紘在北京做官。
正德五年，太監劉瑾亂政，秦紘又因剛直不阿，得罪了劉瑾。劉瑾大怒，派人抄家。
秦紘是一位清官，正直不屈，當成為後世的榜樣。隻是，清官似乎並沒有好報，曆經英宗、憲宗、孝宗、武宗四朝，這位正直的大臣屢次被貶斥、抄家，和海瑞一樣，他希望以一人之力，對抗整個朝廷，結果可想而知。
尤其令人感歎的，和海瑞一樣，秦紘同樣“清”得家徒四壁，明史稱“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家裏窮得連妻子兒女吃飯都吃不飽，俸祿之低，薪水之少，清官們不僅要承擔官場上隨時可能的風險，還要麵對全家老小經濟困窘的壓力，實非常人所能忍受。明憲宗派太監去抄他家時，隻抄到幾件破舊衣服，什麼都沒有，拿著向朝廷奏報，憲宗皇帝感慨地說：“秦紘做了巡撫這樣的高官，家裏竟貧窮到這個樣子呀！”清官清到如此地步，實在讓人寒心。
正因為明朝工資低，俸祿薄，脫離現實狀況，一味要求人們“存天理，滅人欲”，宣揚各種假大空的所謂“崇高理想”，導致社會朝反方向發展，人們跌出了道德的底線，在發現信仰不過是一紙空文後，心靈徹底淪喪。
是做一個堅守信仰卻貧困潦倒的清官，還是做一個欺上瞞下卻衣食富足的昏官？大多數的文人士大夫們，丟棄了曾經苦讀十年的聖賢理念，在無奈的現實下，選擇了後者。而隻要接受了官場的“潛規則”，或許就再也退不出來，在這汙濁的泥潭中越走越深……